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淡藍色封皮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項目論證報告書》交到了93歲高齡的清史專家王鐘翰先生手中。王鐘翰先生的學術生涯又一次與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交織在一起。
上個世紀70年代，王鐘翰先生曾被借調到中華書局參與《清史稿》的點校工作，前后花了10年時間。如今20多年過去了，
當年在中華書局參與這一浩大文字工程的前輩學者多已故去。王鐘翰先生對中華書局決定全面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深感欣慰。他回憶了當年專家學者齊聚中華書局的情景，表示通過此次修訂來彌補《清史稿》點校本的缺陷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主動要提供當年校點時留下的校勘資料原始記錄稿，供修訂參考。
這次修訂工作的總編纂是前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4月5日，一批在京的史學名家舉行修訂工作第一次討論會，標志這一宏大工程的序幕已經拉開。
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歷史地位
中華書局上世紀70年代完成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毛澤東主席批示，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歷時20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運用科學的校勘整理方法，對二十五部“正史”進行的首次大規模的系統整理。數十位專家學者先后于1963年、1971年兩次會集北京中華書局，逐句校點，集體定稿。當代知名史學家皆參與其事，如顧頡剛、白壽彝、陳乃乾、唐長孺、王仲犖、陳述、傅樂煥、翁獨健、鄭天挺、張政烺、王毓銓、啟功、孫毓棠、王鐘翰、楊伯峻、周振甫、趙守儼諸先生，群賢畢至，可謂一時之選。這是上個世紀后半期中國最為優秀的一批歷史學家，他們代表了新中國史學界各斷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點校基本上選用了當時最好的底本，改正錯字，校補遺缺，加注新式標點，劃分段落，并撰寫了內容翔實的校勘記，使中國數千年的悠久歷史以更準確、更清晰的面目出現。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問世之后，各種舊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幾乎全部被替代，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
修訂本將成為古籍整理新的里程碑和標志性出版物
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從1958年開始，至1978年完成，經歷的時間較長，加上政治形勢的左右和參與點校人員變動等因素的影響，各史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不盡如人意之處。因而，近年來，中華書局一直在為全面修訂“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做各種準備工作。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巖表示，多年來，針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中存在的種種遺憾和不足，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有針對性地撰寫了大量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大量考古新發現和學術研究的深入已對一些史書中所述史實有所厘正。在修訂工作的準備過程中，中華書局也有計劃地收集整理了關于點校整理本的意見和建議。考慮到能夠從事這項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務的前輩專家學者日益減少，為了搶救性地利用老專家老學者的經驗和智慧，培養古籍整理的學術梯隊，中華書局決定正式啟動修訂工作。
李巖介紹，修訂工作嚴格遵守在原有點校本基礎上進行適當修訂的原則，通過全面系統的復核、修訂和整理，基本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各種問題和不足，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全面、閱讀方便的全新修訂本，使之成為新世紀中國古籍整理事業一個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標志性出版物。全部工作預計需要7年時間完成。屆時，修訂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將采用精裝典藏本和平裝普通本兩種裝幀形式。典藏本、普通本均采用繁體直排，全式標點（人名、地名加專名線），附人名、地名索引。同時，中華書局還將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電子版及精編本。另外，在合適的時候，還將安排出版簡體字版，降低價格，滿足普通大眾的閱讀需求。
中國歷史記載五千年代代相續獨一無二
擔任修訂工作總撰稿的任繼愈先生4月3日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在談到修訂工作的意義時，任先生認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根，這個根就是歷史。中國的歷史記載五千年代代相續未曾斷絕，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自豪。中國的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能夠給后人寶貴的啟迪。
通過史書，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有許許多多英雄人物，有無數的發明創造，像最早發明用火的燧人氏，沒名沒姓，但他對文明作出的貢獻被史書記載下來了。還有有巢氏，在樹上搭屋，這也很了不起。人類不用在洞穴里住了，能夠住房了，這可以避免潮濕，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伏羲氏教人發展畜牧，神農氏教人耕種，發展農業，開始定居。這都是很大的功勞。從中國的遠古神話里可以看出，我們關注的是人間，而不是天上的神。我們的文明進步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天。一代一代，克服困難、創造業績的人物和事跡數不勝數。這些都被我們的史書傳承下來了。這些積累起來，就豐富了我們的歷史文化知識，增強了我們對國家的熱愛。
現在中國有56個民族，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共同構建了中華文明。從歷史上看，我們的民族關系、我們的社會發展并不是用血緣區分、決定的，而是以華夏文化作為民族、文明的標準。這就是我們國家民族團結、共同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還說：“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兩千多年前，孔子心目中重視的就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血緣的繼承。
我們國家漢族人數最多，但是幾千年來漢族已經融合了許多其他民族的血脈。像隋、唐的皇帝，很多人的母系都來自少數民族。還有非漢族的兄弟民族做皇帝的，比如遼、金、西夏、元、清等，他們并不是另外的文化，是以華夏文明為骨干的。他們同樣讀孔孟的書、講忠孝、愛國。像元朝統一中國后，就把文廟修到了云南。在那之前，云南是沒有祀奉孔子的文廟的。從史書上看，歷朝歷代的典章制度都是接續前朝，綿延下來的。有了共同的世界觀、價值觀，民族團結、融合就有了認同感。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這種文化的認同是構成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內容。
我們的教育要加強歷史教學，從小學就開始講。小學可以以歷史故事為主，到了大學再以歷史規律、社會內涵學習為主。了解歷史會增強對祖國的熱愛，這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今天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價值就應該從這個高度認識。
28年前，歷盡艱辛完成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我們得見一代前輩學者的學術品格與水準。今天的修訂工作相信也會讓后人看到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于典籍延續和學術傳承的責任感與學術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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