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daily.com.cn 發布時間: 2007-08-10 喻中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法學家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一書在中國學界引起了相當廣泛的關注。其中的一些格言式的論斷，比如“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早已頻繁地出現在法律學者與學生們的筆下和口中。在筆者看來，這本由4篇演講稿匯集而成的僅僅8萬字的著作，之所以在中國獲得了較大的影響，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它以極其精煉的語言，成功地揭示了西方文化（而不僅僅是西方法律）的一個本質特征：以宗教-法律為核心的文化形態，同時，它也揭示了西方人以宗教-法律為皈依的生活方式。在這本書中，伯爾曼先生一詠三嘆，以預言家和圣者的口吻，探析了西方宗教與西方法律的共通性，論證了法律離不開宗教、宗教也離不開法律這樣一些相互關聯的命題。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西方文化現在陷入的困境與危機，就是因為法律與宗教的截然兩分。至于“危中之機”，或者說西方文化的再生之途，則在于法律與宗教的融合。在伯爾曼先生的視界中，西方人左手拿的圣經，右手持的法典，無異于他們日常生活中須臾不可缺少的兩件物品；或者說，宗教與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兩條命根子。其實，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僅僅在“法律必須被信仰”這句話中，就已經蘊含了西方文化的兩個要素：被信仰的法律，以及支撐信仰的宗教。因為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式的情感，正如伯爾曼先生所言：“宗教則有助于給予社會它面對未來所需要的信仰；宗教向頹廢開戰。”（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中國學者通過《法律與宗教》，便捷地洞悉到了西方文化的內在奧秘。那么，與西方文化比肩而立的中國文化，它的本質特征又是什么呢？本文的回答是：藝術-倫理。與宗教-法律在西方社會所肩負的功能相類似，藝術-倫理作為中國文化的兩種核心要素，它們也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兩個方面的指引。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關于藝術的最精粹的表達出自于道家，特別是莊子，當然也包括后來的由佛道融合而成的禪宗。從本質上看，道家哲學就是中國的藝術哲學，正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所言：“當莊子從觀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謂道，而我們也只從觀念上去加以把握時，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當莊子把它當作人生的體驗而加以陳述，我們應對于這種人生體驗而得到了悟時，這便是徹頭徹尾的藝術精神。”（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頁）按照徐復觀先生的說法，莊學精神足以代表傳統中國的藝術精神。數千年以降，這種藝術精神經由道家的不斷闡述，已經安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這樣的文化傳統，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大概是很難理解的。至于傳統中國的倫理準則，則主要見之于“論孟學庸”之類的儒家經典。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講的就是通過儒家倫理，可以有效地調整人際關系、社會秩序；所謂“經義決獄”，就是把儒家倫理作為司法裁決的依據。可見，儒家“經義”確實已經擔當了西方法律在治理社會、“定分止爭”等等方面的功能。概而言之，就像宗教與法律之于西方人一樣，道家與儒家分別表達的藝術與倫理，構成了傳統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兩樣東西。“儒道互補”四個字，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概括。
如果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在東西文化的核心地帶，分別都包含了兩種大致對稱的要素？本文的回答是，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具有“人”的屬性，都是靈與肉的復合體，都離不開世俗生活與精神想象。就精神領域來看，每個人都在希望自由自在的狀態、都在企盼幸福美好的未來。但是，在任何人的世俗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在在多有；“枷鎖”無處不在；丑陋、險惡、疾病等等之類的東西總是如影相隨，揮之不去。這，恐怕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面對的處境。
在永遠都躲不開的世俗生活中，任何人類社會為了維持一個起碼的生活秩序，都必須對個體的行為方式、行為邊界進行約束、做出限制，這就是“枷鎖”的根源。在傳統中國，約束人的“枷鎖”主要來自儒家的倫理準則。所謂“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類，就是為了限制個體自由，以維護群體生活的基本秩序。在西方社會，對個體行為的拘束，主要依賴于法律規則來實現。為了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西方社會要求，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法律，甚至連國王也不例外。這就有點像中國古代的皇帝，他也必須遵守“孔孟之道”或“周公之禮”——否則，他就是“無道”或“失禮”之君。可見，儒家的倫理準則與西方的法律規則分別滿足了東方人與西方人對于世俗生活的需要。
然而，人類在世俗生活之外，畢竟還需要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在不理想的現實之外，還有理想的憧憬；在不自由的此岸之外，永遠都在眺望自由的彼岸。因為，只有在精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彼岸的世界里，人類個體才可能擺脫世俗生活中的種種“枷鎖”，達致徹底自由的境界。為了滿足人類在精神領域內的這種需要，西方人建立了宗教。宗教提供的上帝、天堂與來世，為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構建了一座精致的閣樓，在那里，西方人獲得了“意義”，找到了安慰。傳統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卻發展出一系列的藝術形式。諸如棋琴書畫之類，雖不能飽人之腹、暖人之身，卻能養人之心、怡人之情。不妨以山水畫為例，那些濃淡相宜的墨跡，無論是創作還是欣賞，都可以滿足中國人寄情山水、物我兩忘、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精神追求。換言之，在西方人屬意于天堂的時候，中國人卻在寄情于山水。“仁山智水”，這些極富靈性的山山水水，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擱置精神、安頓靈魂的廣闊空間。由此可見，藝術的價值之于中國人，就像宗教的意義之于西方人。這恐怕就是現代中國人之所以提倡“以美學（即藝術哲學）代宗教”的文化背景。
通過上述兩個方面的剖析，可以發現，如果說一個西方人離不開宗教與法律的話，那么，一個中國人對于藝術與倫理則具有同樣的依賴關系。因此，要真正地理解西方文化，就必須從宗教-法律這個維度著眼；要真正地讀懂中國文化，則必須從藝術-倫理這個維度出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宗教-法律是西方文化的精魂，而藝術-倫理則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東西兩大文化形態的種種差異，如果要追溯到根源，大概就在這里。
喜歡探尋的人也許還會接著提出下一個問題：為什么西方世界孕育了以“宗教-法律”為核心的文化傳統？為什么東方世界卻養成了以“藝術-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
不過，記得余英時先生曾經從價值系統的角度，為此提供了一個解釋的路徑。他認為，為了尋求價值之源，中國人走的一條是內在超越的路子，西方人則邁上了一條外在超越的漫漫不歸路。所謂內在超越，是指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本體與現象不分，“圣”與“凡”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擔水砍材無非妙道”。由于中國人的超越世界沒有走上外在化、具體化、形式化的途徑，因此沒有“上帝之城”，也沒有普遍性的教會，西方式的宗教也無從產生。中國人主要是依靠道家哲學滋養出來的藝術，來實現他們對于現實生活的超越，來確立人生價值的源頭。西方人的外在超越之路，則恰恰相反，他們不遺余力地“打破沙鍋問到底”。在努力追問價值之源的過程中，希臘人找到的理性，特別希伯來人建立的宗教，都為他們提供了人生價值的終極依據。西方的上帝和宗教因此而產生，因為，西方人必須通過它，來實現他們對于現實生活的超越。（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頁）
余英時先生解釋了基督宗教與道家藝術緣何分別出現在西方和東方，還僅僅只是回答了問題的一半。問題的另一半是：西方人為什么偏好法律？東方人為什么注重倫理？本文的回答是，東方的倫理與西方的法律，也許體現了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的差異。因為在農耕文化中，人們安土重遷，春耕夏長秋收冬藏，渴望“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地生活在一起，血緣關系成了最重要的人際關系。根據血緣關系安排的倫理準則，諸如尊尊、親親之類，就是一種順理成章的選擇了。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倫理準則中，尊卑有別、長幼有序、愛有差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諸如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君臣關系等等，絕不可能是平等的。但在商業文化中，人們攜帶著銀票與貨物，長年輾轉于這個市場、那個碼頭，始終交往于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因此，地緣關系成了人際關系的主流。針對血緣關系制定出來的倫理準則，根本不可能滿足商業主體南來北往的需要，于是，人人平等適用的法律在西方社會應運而生，維護契約自由的法律原則成為常態，法律規則體系逐漸尉為大觀。
來源: 北大法律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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