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道德的結構與功能也應該實現轉型。但現實是，我們的道德理論和道德建設的方式都未能及時實現這種轉型。時下，道德與社會生活之間尚存在著很大的隔離感，這樣一來，道德便難以發揮其規范和指導民眾生活與實踐的作用及功能。
現代民眾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顯。民眾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們有自己的經濟生活、職業生活、休閑娛樂、社交等，這種民眾日常生活具有個體性、私人性、民間性、公共性。因此，社會的倫理道德必須尊重這種民眾生活的特性和權利，創建適應這種日常生活、體現現代意識并與民眾生活實踐緊密相聯系的道德體系。道德并不只是體現在一些政治原則的大道理中，而更多的是體現在民眾日常的實際生活中。道德作為一種實踐理性，其作用與功能就在于對民眾的日常生活有所指導。換句話說，它的真理性與合理性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強化。道德真理并不總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則，而是充滿著樸素性的生活真理和為人之道。道德來源于民眾鮮活的生活實踐中，道德的形成，不是自上而下的單純論證和教化，而是民眾在實踐中通過互動、協商、契約、履行而逐步形成的。離開了民眾的生活實踐，道德將會成為無源之水，將會枯竭和衰亡。一種道德如果已經和民眾的生活實踐沒有關聯，那必將成為一種偽善。
因此，我們在道德建設中，必須樹立道德要面向民眾日常生活的觀念，要從民眾的現實生活實踐中，建設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新的生活倫理，道德只有源于日常生活并能指導日常生活才能使其自身煥發生機和活力。當然這并不是要排斥政治制度倫理和日常生活倫理，但一定要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以政治制度倫理指導民眾生活倫理，以民眾生活倫理影響政治制度倫理。政治制度倫理如果脫離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那將難以發揮其作用。此外，民眾日常生活倫理也應接受國家政治制度倫理的規約和價值引導。
從歷史的經驗看，我國儒家道德之所以能在傳統社會發揮那么大的作用，而且至今還在發揮其潛在的道德作用，就是因為它把社會政治制度層面的價值導向和民眾的日常生活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傳統道德之所以被那么多人所信奉與實踐，就在于它與民眾的生活實踐有緊密的聯系，國家政治倫理原則恰恰是從這種家族社會的日常生活規范中提升出來的，因此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比如，“三綱五常”雖是封建社會統治者所提倡的道德規范，卻也為民眾所忠誠踐履。這與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高度契合的社會結構有關。傳統社會的道德理論與道德建設方式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儒家道德本來就是基于人倫親情的一種非常日常化、人倫日用性的道德，是民眾日常生活方式的概括表達。如果去研讀一下儒家的“三禮”中的某些篇章，就會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道德要求是多么具體鮮活，而不像我們現在那樣只是幾條干巴巴的教條。比如古代的孝道總是首先表現在對父母的“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的日常生活禮儀和生活起居關懷的具體實踐中。韓國電視劇中，兒媳婦在公公下班回家時，站在家里房門口恭恭敬敬迎接的鏡頭，反映出他們對傳統不僅是在理論上而且是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真正繼承下來了。實際上他們這些做法不都是繼承我們儒家文化的傳統嗎？這難道對我們沒有啟示嗎？
另外，傳統社會在道德建設上，除了觀念倡導、社會與學校教化、家庭教育外，還通過制度強化、鄉規民約、宗族訓導、日常生活規范、習俗傳統等把道德全面生活化，并使道德在生活化中得以強化。至今還在韓國等國實行的成年禮、笈禮等不就是我們古人的冠禮嗎？這對培養孩子的成人意識和責任感顯然是有益的。清明時節上墳，必然強化人們的家族意識和孝祖孝親的意識。不久前，寧波在文化廟會上讓小孩子穿上漢服，舉行所謂“開筆禮”，有的人認為這是“作秀”，確實也可能有一點“作秀”的成分，但如果把它日常生活化而不是表演化、節日化，那么對于形成尊師重教的良好社會風氣也不無裨益。
實踐證明，道德區別于其他精神文化的特點就在于它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因此這要求我們的道德建設，必須注意在實踐中重視養成教育，不光是講大道理，而是要堅持知行合一。道德只有在生活實踐中被反復強化，才可能最終形成并發揮作用。比如我們過去長期堅持的讓青少年到了清明時節去掃烈士墓，這有助于培養孩子的崇高感、報恩意識，當然我們過去的詮釋主要是要孩子緬懷先烈。還有前些年某些學校讓孩子回家替爸爸媽媽洗一次腳，也引起了爭論，在我看來，這種重視實踐體驗的養成教育對于道德教育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總之，道德面向并貼近生活，面向并貼近民眾，面向并貼近實踐，是我國當代道德建設的真正突破口。道德要來源于日常生活并指導日常生活，這才是道德建設的真正出路。
（肖群忠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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