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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公益事業，顧名思義就是謀求公眾利益的事業。佛教講因緣，認為所有眾生都是相依的因緣和合體，并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和“同體共生”的理念作為推展公益事業的依據。
大乘佛教主張菩薩行者要發“上弘下化，饒益眾生”的菩提愿，要有“祈愿眾生離苦海”的大悲心，同時還要有廣施歡喜法樂的方便行，以及三輪體空的般若智。這些精神理念，在佛教諸多經典中處處指陳，例如：《大乘起信論》云：“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諸福德，攝化眾生，不住涅槃。”《寶集經》云：“貧者給財，病者施藥，無護作護，無歸作歸，無依作依。”
佛陀所說增長功德福報的方法，都是有益于社會大眾的公共設施，因此可以說佛教的福田思想實乃發展公益事業的啟蒙。根據《佛說諸德福田經》載：“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為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就眾病；四者、作堅牢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為七事得梵天福。”
從經典所載，證明佛教重視公益福利，這種思想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推動得更為積極，舉凡設置藥品倉庫、施藥、植樹、鑿井等，無不本著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由全國百姓共同推動參與。
自古以來，佛教徒一直本著利他的精神，不遺余力地為社會人群奉獻，諸如植樹造林、墾荒辟田、鑿井施水、維護泉源、利濟行旅、筑橋鋪路、興建水利、設置浴場、興建公廁、建立涼亭、經營碾磑、急難救助、設佛圖戶、成立悲田基金，以及為了救濟貧民、災變所設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只戶、寺庫、無盡藏院等，不勝枚舉。
大乘佛教最初從印度傳到中國、越南、韓國、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當地社會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資生的布施與利眾的事業，協助當局解決民生問題。因此，若說佛教是推動公益事業的先驅，佛陀是開創公益事業的鼻祖，實不為過。
佛教自古以來的公益事業形態可分為下列四大項：
一、教育事業：兩千六百年前，佛陀率領弟子們至各處托缽來教導民眾，上至王宮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是佛教僧團教化的對象，此乃社區教育的開端；佛陀在行化各處時，隨時以四周的人、事、地、物來教導弟子們，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游學團；維摩居士時常到學堂、淫舍、酒肆、宮廷、官府等地開示妙諦，是乃分類教學的雛型；勝鬘夫人在宮中聚童說法，則為星期兒童學校的首創者；西元五世紀，帝日王所建的那爛陀大學，不但是當時最高學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學。
二、文化事業：佛陀入滅之后的三藏結集開啟了文化事業的序幕，佛教傳入各國所發展出來的譯經事業，豐富了各地的文化內涵；歷代祖師為三藏寶典所作的注疏解釋，促進了時人對佛教的了解；各個寺院以刻經、抄經、印經事業來流通佛法，更開啟了人類的智慧。此外，自古以來的名藍大寺不僅建筑宏偉，雕像莊嚴，庭園雅致，花木扶疏，并且設有畫坊、書坊，猶如文化的圣殿，令人流連忘返；地方道場所培訓的舞蹈團、戲曲團，在節慶時所作的各種表演，不但達到寓教于樂的效果，同時也刺激了當代文化藝術的成長。
三、福利事業：千百年來，佛教徒本諸佛陀的教誨，造橋、鋪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燈，更設立船坊、車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車、食宿、寄物等服務，利濟來往的行旅；開墾荒地成為良田，并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進農業的發展；植林種樹，兼筑堰濬河，對防治水災貢獻至鉅；開山采礦，以佐國用，且在國難方殷時，一面勸募軍費，一面安撫民心。佛教的借貸、唱衣及出納求利等辦法，對信眾而言，是一種應急的實惠；對僧團而言，得以累積弘法基金，不僅在當時印度的宗教界是一大突破，還是后世銀行業、保險業、典當業、拍賣業的先河。
四、慈善事業：佛世時，陀羅婆摩羅比丘“能廣勤率，施立齋講”，差摩比丘“瞻視病者，供給醫藥；四事供養，衣被飲食”，須夜摩比丘尼善于教化，使立檀會，辦具床座，守迦比丘尼“育養眾人，施與所乏”，給孤獨長者“門不安守，不拒逆諸行路乏糧者”，“于四城門、市中、家中廣行惠施”，此等皆為公益事業的先驅。
從印度瓶沙王和中國北魏以來佛圖戶的解放奴隸及免囚保護運動，智者、善導等高僧以威德感召獵戶、漁民、肉販自動轉業的懿行，到現代佛子們對保護動物組織及生權平等運動的積極投入；從梁武帝的孤獨園，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現代佛教界在養老育幼方面的各種設施；從阿育王的藥藏、齊文惠太子的六疾館、唐朝的養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現代佛寺創辦的醫院、診所；從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會，中國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無遮大會，北魏以來的僧只粟到現代佛教團體跨國越洲的救濟行動；從宋代以來的漏澤園、義冢到現代佛教組織的施棺、施龕，乃至安寧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濟了無數的眾生。此外，每逢戰亂，佛教寺院無不主動收容軍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侶也總是心懷悲愍，奔走救濟，盡施寺物，不以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為人撫慰傷痛，滌除悲苦。
隨著科技進步，物質日益豐盛，但是社會文化和人類精神生活卻越見低落。因此，在道德淪喪、暴力充斥之際，社會教化和凈化人心的公益事業日益重要。現今大部份的公益事業大多偏重于治標不治本，以救濟性質為主的社會服務。基于“救心”才能治本的理念，佛教除了推展救濟性質的公益事業外，更進一步，積極的扮演教化社會，凈化人心的角色。
國際佛光會歷年來不斷地舉辦“凈化人心七誡運動”、“三好運動”、““監獄三皈五戒”、“反煙毒運動”、“禪凈密三修法會”、“慈悲愛心列車”等活動，都是佛教發揮對社會人心教化功能的最佳例證。
慈善布施固然有益社會，但“社會教化”和“凈化人心”的公益事業更能跨越時空，廣利十方三世眾生。所以，《金剛經》強調弘揚四句偈功德勝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功德。因此，以教化社會人心為目標的公益事業才能真正為眾生謀求福利，圓滿“同體共生”的悲心。
［注釋］
是寂滅、滅度、無生的意思。《涅槃經》說：“滅諸煩惱，名為涅槃。”簡單地說，涅槃就是經過修行而滅除了貪欲、瞋恨、愚癡、無明、邪見、是非等煩惱以后，所獲得一個不生不死、物我兩忘、圓滿光明、自由自在的世界，也就是四圣諦中的滅諦，是學佛最終的目標。
謂可生福德之田。根據佛經所載，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德、功德，猶如農夫耕田能有收獲，故以田為喻，而佛、僧、父母、悲苦者，即稱為福田。依所布施、供養的對象不同，又有三種福田：悲田、恩田、敬田；以及佛、圣人、僧、和尚、阿闍梨、父、母、病苦為八種福田之說。
梵是清凈、離欲的意思。色界諸天離欲清凈，總名梵天。又通常所稱之梵天，大都指大梵天王，又稱梵王，名為尸棄或世主。印度古傳說中，為劫初時從光音天下生，造作萬物，與帝釋天同為佛教的護法神。
又名塔婆、浮圖、浮屠、佛塔，俗稱寶塔，是一種高聳的佛教建筑，它的概念和形制源于印度的窣堵坡。窣堵坡是供奉佛陀的舍利和遺物的建筑物，也是佛塔的一種。
一種利用水力產生動能以舂米、制粉的設備。中國人是以米食為主的民族，在工業未發達的時代，農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費時又費力。唐宋時，寺院開始附設碾米工廠，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磑的設置；臺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設置。由于寺院有碾磑設備，不但方便了寺院本身，也嘉惠當地的民眾，增加農業經濟的價值。
于北魏時由沙門統曇曜奏請文成帝所設置。這是藉著佛教的教化與督導，使叛亂重犯、俘虜和投降者身心有所寄托，此舉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時獄囚們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薰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達到凈化人心的效果，不僅消除了民怨，也解決了國家社會的經濟問題。此一制度，實際上也是一種奴隸的解放運動。
北魏年間，昭玄都統曇曜奏請文成帝在州鎮設立“僧只戶”的制度，即：每逢豐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為三千六百升)繳納僧曹公署(管轄寺院的總機關，如同現在的佛教總會)，以備饑荒時賑濟饑民之用；繳交谷子的民戶就稱為“僧只戶”，其所繳的谷子則稱為“僧只粟”。這些僧只粟儲存下來，若遇荒年，可供賑災之用，待豐收年時，再歸還寺院，平時則加以活用，作為資助平民之用。這是為救濟饑民而設立的制度，類似今日的農會、合作社的性質。
南北朝開始，寺院設以資貸財務，供人民周轉之需的金融機構。在《續高僧傳．僧稠傳》記載：“北齊文宣王，敕送金錢和衣服與僧稠，令在寺中置庫以納，使之供為寺中常費或其他。”在隋、唐、宋朝時期，此寺庫的設置仍繼續流傳。宋朝時曾改為“長生庫”，及至元朝則稱為“解典庫”，即是將百姓拿來質押的典當品，收集納之于寺庫，類似今日的“當鋪”。
與寺庫性質類似，為唐朝化度寺信行禪師所創設，其設置的目的有三：救濟貧民、社會經濟的流通、寺院中修道資糧的儲備。
設于那爛陀寺內，為印度的佛教大學，僧徒常達萬人，修學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聲明、醫方、術數等。
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設置十六種“無盡藏行”的制度，勸化信徒施舍錢糧，而由寺院庫藏，再布施或借貸給貧苦信徒。
由僧之唱和，分配亡僧三衣等物。又亡僧生前若負債，或為給付療養、喪葬等費用時，一般皆由維那預先評定遺物價格，集合僧眾而競售讓渡之，稱為估唱、提衣、估衣，或稱賣衣。
此風源自印度，據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二出納求利學處的記載，比丘為修補伽藍而接受無盡施物，然因佛陀曾禁止比丘轉售施物，遂將受施之物置于房庫中，后施主發現寺院未作修繕，即有所責難，比丘將此事稟告佛陀，佛陀遂指示：若為修補伽藍，可將無盡施物輾轉生利。
又作頻婆娑羅王，佛世時的摩揭陀國王，為西蘇納加王朝的第五世。
智者，即天臺智顗大師的德號。隋開皇十一年(五九一)，晉王楊廣從智顗受菩薩戒，賜智者德號。善導，唐代僧，號終南大師，謁見道綽，修學方等懺法，又聽講《觀無量壽經》。此后專事念佛，篤勤精苦，遂得念佛三昧，于定中親見凈土的莊嚴。
見《梁書》卷三“帝本紀”：“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加收養，賑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即福舍。為供應旅人及貧者所使用的宿舍。在印度各處皆有設置此種宿舍的風俗，以方便一般人使用。《大唐西域記》卷四<磔迦國>條載，此國已往多設有福舍，以供給貧匱者，或施藥品，或施食物等，令行旅無虞匱乏。又同卷<秣底補羅國恒河門>條載，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于此地澡濯，樂善諸王遂建立福舍，以供大眾之需。于印度境外的劫盤陀國亦有此類設置。此外，于《雜阿含經》卷三十六、《十誦律》卷十二等，則稱此類宿舍為福德舍。
阿育王時，有一比丘因病求藥而不得，王乃于國中四城門邊建藥藏之庫，施藥與一切生病比丘，中國則始建于東晉。
《南齊書》卷二十一<文惠太子>條：“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道，立六病館，以養窮民。”
收容貧苦殘疾、無所依靠之人。后世亦有泛稱養濟院為悲田院者。
即救濟院，專門收容老幼殘疾而無依靠之人。北宋嘉佑(一○五六——一○六三)之前，即于京師設立東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復增設南北福田院，以安頓一般老幼貧疾之人。據《舊唐書》及《唐會要》的記載，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的設立，亦為收容貧困者之用，宋代沿襲其例，改為福田院。
又作無遮大會、五年功德會、五年會。佛陀入滅后百年頃，阿育王始設此一期會，系由王者或諸侯群臣，每五年一回，以盛筵擴大布施僧眾的大集會。一度盛行于印度、西域等地，大會多行于春季，會集遠近諸僧，而行種種供養，會期最長達三個月。
宋代以前，僅有私人或官方出面義葬流民，并無制度化。宋以后，政府設置公共墳場，并予以制度化，由僧侶主持，稱為漏澤園，有其固定的管理辦法。但在兵災戰亂或疫癘流行時，無法發揮功能，所以某些州縣為了因應需求，另設有義冢，并請僧侶主持，如建炎二年，金兵南下，建康死者達十分之四，葉夢得乃召集華藏寺、能仁寺、保寧寺、清涼寺等僧侶，共筑義冢八所，掩埋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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