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戎戎 來源:【搜狐娛樂】 添加日期:2007.05.25
《紅樓夢》與清代佛教
《紅樓夢》成書至今，“為何而做”一直是紅學家們研究的目標。清代學者王國維認為，《紅樓夢》談的是人生的“解脫”，諸“玉”都是“欲”的化身，在近代紅學的發韌之作《紅樓夢評論》中，他把《紅樓夢》當作叔本華哲學的形象化注解。
《紅樓夢》有幾個名字：《風月寶鑒》、《情僧錄》、《石頭記》，它們都來自佛學觀念。小說開頭的楔子中，石頭求二仙師將它攜入紅塵，去享受紅塵，“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這四句，在脂硯齋的評論中，被評論為“四句乃一部之總綱。”。而在空空道人將石上故事抄錄回來后，作者又寫了16個字“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這四句顯然脫自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紅樓夢學會副會長、《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的作者蔡義江認為，雖然不能因此說《紅樓夢》是一部‘色空’小說，卻可以明顯看出佛教‘色空’觀念對于作者的影響。” 而《紅樓夢》為何叫做《紅樓夢》，庚辰本第48回中，香菱夢中作詩說夢話，脂硯齋評論：“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并風月，亦從夢中所有，故《紅樓夢》也。”甲戊本第五回批語則說：“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爾。”
紅學中，原型研究貫穿始終。1989年，《紅樓夢學刊》第1輯中，紅學家王慶云在《賈寶玉形象探源》中提出，賈寶玉的形象是“脫胎佛太子”。他把《佛本行集經》中有關佛太子部分的通俗演義性寫本作為依據，將其塑造的佛太子形象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形象作出比較，得出了這個結論。在王慶云看來，賈寶玉的經歷和佛太子有14處相似之處：前身均不甘在上界安生，都欲脫胎轉世；都投胎在富貴人家；都曾處于女兒之中；都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中反對包辦；都看到了生、老、病、死而決意出家……等等，甚至結尾都不無相似：太子出家成道是前往雪山；程高本中，寶玉出家后，賈政遇到他也是消失在茫茫雪野里。王慶云因此認為：“……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都見脫胎的痕跡。……基本上是釋迦牟尼故事整個歷程的套用加創造。”
“佛太子說”在《紅樓夢》原型研究中只是一家之言，但另一個“原型說”卻流行了很長時間：寶玉是順治，黛玉是董鄂妃。清代的王夢阮是《紅樓夢》索隱派代表人物，他在《紅樓夢索隱提要》中提出：“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竟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情僧之說，有由來矣。”
“順治出家”一直是清史上的一個傳奇。《湯若望傳》中記載：“皇帝親手把他的頭發剃去，若沒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歷史上順治并未能真正出家，但他向往佛法是不爭的史實。《北游集》記載，順治17年春夏之間：“上曰：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今常到寺，見僧家窗明幾凈，輒低回不能去。朕與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覺風云聚散，沒甚關情人。若非皇太后一人掛念，可隨老和尚出家去。”但對于那些接近他的高僧來說，他們并不真正需要一個和尚，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有皇帝寶座的大護法。給順治剃發的是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得知道順治剃發后，玉林通琇急得要把行森燒死。
順治出家并沒有成功。但在整個清代的鼎盛時期，從順治到乾隆都一直提倡佛教，康熙尊崇佛教，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參拜佛寺。雍正崇佛達到空前的程度，自號圓明居士。所以在清代，佛教非常鼎盛。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統計：全國有79622所寺廟，僧共112992名。到了清末，全國僧尼有80萬人。
順治并非沒有其它信仰的選擇。天主教早在明代就來到中國。1644年11月，天主教徒湯若望于11月入主欽天監，順治非常尊重湯若望，稱呼為“瑪法”。但順治十四年，順治接觸了禪宗名僧憨璞性聰之后徹底信仰佛教。隨后玉林通琇等人到京在宮中講經說法。
一般人認為董鄂妃的去世是順治出家的誘因，但是《北游集》中順治吐露“可隨老和尚出家去”時，董鄂妃依然在世。學者陳垣就曾經質疑：“那時董鄂妃寵方盛，為何順治就要出家？”《北游集》中還有這樣的記載，順治對他親近的僧人傾訴：“朕極不幸，五歲時，先太宗早已晏駕，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極嬌養，無人教訓，坐此失學。”同時，順治寫了一首《贊僧詩》，詩中寫：“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
可巧的是，《紅樓夢》中，賈寶玉亦有相似之語。第四十七回中，寶玉對柳湘蓮抱怨說：“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兒作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雖說有錢，又不由我使。”而第25回，被馬道婆作法，寶玉睜開眼睛后說：“從今后，我可不在你家了。”或許順治并不是賈寶玉的原型，但顯然兩個人對自己“被富貴二字荼毒了”的感受，對自身處境的不滿是一樣的。
溫州師范學院歷史系的張承健教授在《〈紅樓夢〉與佛學》一書中認為：“一部《紅樓夢》，以賈寶玉出家了結，而賈寶玉的出家皈依，積極意義全在佛性和綱常的沖突。” 自周秦以來，宗法制度一直是中國式封建社會的特征，漢代儒家創造“三綱”之論，三綱五常成為維系封建制度的支柱。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
佛教傳入中國，是作為一種完整的哲學體系出現的，這個哲學體系對中國古代正統哲學產生了不小的沖擊。儒家哲學認為綱常秩序是“萬古不易之常”，而佛教認為，此岸世界不過是虛幻的假相，人身不過是“五藴”的暫時聚合，沒有萬古不易之常。所以幾次儒佛交非中，儒家首先抓住綱常問題來攻擊佛教：說佛教蔑棄綱常，不忠不孝，沙門不敬王者，僧徒離家違俗。《廣弘明集》里說，如果按照佛家行事，就會“門門出梟獍之徒，人人養豺狼之兒。”而朱熹則在《朱子語類》卷94中說：“釋氏只見得個皮殼，里面許多道理，他都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幻妄。”脂批第21回庚辰本批語說：“寶玉重情不重禮。”這個“禮”自然指的是君臣父子綱常。海外紅學家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指出，曹雪芹正是以此來表達他的反抗思想。
康熙和雍正崇佛，自然不是為了反對儒家的綱常。晚唐唐武宗會昌年間，發生了對佛教的毀滅性打擊。佛教徒稱為會昌法難。會昌法難之后，佛教和儒家事實上產生了一定的融合，佛教徒們對于綱常的回答是：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化隔而化通。
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發展后吸收了宿命論的成分，認為人的今世的際遇受到前世業力的影響，人所受的困難折磨是“消業”的過程。《紅樓夢》中，十二金釵的圖冊，甚至木石前盟的說法，都是“宿命論”的體現。
《紅樓夢》中，秦可卿死后，托夢中有“樹倒猢猻散”一語，畸芴叟批語：“樹倒猢猻散之語，今猶在耳，屈指35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秦可卿說：“榮辱自古周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這正是清代社會的寫照，佛家講諸行無常，清代社會是世局無常。明清交替是一場大動蕩，清朝建立后，上層貴族對勢力的爭奪也時時在進行。曹家的敗落就是上層政治斗爭的結果。曹家盛時：“母為圣祖保姆，二女皆為王妃，子颙嗣其職，颙又卒，令畈蠱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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