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25日12時2分 星辰在線 來源：新浪網
“企業社會責任”是近來人們議論的熱點話題之一，但在經濟學領域中，對于什么是社會責任、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以及承擔哪些責任仍然存在諸多爭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企業界對社會責任的認識與實踐。“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責任”是倫理學的重要關注對象，由此，基于經濟倫理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解析，也許可以使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合理性及其責任內容等問題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
對于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人們的觀點紛爭主要集中于社會責任與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之間的關系上。歸結起來，這些觀點大致可分為兩類：“獨立說”和“包含說”。“獨立說”認為企業除了需要承擔經濟、法律責任外，還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并認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是相互獨立的，三者之間是一種并列關系，是在企業責任總體框架下不同類別的責任。“包含說”則將社會責任視為企業對社會的綜合責任，其代表人物阿基·卡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在一定時期對企業提出的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從而將經濟等責任置于社會責任的總體框架之下。
長期以來，兩種觀點互相攻擊：“獨立說”認為“包含說”是對企業社會責任反對者的妥協，試圖在企業社會責任中裝入經濟責任的內容，以此博得企業社會責任反對者的支持或接受；“包含說”則指責“獨立說”不能完整地理解社會對企業的期望，將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對立起來。
筆者認為，社會責任的“獨立說”更能體現社會責任問題提出的初衷。但同時，筆者也認為兩種觀點并不存在本質沖突，如果拋開表面上的沖突去深入分析兩種理論，可以發現二者其實存在著某種共同之處：它們都認同在企業的經濟和法律責任之外，存在著另外一種責任。那么這另外一種責任究竟是什么性質的責任呢？根據經濟倫理學的觀點，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有三種機制影響規范著企業的行為，即市場機制、法律機制和道德機制。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上述兩種理論所指的經濟、法律責任之外的那種責任就是道德責任，這一點在“包含說”的觀點中已有所體現。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對外部加諸其道德期望的內部認知與自覺，其中涉及從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轉化。只有當社會對企業的道德預期轉化為企業的倫理目標或道德理想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而諸如為追求長期經濟利益被迫從事公益事業的行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責任表現。
企業社會責任的合理性
對企業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爭論所涉及的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合理性問題，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為代表的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認為企業的唯一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并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帶來很多危害。在他們的反對理由當中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只有“自然人”才有社會責任，而企業是“假想人”，并無責任可言。
要判斷將個人的道德責任觀點應用于企業是否合適，我們可先了解一下倫理學中是如何界定個人的責任來源的。倫理學認為責任的本質植根于人的二重性，即人既是一個個體的存在，又是一個社會的存在。這就決定了個人的任何言論和行為都會對他人或社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所以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是道德個體的內在需要，并且道德責任是蘊含在人的本質規定之中的。
企業是否具有道德主體地位呢？事實上，無論企業和自然人都是一種社會性存在。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必然要與外部和內部發生各種利益關系，而在這些關系中就內含著各種倫理關系。因此，企業必然同時也是具有獨立法人人格的倫理實體。此外，企業與個體行為的相似性也進一步確認了它的道德主體身份，這種相似性體現在：行動的目的性、行動的自愿性（表現為具有行動自由、能夠有所選擇）、認知上的故意性（了解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并對行為的備選方案進行權衡）。可以看出，雖然企業組織與自然人之間確實存在諸多差異，但將道德責任應用于企業組織仍有其合理性。近來出現的“企業公民”概念實際上就是對企業道德主體身份的一種確認和強化。如果確認了企業的道德主體身份，那么，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內生的，是企業的內在需要。綜上，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企業內生的，并不是社會對企業的道德苛求。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現有的研究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多數研究只提出了責任內容，沒有注意責任內容的動態性（如產品安全與職業健康在十年前受到的關注遠不及現在）；二是這些內容只能為企業提供一般意義上的參考和借鑒，對特定企業如何確定社會責任內容缺少指導，事實上，特定的社會問題與企業的關系是變化的，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所在的行業（如制造業與銀行業相比會更關注循環再生問題）。
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社會依賴三種媒介來維持：貨幣、權力和話語。蘊含在前兩者之中的理性是目的合理性，蘊含在第三種媒介中的理性是交往合理性。他認為對話與金錢和權力一樣重要，其作用在于使人們相互理解、起著社會整合的作用。對話倫理要求人們通過對話或論證來合理確定自身行為的目的。因此，在實踐中要確立實質性的社會責任內容，就不應依靠純粹的任意、延續的傳統或超人的權威，而是基于各利益相關方的對話。
社會對企業責任的期望和呼吁與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和承擔實際上就是一種對話，只是這種對話目前還停留在社會與整體企業之間。作為這一對話的結果，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會責任內容（如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等）已得到社會和企業的一致認可。相應地，要確定特定企業的責任內容，也必然依賴于特定企業與其具體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通過對話，企業可以明確自身特定行為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聯所在，并由此判斷企業對社會的影響方面及影響程度，進而確定企業應承擔的責任內容、承擔程度以及優先次序等。對話倫理要求企業不應預先主觀設定其社會責任內容，而應通過對話程序進行界定。這樣一來，社會責任內容也就必然會隨著環境以及各相關利益方的發展演變而表現出動態變化性，企業也必然要動態地認知和承擔其社會責任。（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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