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曾經煥發過多少人性的光輝,但不可否認的是,見義勇為卻是日漸闕如,而“見死不救”卻是經常悲憤我們的心靈：車禍現場有見死不救，醫院之內有見死不救，無辜者被毆有見死不救……每當因“見死不救”導致生命隕落的事件被媒體報道后，我們都難免要為人情的冷漠而痛心疾首，都要作出道德的譴責和反思，然而，“見死不救”依然橫亙在中華大地，不知有多少條鮮活的生命因為它而不幸消失，也不知有多少條生命還將為此付出代價。
總要有人為“見死不救”付出代價。我們對其不能止于道德的譴責，對于一些人來說，道德的因子已經蕩然無存。再強大的譴責于他又有何意義？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說過這么一句話：“見他人陷入險境，自己有責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觀，這種見死不救的麻木和冷漠既是社會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法律的遺憾。”法律豈能對“見死不救”無能為力？
有人擔心“見死不救”會引發道德與法律的混亂。自然，法律的應歸于法律，道德的應歸于道德。但當道德的譴責對于“見死不救”已經無能為力的時候，法律必須介入。生命是最可寶貴的，面對生命的無因消失，我們首先要保障的是生命權。人活下來了，才能談其它。其實，“見死不救”入罪，不是法律將手伸到了道德的界限，而是體現了一種價值導向。見義勇為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倫理，每一個公民都應自覺遵守。“見死不救”入罪，實質上是幫助道德歸位，法律的作用是保障，就是從法律的角度來懲治人們的冷漠，從而形成人人見義勇為的法治氛圍。
2007年3月4日17時左右，年僅24歲的遼寧省大洼縣農民工劉明明，在暴風雪中遭遇車禍，造成多處骨折。同行者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向警察、120求救，卻屢遭冷遇。最終，劉明明命喪狂風暴雪之中。試想，當時只要有人相救，劉明明或可保存生命。我以為，對于一般人來說，在道德的譴責和自己的利益上，都會選擇后者。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建議，我國應專門制定“見義勇為法”。汪春蘭代表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就是讓一些見死能救而不救者付出更大代價，以更好地伸張社會正義。
讓“見死不救”入罪，是一種價值導向，是一種“道德偏差”。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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