——史式教授有關帝制問題訪談錄
著名史學家、今已85歲高齡的史式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探討中華文化、批判皇帝制度、重寫中華古史的工作。2004年4月重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史式談史叢書》之一《皇帝是個什么東西》一書，2004年臺灣《歷史月刊》（總203期）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皇帝是個什么東西》，2005年12月韓國出版了他的《皇帝是個什么東西》一書的韓
確實漏掉了一個楚王朝
記者問（以下簡稱問）：史老，您是如何發現這個錯誤的？您認為這是無心的失誤，還是有人存心偽造歷史？
史式教授答（以下簡稱答）：我是在撰寫《中國帝制兩千年——是非功過從頭說》一書時發現這個錯誤的。我認為：這不可能是無心的失誤，只能是存心偽造歷史。
問：您能否用最簡單的辦法來證實這個錯誤確實存在，大家相信了這一點，就會發生探討的興趣。
答：完全可以。請各位讀者順手翻一翻手頭所有的《中國歷史紀年表》，是任何一部歷史書的附表也行，是語文工具書（包括大陸的《辭海》與臺灣的《大辭典》等等）的附表也行，請看一看，其中秦、漢兩代斷限的年代是哪一年？是不是公元前206年？如果是的，那就說明，秦漢兩代是銜接的，在此以前，是秦朝；從這一年開始，是漢朝。中間并沒有楚王朝。可是歷史事實并非如此。在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嬰向打著楚的旗幟的抗秦聯軍投降，秦亡。而在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丞相趙高已經召集百官公開宣布，秦帝國戰敗之后，六國復國，帝國朝廷已不存在，皇帝制度從此廢除，秦國還是恢復為秦王國，所立之王子嬰稱為秦王，不稱三世皇帝。從此以后，直到公元前202年末，這5年中中國沒有皇帝，也就是說，秦王朝的皇帝制度并沒有延續下來，而是中斷了。
問：劉邦登基做皇帝（成為漢高祖）是哪一年？
答：是公元前202年之末。
問：《中國歷史紀年表》上將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這5年稱之為漢高祖元年至5年，看來您不同意？
答：當然不同意。因為這不是事實。歷史事實是：公元前202年末，在項羽敗死之后，劉邦才敢登位稱帝。
問：劉邦稱帝的真實時間是公元前202年，《中國歷史紀年表》卻寫成公元前206年，提前了4年，您認為這是偽造歷史？
答：肯定是偽造歷史。中國人對于紀年的工作比較認真，即使有人偶然記錯了，哪怕只記錯了幾天，當時不發現，后代也會發現。至于記錯了4年，而且讓它一直錯了兩千多年，不被發現，不被糾正，這樣的事，確也非常少見。還需要說明的是，在戰亂時期，起義隊伍所建立的這個楚王朝，不見得會有一座巍峨的大廈，他們先在盱眙，后在彭城所建立的王廷，也許只有幾間茅屋，極為簡陋，只不過是建立一個機構，以資號召而已。
究竟是誰在偽造歷史
問：問題是什么人在偽造歷史？他們為什么要偽造歷史？
答：回答這個問題，話要說得稍遠一點。可以從陳勝在大澤鄉起義說起。當時秦帝國的暴政幾乎把天下人都壓迫到窒息的程度。不論是六國貴族，還是普天下的平頭百姓，農工商賈、戍卒刑徒、還包括千千萬萬舍死忘生為丈夫萬里送寒衣的孟姜女們，經過陳勝的振臂一呼，大家群起響應，揭竿斬木，奮起反抗，在中華大地上，立刻點燃了抗秦的熊熊烈火。大家萬眾一心，犧牲奮斗，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從商鞅變法以后經過百余年銳意經營的金城湯池般的秦帝國巍峨的大廈終于土崩瓦解，轟然倒坍。從大澤鄉起義算起，不過兩年多的時間，這一場大仗就打完了，勝利是輝煌的。秦帝國垮臺了，皇帝制度廢止了，老百姓“除秦苛制”的目標是達到了。往后應該由各路起義軍（包括六國貴族與草莽英雄）共同協商，組織一個聯邦政府，與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這是一條前途光明的求治之路。走這一條路的基礎是有的。從整體形勢來說，當時的楚人是長期抗秦的主力軍，所以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最早在大澤鄉起義的陳勝是楚人，陳勝犧牲以后繼起的領袖項梁是楚人，項梁犧牲以后其侄項羽又成為領導諸侯軍隊與秦軍主力決戰一舉破敵的青年統帥。
滅秦之后，諸侯擁戴他成為聯邦政府的盟主也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的實力最強，他的戰功最大，當時很難找到一位比他更為適合的盟主。從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這3年抗秦之戰打得明明白白，大家目標一致，行動一致，不到3年，這個仗就打完了，勝利也取得了，但是后來楚漢相爭的5年卻打得糊里糊涂。楚漢相爭的誰是誰非，鄧之誠先生說得好：“項羽既為盟主，于是親出勘亂，疲于奔命。”（《中華二千年史》卷一頁43）。也就是說，項羽是為了維護一種聯邦的新秩序而戰，是為了保衛和平而戰，所以打仗打得很辛苦，不斷地消耗自己的實力。劉邦是為制造糾紛而戰，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戰，他四處挑撥，興風作浪，坐山觀虎斗，他的仗就打得輕松。項羽最后是失敗了，是劉邦利用韓信、英布、彭越等人圍攻使得他四面楚歌，兵敗垓下。這位青年統帥項羽之敗，不敗于軍事，不敗于政治，而敗于劉邦的背信棄義、陰謀詭計。
在項羽敗死之后，劉邦終于露出了真面目，復辟了帝制。他為了達到個人渾水摸魚的卑劣目的，一再制造混亂，挑起戰爭，結果造成老百姓的傷亡人數至少在百萬以上，比抗秦之戰雙方傷亡的總人數還要多，結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劉邦坐上了漢高祖的寶座。經過4年的惡戰，各路諸侯打得精疲力盡，民窮財盡。國家窮得連皇宮里都找不出4匹毛色一樣的駕車的馬來。到這時候，劉邦登上帝位。大家要想反對他，連起來反對的氣力都沒有了。要是在前幾年，誰敢說再想當皇帝，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到了5年內戰打下來，國力耗盡，民力耗盡，一時之間，什么事都做不成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秦未滅六國之前，以趙國一國之力抗擊匈奴，就能對付，匈奴并未成為重大的威脅；但在中原8年大戰打完之后，劉邦親領重兵去抗擊匈奴，都不是匈奴的對手，只好屈辱求和，這不是明顯的對比么！
偽造了歷史劉邦就能冒功
問：看來，偽造歷史的人是劉邦及其子孫、部下與漢王朝的御用文人，那么他們偽造歷史的目的想必就是貪天功為己有了？
答：是的，他們在史書上抹掉楚王朝的名稱，首先就是為了冒功。因為抗秦，亡秦，楚人的功勞最大。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也。劉邦想以他自己于公元前206年從秦王子嬰手中接受政權作為歷史發展的主線，來一筆抹殺至少是淡化楚王朝和許多楚人的功勞。
問：劉邦在公元前206年從秦王子嬰手中接受了秦王國的政權，那件事算不算他的功勞？他是以什么身份去接受投降的？
答：那時候的劉邦只是楚王朝楚懷王部下的一員將領，是從楚懷王那里接受任務，向西略地。正是因為項羽作為聯軍統帥抗擊了秦軍主力，他才得以乘虛西進。他在楚軍各將領中的地位并不高，是作為楚王朝領導下的各路諸侯抗秦聯軍的先遣隊伍進入咸陽的。能夠乘虛奪取咸陽，算是他的一件功勞，但他并不是抗秦聯軍的負責人，更不是楚王朝的負責人。他當時只是作為抗秦聯軍先遣隊伍的將領劉邦去受子嬰之降，而不是作為漢王劉邦，更不是什么漢王朝皇帝劉邦去受降的。所以他進入咸陽接受子嬰投降之后，封鎖宮室府庫，還軍霸上，等待抗秦聯軍兵到，再作處理（劉邦本人無權處理）。在當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后會封漢王，當然更不會想到會當漢王朝皇帝的事。把當時的劉邦和子嬰辦理投降受降的交接作為秦、漢兩個朝代的交接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事。當時的子嬰只代表秦王國（戰國七雄之一）而不能代表秦王朝，當時的劉邦只是楚王朝所屬聯軍中的一員將領，漢王國、漢王朝都是還沒有出現的事。《中國歷史紀年表》上說這一年是西漢高祖元年是欺人之談，是把世界上還沒有發生的事先寫在史書上。
問：楚懷王在發兵攻秦的時候，曾經與諸將相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這是怎么回事？
答：這是當時楚懷王對部下將領的一種鼓勵，說是楚軍中的各個將領，誰能帶兵先攻入咸陽（關中地區）的，以后就讓他在那里封王（當地方政府的首領）。楚懷王既然有了這么一句話，劉邦是最先襲取咸陽的，就認為以后楚王朝有把咸陽這塊地區封給自己的可能。但是后來項羽不認這個帳，把關中地區封給了秦的降將章邯，司馬欣等人，這也成為項羽與劉邦結怨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帝制是一輪還是兩輪
問：您所說的中國的帝制是一輪還是兩輪是什么含義，是不是指皇帝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一次還是兩次？
答：正是這個意思。如果皇帝制度從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開始實行，中間沒有中斷，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為止，那么，中國的帝制只是實行了一輪。如果中間中斷過一次，那就是實行了兩輪。第一輪是從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開始，到秦王子嬰即位時宣布廢止，連頭帶尾只是15年。第二輪是從漢高祖劉邦登位（公元前202年）開始，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為止，一共二千余年。兩輪之間中斷的時間只有5年。由于有過一次中斷，這兩輪皇帝制度就可以區分為秦帝制與漢帝制。
問：有必要將兩者加以區分嗎？將兩者加以區分的意義何在？
答：我認為有此必要。因為秦帝制與漢帝制的內容既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比較而言，恐怕不同之處還更重要。兩者不是大同小異，而是大不相同。
問：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答：我想先談帝位繼承的問題。秦帝制規定，皇帝只能由秦王室贏姓男子擔任（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那是不能公開的秘密），因此，臣民中不可能產生覬覦帝位之心。漢帝制卻打破了這種限制，因為劉邦自己就是個流氓地痞，什么條件都沒有。他能通過陰謀詭計奪得帝位，就鼓勵了后世所有的野心家都來搶當皇帝，成為國家致亂之由。（歷史上的女皇帝武則天得到承認，說明男女老幼都可以做皇帝）人人都能當皇帝，這事看起來似乎很公平，實際上是治國者完全不負責任。因為公平競爭總得有個秩序，有個程序，只靠暴力競爭，一窩蜂地亂搶，那就全無公平之可言。中華民族很重理性，早在戰國時期就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久為外國學者所推重。但是他們對于我們歷史上那種野蠻的搶皇帝的行為，實在難以理解。如果有外國學者來問我們：“你們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時間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你們離‘大同’還有多遠？”如果他再問我們：“中華文化不是熱愛和平的文化么，對外的戰爭暫且不說，2000多年來，你們內部的改朝換代總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無數。長期以來，就是一治一亂，不能長治久安，這又是為什么？”追本溯源，這正是漢帝制留給我們的后遺癥，是劉邦不擇手段搶皇帝留給我們的后遺癥。
一個是強迫，一個是強迫加欺騙
問：秦帝制全面推行只有幾年時間就徹底失敗了，漢帝制則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多年，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推行的手段上作一些比較，找出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
答：你說得很對。從二者推行手段之不同來加以比較，正是找出二者不同之處的突破口。秦帝制是純粹作為政治任務來推行的，秦吏執行政令非常嚴格，說辦就辦，老百姓接受不了，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反抗的怒火一旦點燃，迅速燎原，秦帝制本身就在大火中燒成灰燼了。后來的漢帝制接受了這個教訓，利用儒家學說協助推行帝制，把政治與倫理，政治與教育綁在一起，緩緩推行，推行起來就容易得多。如果把話說得簡單一點，直率一點，就可以說：秦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單純的強迫，漢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強迫加欺騙。二者的目的是一樣的，就是如何統治老百姓，壓榨老百姓，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手段。我認為：秦帝制主要來源于西戎文化、游牧文化，它排斥中華文化，拒絕與儒家合作，公開推行暴政，從商鞅變法開始，秦這個邊疆民族運用法家理論治國，推行了100多年，把老百姓當軍隊管理，老百姓雖然負擔奇重，卻也收到了發展農業生產與“強兵”的實效。秦滅六國，把這個制度強迫推向中原，推向長期由中華文化覆蓋的地方，立刻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一種制度不可能在與自己民族歷史文化不同的地區強迫推行，如果這樣做，是在玩火自焚。因此，秦帝制一旦在中原推行，就引起了爆炸，秦帝制推行十多年就失敗了，這很正常，它完全沒有延續下去的可能。漢帝制是在外來的皇帝制度與本土的中華文化、儒家文化之間尋求到一種相互妥協的辦法，變法家的統治為外儒內法，披仁政之外衣辦暴政之實事，磕磕碰碰地拖了兩千多年。
劉邦竊取反秦果實復辟帝制
問：對于“漢承秦制”一語，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回答。如果僅僅是問漢代的治國方法從秦代學到了哪些東西，那么，把1975年12月在湖北云夢城西睡虎地所發現的秦簡1000余支的內容和過去發現的許多漢簡的相關內容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個大概，可以作出有根有據的回答。如果不是談具體內容，而是評論其精神，則可以說，是劉邦對反秦大業的背叛。
問：請說說您的具體看法。
答：從大澤鄉起義開始，到處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國貴族還是平頭百姓，大家都不是學者，當時都不會考慮到在秦制中有什么可取之處，可資借鑒之處，在受盡了秦制的迫害之后，都會發出“除秦苛制”的怒吼。劉邦初入咸陽，也對關中父老作出“除秦苛制”的承諾。說起秦制，人人切齒，誰還會去繼承它。過去秦人對六國制度文書是一把火燒光，劉邦初入咸陽，蕭何能夠耐心地收集秦的圖籍，已經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只是作為參考，實在沒有繼承秦制的必要。因為秦制以嚴酷出名，自是損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戰，大家萬眾一心，旨在滅秦。所以迅速取得勝利。但是見過咸陽宮廷的劉邦已經做起了皇帝夢。滅秦之后，劉邦衡量當時的局勢，自己一無實力，二無條件，暫時不可能與盟主項羽公開敵對，只有接受分封，以后從內部進行破壞，才可能有出頭之日。這時他的根本態度，已經從反秦轉為反楚。這與天下人的愿望是對立的。以后5年，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反楚，使出渾身解數，挑撥離間，又打又拉，從內部瓦解楚王朝陣營，圍攻盟主項羽，一定要置之于死地。當時有許多人上了他的當，看不清反秦還是反楚這個大方向，只去計較個人之間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著他跑。結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如果在抗秦聯軍滅秦之際，秦還在實行皇帝制度，聯軍是在接受秦軍投降的時候連這個制度一起接受下來，暫時實行，以待整改，猶有可說。但是歷史事實并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經廢除了這個制度，從此徹底拋棄，中國已經5年沒有皇帝，皇帝迷劉邦卻宣布帝制復辟，重新登位，這是劉邦對起義的背叛，對抗秦大業的背叛，對楚王朝的背叛，對所有楚人的背叛，對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問：您認為，劉邦復辟帝制這件事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答：不是必然的，因為項羽對人寬厚，多次放過劉邦，讓他死里逃生。如果項羽稍微厲害一點，他也就人頭落地了。在鴻門宴上，項羽完全可以對他問成死罪，你不過是個先遣隊伍的將領、前衛司令官，為什么在進了函谷關之后，閉關拒守，不讓聯軍大軍進關，這不是叛變是什么！劉邦在戰場上也多次負傷，被打死的機會也不少。
問：如果劉邦死了，還會有別的野心家來復辟帝制么？
答：很難說，估計不會有。因為野心家歷代都有，但是像劉邦那樣老奸巨滑的野心家井不多。如果當時不出劉邦這種人，或者他在打仗時打死了，那中國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國都沒有皇帝，為什么中國必須出皇帝？外國也有君主，也出現過專制，獨裁現象，但是他們的特權都沒有中國的皇帝那么大。外國的emperor或king都與中國的皇帝不同，在他們之上，有神權或教權，在他們之下，有民權。在商量國家大事的時候，神權（教權）、君權、民權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決定也就比較慎重。中華民族是個宗教觀念比較淡薄的民族，到了戰國時代，比較成熟的宗教還未產生， 民間學者在政治理想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學說，有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說法。如果正常發展下去，民權逐步抬頭，君權逐漸讓步，可能會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現，秦國引進“西戎之法”，建立皇帝制度，上面一刀砍斷神權，下面盡力壓制民權，放任君權瘋狂擴張，出現了畸形的一人專制制度，而又強行推行于中原地區，于是引爆了天下人與秦帝國的大沖突。秦人把外來的皇帝制度強加給文化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肯定是一種失策，但是他們已經沒有改正錯誤的機會了，只能是付出亡國滅族的代價。秦帝制帶給中國人的損害確實不小，在十多年中間，老百姓被屠殺的被拖死的至少是幾百萬人，消滅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是焚書坑儒）使得中華文化中多年積累的精神財富大量損失，可謂創巨痛深。但是只要從此告一段落，不再繼續作惡，這個損失也還是有限的。秦國滅亡以后，秦人失敗以后，確也沒有任何反復，一切都成了歷史陳跡，只希望這個殘暴的皇帝制度不要卷土重來。
問：如果劉邦復辟帝制沒有成功，帝制能不能再產生？當時的中國會出現什么局面？
答：我想，如果劉邦敗死，中國也就不會再出現帝制。有可能出現由楚王朝領導的諸侯聯邦政府。中國在3000多年前能夠出現周王朝領導的諸侯聯邦政府，為什么在2000多年前不能出現楚王朝領導的聯邦政府呢？周王朝興起時，其面積人口還趕不上戰國晚期的楚國。在戰國晚期，中華文化發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齊魯文化與三晉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來。在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與人的和諧，道家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兩種和諧成為整個中華文化的底色。當時的楚國版圖很大，民族眾多，南方的苗蠻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較早的地區，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帶頭發展生產，提高文化，全國各地就會平衡發展，不會出現后來漢唐各代重北輕南的現象，特別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遠在秦漢之前，他們已經揚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東至復活節島，南至新西蘭，西至東非的馬達加斯加，都有他們的后裔居住。如果在兩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帶頭向海外發展，我們很快地就會成為海洋大國。秦秋時期，吳、越等國向海外發展，并未受到周王朝的壓制；到了秦漢時期，旱鴨子大王朝才限制海濱居民不得隨便出海。戰國晚期的楚國沒有及時崛起，卻讓殘暴的秦國一度橫行，令人深感遺憾。總之，劉邦復辟成功，對于本不適用于中華大地的皇帝制度進行修修補補，讓它帶病延年，拖了兩千多年，這才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秦帝制損害有限，漢帝制遺患無窮
問：看來，您是認為漢帝制所造成的損害要比秦帝制大得多。
答：正是這樣。如果秦亡以后，沒有一個來自楚王朝陣營內部的叛徒劉邦利用自己的特殊條件進行帝制復辟又僥幸成功，則中華大地上，以后就不可能再出現皇帝這種怪物了。那么，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將按照自己內部的發展規律，逐漸從北方向南方發展，逐漸從大陸向海洋發展。在政治制度上，可能出現一個聯邦政府，實現一種在文化上大一統（以儒道等家學說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在政治上相對寬松（由具有不同民族成分，不同風俗習慣的各個邦、各個國既高度自治，又緊密團結）的制度。漢帝制的出現，雖是一個偶然，但卻給中國人帶來了嚴重的災難。超過秦帝制的百倍、千倍、萬倍。我們不妨冷靜地分析一下，秦帝制給我們帶來的傷害究竟有多么大，到了今天，誰還記得秦始皇給我們說了什么，李斯給我們說了什么！他們給我們造成的災難早已遠去了，淡化了，記憶也模糊了。但是漢帝制所帶給我們的傷害則歷歷在目。這兩千多年來大大小小幾十次帝位爭奪戰打得尸骨如山，打得血流成河，打得瘡痍滿目，打得民窮財盡，使得二十四史成為一部相砍書。使得中華民族從戰國時代那種很理性的民族竟然倒退為一個瘋狂的自相殘殺的野蠻民族，和平的日子少，戰亂的時候多，民族怎能進步，國家怎能富強？物質上的損失雖然已成過去，精神上的傷害還在繼續。我們今天一走進書店，就會看到許多“南面之術”、“馭人之方”、“帝王智慧”、“帝王謀略”等等。在這些書里，一整套利用人的權術仍在毒害我們的心靈。
皇帝制度絕對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
問：您認為皇帝制度究竟是不是中華文化的產物？
答：絕對不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自秦以來的皇帝制度則是“帝制之行也，天下為私”，二者尖銳對立，沒有傳承的可能。探討皇帝制度，確實另有來源。當時的秦國一意窮兵黷武，以侵掠為能事，所以被中原各國視為“虎狼之秦”。秦用商鞅變法，重視耕、戰，用管理軍隊的辦法治理老百姓，一人犯法，幾家連坐，以嚴刑竣法保證新法的執行。我國老一輩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臺灣著名史學家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都作了提示，告訴我們秦制頗采“西戎”之法。也就是說，帝制的基本框架不是來自中華文化（農業文化），而是來自西戎文化（游牧文化）。秦王朝對中華文化深惡痛絕的態度，也可以反證皇帝制度絕非來自中華文化。對于傳播中華文化的人――知識分子，他們用一個字來對付，那就是殺！對于傳播中華文化的工具――詩書、他們也用一個字來對付，那就是燒！即所謂“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并非秦王朝一時的政策，而是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根本態度。中華文化與皇帝制度的對比
問：雖然皇帝制度并非中華文化的產物，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最近的兩千多年，中華文化和皇帝制度處于一種共生狀態，兩者的關系既說不清又道不明。您能不能用最簡單扼要的語言說明這二者的不同之處？
答：可以，請一閱這張對照表：
中華文化 皇帝制度
天下為公 天下為私
世界大同 萬世一系
以民為本 以君為本
民貴君輕 民賤君尊
選賢舉能 政出私門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國 以嚴刑峻法治國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時候，純用強迫的手段；后世各個專制王朝在推行漢帝制的時候，是兼用強迫與欺騙的雙重手段。正因為二者之間的關系既說不清又道不明，他們才好進行欺騙。因此，雖然說不清，我們還是要想辦法說清，雖然道不明，我們還是要想辦法道明，這樣才能讓廣大的學者、讀者不受他們的欺騙，才能使皇帝制度陰險毒辣的欺騙手段大白于天下。問：反對中華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臺了，后來的漢武帝推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給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確實是失敗了，但是皇帝制度卻延續下來了，這樣，漢的暴政又建立起來了。漢武帝寧愿“獨尊儒術”，而不準許“百家爭鳴”，這是一種陰謀。真理，是在爭鳴中，討論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讓爭鳴，只把儒家一家的學說教給學生，進行宣傳，那他們就很容易進行審查，進行控制，凡對專制王朝不利的內容都可以予以刪除。這種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學者作為自己手中的玩物。
問：這是不是只對專制王朝有利，而對儒家學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漢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總要好得多，有限度的開放總比絕對封殺好得多。你雖然不能討論，至少可以進行學習，可以進行宣傳，使儒家學說中的精華能夠傳承下來。
朱元璋為何仇恨孟子
問：在儒家學者宣傳“民貴君輕”這些學說的時候，是不是會與專制帝王發生磨擦？
答：肯定會發生。從漢武帝開始，專制帝王和儒家學者之間實際上是達成了一種妥協。就是帝王不反對儒學，學者不反對皇權。其實儒學和皇權是根本對立的事物，不可能長期和平共處，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還會常常發生磨擦，在妥協中，專制帝王得到實惠，保有特權，儒生得到虛名，受到尊重，全國到處建起了文廟、夫子廟。每逢節日，萬世師表的孔子，還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都可能享受冷豬頭的祭祀，看似頗為風光。但是這種尊重也極為有限。你不觸動我皇帝的特權，我就對你尊重，如果你觸動我的特權，那就別怪我對你不尊重了。儒家學者因觸怒皇帝而被殺頭的事，歷代有之。朱元璋讀《孟子》一書時，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處，不禁拍案大怒，惡狠狠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這個老家伙要是活在現在，他一定跑不了！）身為流氓無嚴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對于知識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種本能的仇視心理，時時刻刻想殺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刪書，把《孟子》中他所不滿的地方一律刪除，幾乎刪了一小半，這些地方正是儒家學說的仁政思想，精華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刪之處，一律還原。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想，要說，一不注意就難免要議論朝政。朱元璋最痛恨這一點，他公開向各級學校（包括國子監）頒布禁令：“一切軍民利病，工農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讀書人）不可建言（不可上書言事，也就是不許提意見）。”他還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凡寫文章，“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許知識分子談論當代問題。
問：在專制帝王和儒家學者達成了一種妥協之后，是不是可以說他們已經合作了？
答：可以這么說，但是說得不全面。應該說，他們有時候是在合作，有時候又在互相牽制、掣肘，或者說他們又“團結”，又“斗爭”。皇帝對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由勸人盡孝發展為勸人盡忠，所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時，可以引用儒家經典加以勸止，皇帝只好接受。盡管是互相妥協，各讓一步。但是雙方很難打個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風，筆桿子總是敵不過槍桿子。皇帝修養好一點的，可以從諫如流，贏得一個圣君的美名，進諫者也可以獲得敢諫的美譽，得到雙贏的結果。如果皇帝輸不起了，翻臉不認人了，進諫者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之說肯定不對
問：對于五四運動時的“打倒孔家店”之說，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運動時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正確的，例如反對二十一條，拒簽巴黎和約；例如內懲國賊，外爭國權；例如提倡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等等，豐功偉績，永載史冊。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對。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世界上不論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國家、小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這都不容任意拋棄，事實上也拋棄不了。如果因為自己國家民族一時的落后，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罪于自己的傳統文化，歸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這是找錯了對象。當時反對孔夫子，是說他做了專制帝王的幫兇。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學者與專制帝王之間既有互相妥協、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牽制、掣肘甚至斗爭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時候，儒家學者也是弱勢的一方。我們豈能放縱強勢的一方而只苛責弱勢的一方。請想一想歷史上重要的儒家學者文天祥與方孝儒的事跡。文天祥殉國時的衣帶詔上寫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說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學者，他為了保持民族氣節與侵略者抗爭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對統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統”、“偏統”等問題深有研究，他反對朱棣搶班奪權而造成數十萬軍民流血犧牲，拒不為暴君草詔。對于這些為國為民慷慨犧牲的志士仁人，我們難道能說他們是專制帝王的幫兇！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皇帝制度出現的時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們怎能在批判專制帝王罪惡的時候，把責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頭上，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學。
認真剖析一下皇帝制度
問：皇帝制度我們已經沿襲了兩千多年，廢除這個制度，至今還不到100年。在有皇帝的時代，皇帝神圣無比，誰也不敢對他說三道四。但在走向民主之時，為了消除皇帝制度遺留下來的許多后遺癥，我們是否可以對皇帝進行一次認真的剖析？
答：不錯，我認為的確有此必要。
問：皇帝這個名稱是如何產生的？
答：“皇帝” 名稱是秦始皇自己取的。古時候人間的領袖只稱王，天上的神才稱帝。秦始皇自稱皇帝，是說自己的功勞超過三皇五帝（一些傳說中的古圣先賢），已經成為一個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圣無比，權力無邊。
問：我們能不能說，皇帝制度是一種最壞的統治制度？
答：可以這樣說。這種皇權無限膨脹，皇權高于一切的皇帝制度，有如一部沒有剎車裝置的車子，危險之至。這種車子在歷史上已經翻過數次了。世界上某些王國，他們的教權、神權影響還在，由于科學的發展，又已逐漸出現民權，互相制約，就有不少緩沖的余地，不致一旦造成天下大亂。
問：對于歷史上的一些暴君，過去我們只譴責他們個人，似乎沒有找到根源，是不是應該一直追究到放縱暴君胡作非為的皇帝制度上去？
答：應該如此。歷代的御用史官一再吹噓，除少數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老百姓也被皇帝頭上的光環嚇得不敢仰視，更不要說是說長道短了。但是歷史上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早就看出了皇帝的本質，例如東晉時代的鮑敬言早就提出“古者無君，勝于今世”（古時候沒有皇帝，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比現在好多了）。皇帝都是在“強者凌弱，智者詐愚”，“聚斂以奪民財”，“嚴刑以為坑穽”，都是迫害老百姓的。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先進的思想家目睹明清易代，在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之所以造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并非只是某些皇帝個人的過錯，而是由不近人情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專制帝制所造成的。也就是說：帝制是萬惡之源。作為專制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必然是獨夫、民賊、土匪、強盜。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專制皇帝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因為秦以前三代的國君之產生，多少還有一點推舉的意味在內。自秦以后改稱皇帝，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也就是大規模地掠奪而來，皇帝不是盜賊又是什么？比較而言，皇帝實在不如盜賊。盜賊搶人殺人，總還多少有一點負罪感，覺得自己是在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對于屠戮、壓榨、奴役老百姓，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泰然自若。這樣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來越驕橫，任意妄為，無拘無束，無法無天。老百姓經過長期重壓，逆來順受，也養成了一種奴性，謹小慎微，畏首畏尾，只圖茍安，不思進取。如此互相影響，惡性循環，兩千多年來我們愚昧、貧窮、落后的真正根源，正在于此。在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上行不通
問：皇帝制度在建立與推行的過程中，有哪些理論根據和實踐經驗？
答：皇帝制度既是荒唐的（說不出任何理論根據），又是虛假的（說不出任何實踐經驗）。試想：秦王朝公開宣稱萬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這能找得出什么理論根據！有些民族，有些國家，對于自己的創世建國還能說得出一番美麗的神話。皇帝制度是怎么來的，連一番鬼話也說不出。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個規劃，我們總得問一問它的可行性如何？能實踐么？皇帝制度實際上是行不通，作不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據說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簡），看不完不休息。從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著一條原則，即國事必須由皇帝處理。《康熙朝東華錄》卷九十一中說：“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于人，則斷不可行”。試問：天下事無大小，都要由皇帝一個人來處理，這能行么？歷代在位的皇帝年齡有大有小，身體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強有弱，怎么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處理。而且皇帝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無論多么聰明、能干、健壯、勤奮的人也辦不到，也辦不好。要皇帝統管天下之事，這個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腳，實際上也做不到。可見，康熙所說的“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不過是大話欺人而已。
皇帝制度是孳生小人的溫床
問：皇帝制度規定“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事實上又辦不到，這樣是否就會造成大權旁落，落入小人之手？
答：正是這樣。皇帝制度其實是孳生小人的溫床。皇帝的工作做不完，累了怎么辦，病了怎么辦？那就只好交給身邊的人代勞。如果交給宰相，有關官員，那還不算大權旁落。最糟糕的是讓大權落入太監、后妃之手。這些人生活于深宮之中，不知民情，不懂政事，一旦手握大權，不出亂子才怪！我們常說，權力招致腐敗。皇帝擁有最大的特權，卻沒有任何人管得了他，因此能產生最大的腐敗。小人總希望依附特權，皇帝正是他們依附的對象，小人并非只指太監，后妃，一切依附權力謀取私利的都是小人，在皇帝精明，大臣持重，國家大局穩定的時候，小人不過是城狐社鼠，小魚翻不起大浪。如果皇帝糊涂，寵信小人，小人上下串聯，內外勾結，沆瀣一氣，結黨營私，民不聊生，民變蜂起，國家就會大亂，王朝就會垮臺。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聰明，皇帝很傻。其實皇帝真傻的少，裝傻的多。他們需要利用小人的時候，可以裝傻；利用過了，為了收買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時候，其聰明就表露無遺了。例如“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從小進入宮廷，擅長互相傾軋。她總是盡量利用小人來誅鋤異己，等到目的已達同時民怨沸騰之時，又在恰當的時候翻臉，對小人加上罪名一一處死，以平民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于是歡欣鼓舞，認為君王圣明，小人該死。周興、來俊臣這一班酷吏，都是讓她這樣一一收拾了的。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時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時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時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話說到底，真正受愚弄的還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成王敗寇一語揭開歷史真相
問：對于“成王敗寇”一語，您有何看法？
答：我們當然不贊成只依成敗論英雄，因為這就忽視了當時許多起重要作用的客觀因素。但是“成王敗寇”一語確也揭開了歷史的真相。即“王”與“寇”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同是一個人，他成功了就是皇帝，失敗了就是盜賊。這也和明末思想家唐甄的說法“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是一致的。帝王不過是成功了的盜賊，與沒有成功的盜賊原是一路貨色，不論成功與否，從本質上說，原無區別。這個做皇帝，本應該有一套治國的本領才行。要求打天下的武夫來治國，實在是強人所難，是活受罪！在皇帝制度之下，一片大好江山，不能交給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卻由一群不學無術的武夫奪來奪去，誰奪得了江山，誰就粉墨登場當皇帝。這種制度真是荒唐到了極點，我們居然在這種制度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想起來實在讓人覺得汗顏無地！在皇帝制度產生之前，在戰國時代，我們的諸子百家確實都在講求治國之道，為此而百家爭鳴，不論是在經濟方面，文化方面，可以看得出歷史是在有序的前進。自從出現了皇帝制度，特別是劉邦登上了帝位之后，形勢一變，歷史變成了無序的亂動。在中華大地上，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奮斗目標就是奪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盡人間富貴，子孫后代永為帝王。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治一亂，治亂相間，難以持續向前發展。所有在治世積累起來的一切財富，一到亂世，摧毀殆盡，以后又從頭做起。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其禍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歷代的戰亂主要是由野心家爭奪帝位所造成的。為了奪取帝位，許多流氓、盜匪、野心家什么陰謀詭計都想得出來，什么下流無恥、殘忍惡毒的事都做得出來。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陰暗的部分，許多有關的記載令人不忍卒讀，讀了之后在心里所留下的陰影也會長期揮之不去。
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問：皇帝制度給中國人帶來了兩千多年的禍害，使得中國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停滯，倒退，但是對于皇帝家族又帶來了什么好處，是否請您談一談對這方面的情況？
答：皇帝制度在中華大地上盤踞了兩千多年，給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但它也并沒有給皇帝本人和他的家族帶來什么好處。非常遺憾，我們略加探討，就會發現：皇帝的日子也并不好過。皇族的命運也很悲哀。由于皇帝寶座誘惑力太大，沒有爭到的想爭，已經爭到的想保，這個寶座永遠都在許多貪婪的眼光注視之下，也就等于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從表面上看，皇帝一人至高無上；實際上，圍繞著皇帝轉圈子的宮內宮外各種勢力，包括親王、宗室、母后、皇后、嬪妃、太監、權臣、藩鎮等等無時不在爭權奪利，覬覦帝位，你退我進，此長彼消，上下串聯，內外勾結，可以說是連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有時候，皇帝圣躬獨斷，對別人的生殺予奪，決定只在頃刻之間；有時候，大權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為傀儡，生殺由人。天下大亂之時，戰場上自然是殺人如麻，尸橫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老百姓雖然窮困，總算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
至于帝王之家，公開的互相殘殺雖已終止，暗地的互相殘殺隨即開始。自秦漢以來大大小小二百多個皇帝，已知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還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為永遠解不開的歷史之謎。真正壽終正寢，平靜地離開人世的，只是少數。他們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歲左右。總的說來，皇帝難免聲色犬馬，所以總以短命的居多。老百姓犯了罪，一般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只有涉及皇帝寶座的事（謀反、大逆）才會株連他人。皇帝一族則不然，一人出事，舉族牽連。在改朝換代之際，后來的皇帝搜殺前朝的皇族常常捕風捉影，濫殺無辜，為追殺一人不惜屠城屠村。從外表看來，皇宮里面住的是一家人，實際上，皇族內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互相傾軋，互相謀害，同床異夢，骨肉相殘，隨時可以變生肘腋，禍起蕭墻。
開國之君在爭天下時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繼位之君生于警衛森嚴的深宮之中，危險也并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謀害，有的一生下來就失掉了母親，因為某些王朝有嬪妃生子即殺其母的冷酷規定（為防日后外戚爭權）。皇帝的候選人在互相傾軋中生，互相傾軋中長，互相傾軋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傾軋中被拉下馬來。一人出事，牽連一片。皇族的內訌，也會從小規模的內爭演變為天下大亂，舉國騷然。皇帝制度本來就是個荒唐的制度：皇帝征服了整個國家，把全國的老百姓關在一個大監獄里；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監獄（皇宮）里，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過的是一種自戕式的窮奢極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煉丹，夢想長生不老，結果壽命比普通人還要短，常常因服仙丹而喪命。他搜括天下的財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騰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最終并沒有給自己帶來幸福，卻給老百姓帶來說不盡的災難，真正是既害人又害己。歷來羨慕權力，貪圖富貴，成天做著皇帝夢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強盜、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只希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能過太平日子，哪里會有什么做皇帝的夢想。
一些有識之士對于皇帝制度更是深惡痛絕，早就提出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名言，告誡大家切不可去做皇帝夢！皇族內部的有識之士也都深深厭惡那種爭奪帝位的殘酷斗爭，他們寧肯放棄這種機會，披發入山，或削發為僧，去過寧靜的老百姓生活。他們有的成為詩人，有的成為書畫家，成了學有專長的正直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有好幾個皇帝在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時仰天長嘆：“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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