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重振希望在于培根固本
2009年12月31日 第一財經日報 周舒
我不時想起孔子厄于陳蔡的故事。公元前489年，孔子在周游列國途中受困斷糧，與眾弟子七天粒米未進。子路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雖窮，還是堅持著；小人一窮便無所不為。)
這種內心的堅持，表達了人生與政治一貫的理想，將自我視為道的承載者，而將政治視為道的行與不行。道不行于天下，孔子試圖在政治上有所擔當的一路，便累累如“喪家狗”，讀之令人愴然。
而此種愴然，經數千年發酵，卻成為藝術化的解脫方式。“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中國人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事情的兩面。一生似只說誑語的莊子，在楚王請其出山時回答來者：“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請回吧！我寧愿拖著尾巴在爛泥路上)。這被兩千年后的王先謙讀出了另一層意味：“莊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世道騫塞，經世無用，于是窮天地之始終，求一心之安寧。
在國學的熱潮中我們重談儒家，多關注其實用主義的一面，卻忽略其理想主義的一面，重視其人生智慧，卻遺失其社會擔當；我們也容易忽視道家不單純是一種個人超脫的藝術境界，它也進入社會智慧。無論身之隱還是心之隱，其實都保障了入世的精神退路。
我們今天重提文化擔當，不僅為知識分子，更為社會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世界不可能如兩千年前一樣，過高的理想容易被看做無稽之談。但我們同樣看到，這個時代無數人經歷情感的、生活的、社會的困境，卻無法匯聚成社會經驗；70后不理解80后，80后不理解90后，但每代都有不少人在問什么是好作品，什么值得看；社會分層，不同行業間人們互相理解是那樣困難；社會已不可能提供一個答案，卻有那么多人，在苦苦尋找答案。
我們能否給出答案？兩千年前，孔子正是從這里出發的——他試圖給予標準。傳統士大夫通過這種擔當，完成了個人與社會、與世界的和解——通過將自我置于世界的統一過程，解決了人何以生存的問題。這種包容天下的胸懷，被北宋理學家張載概括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
所謂，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
在很多人眼中，陳明是一個類似儒學“守望者”的角色。他提出“即用見體”等觀點，希望將儒教作為“公民宗教”樹立，被稱為當代中國“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他推廣儒學的努力人所共知：1994年創辦《原道》輯刊并任主編，2000年開始主辦“原道”網站及“儒學聯合論壇”網站，2004年主編“原道文叢”、“原道譯叢”系列。在他的努力下，中國社會科學院于2005年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2007年首都師范大學也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他目睹了儒學在最近十余年的浮塵，也經常身陷尷尬，但在接受CBN專訪時，他這樣說：“對儒學的未來，我審慎的樂觀。”
不主張儒學作為國教
CBN：《原道》10年的時候，李澤厚和你的對談里，曾經說“成績欠佳，精神可嘉”，現在看起來儒學面對的形勢比2004年要好很多，你覺得這能否看作儒學已經成功復興了？
陳明：精神可嘉是指我，成績欠佳也是指我。李先生說這話的背景是指我做的《原道》的工作。“原道”的意思是對道的尋找。他認為他李澤厚已經找到了，而我陳明還在瞎折騰。我跟他在這里存在基本的不同。儒家的道也可以這樣說，它是一種價值、一個目標、方向。所以道家關于道無形、無名，不可執著的說法某種程度也適合儒家，如王弼的理解。莊子說“道，行之而成”，孔子也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能追尋的是道的歷史開顯、呈現，而不可能將這種歷史開顯、呈現視為道之本身。李先生認為自己講的“巫史傳統”就是道，跟他思想的知識論傾向聯系在一起。我曾經向他征詢“‘原道’英文怎么翻”？他說“Chinese Logos”。道怎么是邏各斯呢？
儒學現在的發展形勢比五年前是要好一些，但并不如我所愿。社會內在的需要是積極的，并將決定今后的方向。但是政策和資源方面的配套、分布和使用卻叫人沮喪。官方專司其職的機構以及承擔文化責任的科研院校做得不好；這和體制有關。譬如各種國學院如雨后春筍，可是舉事者似乎都只是隨潮流、出政績。從中華民族意識的培育、現代國家形態的建構這樣一些時代變遷、歷史課題出發去設計構思并付諸實干努力的情況幾乎沒有。其上焉者做點學問，其下焉者辦點收費講座。我的尷尬是，對于自由主義者們對儒學、國學的攻擊要反擊，對于搞儒學、國學者們的不當做法又要批評，兩邊不落好。當然，我無怨無悔。
CBN：你曾經說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都可以整合到《原道》當中，這些都偏向于制度建設的層面，就儒學與制度之間的關系，你怎么看？
陳明：儒學和制度的關系，我們不妨從歷史角度稍微宏觀地談一下?？鬃幼媸鰣蛩磻椪挛奈?，就是說儒家文化是經由孔子對一個古老傳統整理提升而形成的。上古的王道政治實際是一種社會政治，就是說它是以自然形成的制度如父權、宗法制等等為基礎的。這種制度與后來由暴力或談判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是存在基本差異的。你這里講的儒學和制度的關系應該是指后一種情況，主要是想說儒學與現實政制的關系吧。中國的政治制度是由法家建立起來的，可以叫霸道。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因為儒家講王道反霸道。漢武帝用董仲舒建議，于是開始“霸王道雜之”。它既有為專制辯護的一面，也有對專制制約的一面。經常有人說儒家以道德、理念制約無力，要靠制度。你這樣批評沒錯，可是你現在為什么不去建立一個制度有效制約呢？在沒有可能性的條件下，借助道德甚至天意聊勝于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再一個從儒學發展談制度?？婆e選官建立了儒學與政治間穩定的聯系渠道。這樣一種制度，對于儒學來說，就像對于王權一樣同樣具有某種雙刃劍的性質：一方面儒學地位提高、政治運作改善，另一方面儒學與“小傳統”的關系疏離，因為過度依附政治制度，創新能力、生存能力都日趨削弱。結果是帝制垮臺，儒學也就一蹶不振。今天儒學的重振的希望在于培根固本，立足社會。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所以我不主張國教說，而是從社會出發提出公民宗教的思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學最為基本的原則
CBN：就你的看法而言，在當下的中國，儒家倫理當中最值得彰顯，最值得發揚的是什么呢？
陳明：儒家的心性學是宋儒開拓出來的，主要是太祖定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加上佛道沖擊及南宋播遷等原因。我個人并不認為心性之學是或應該是儒家主流與核心。內圣是為外王提供保證和論證的。三綱五常都是以過去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為基礎的。所以有人認為僅僅朋友一倫的“信”是值得保留的。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條最為基本的原則，gold rule。根據這個元原則，可以選擇、創造今天值得彰顯發揚的倫理原則，也可以揚棄與今天需要不協調的倫理原則。
更重要的是，這一原則不只限于倫理的領域，也可以作為政治、法律的基礎。在儒家那里，倫理本就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實際在西方許多經典里表述的也是這樣一種主張。
CBN：現在好像人們更多回到內心的價值取向，但也有很多人仍然認同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有強烈英雄主義色彩的期許，你怎么看？
陳明：道德與理想也是一種力量。古典社會對精英有更多的需要和期待，精英也確實某種程度對這種道義力量有精彩演繹。所以，張載這么說是有他的歷史根據和文化價值的。從個人的角度看對自己有這樣的期許當然是好事——如果政治家都有這種境界，官場還會有這么多腐敗社會還會有這多不義么？
但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制度建構當然是公共性的問題，是利益、權力博弈的結果。個人的力量和代表性都是有限的。在利益差異化的現代社會，個人英雄必須成為某種群體的一員獲得代表授權才有可能成就偉業實現夢想。希望很快能建立起游戲規則讓各路英雄豪杰逐鹿中原。
CBN：馬上《孔子》作為賀歲大片就要上映了，還有“百家講壇”也很受關注，似乎人們對儒學的關注在與日俱增，但是這當中是否有消費儒學的危險呢？你認為對于儒學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
陳明：道在屎溺。儒學的重振以這樣一種形式起步或許乃是歷史的必然。由消費到喜歡，假戲真做也不是沒有可能。辦國學班賺錢總比批儒學升官好。只是專司其職的機構和學者要看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才好。
我個人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抽象說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做些新探索，具體講就是鼓吹即用見體、公民宗教，找錢辦書院而已。別人怎么做，是別人的事。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予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誰也不能把儒學怎么著。對儒學的未來，套句老話，我審慎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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