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隼
我們俗稱的道德，是法律之上的規范準則體系。因此，一切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也必然是違法行為
4月6日的《東方早報》刊發了袁曉明先生的文章《不要只談社會的道德底線》，文中指出，“要徹底治理我們社會的貪污腐敗等突破道德底線的問題，最根本一條就是不要再以所謂的道德底線來遷就本來就不道德的行為。”初讀該文，坦白地說，筆者有點“犯暈”———難道有誰會用“道德底線”去遷就甚至維護“不道德的”行為？甚至公然為此等做法辯護、叫好？不過文章直言：“當今在我們社會，講道德標準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底線’。”細細讀來，才發現，可能袁先生所抨擊的“道德底線”從來都不是社會真正道德的底線，袁先生所倡議的“道德標準”，其實才恰恰是，并從來都是真正的道德底線。
也因為如此，袁先生與主張“守衛我們社會的底線”的孫立平教授以及愛玩點“反諷幽默”的崔永元的倫理思想，并不矛盾。
在孫立平教授那里，是“社會底線”的不斷失守。在袁先生那里，是從道德上“合理化原本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崔永元則大玩了一把“諷刺與幽默”：我紅包也給了，你醫生就得講點“交易信用”，給我認真地做次手術吧？他的邏輯不難理解：收紅包是錯的，收紅包好好做手術也是錯的，收紅包不好好做手術是錯上加錯！
當下社會真的到了要把長久共識而形成的道德底線降格以求的地步了嗎？道德淪喪已經令人發指，不得不拍案而起了嗎？即便有一萬個例子，這種看法也是難以置信的。
社會的底線，一般意義上，指的是社會的底線道德規范，或者如袁先生愛用的“道德標準”（我姑且把它理解成維護社會秩序、調節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及社會關系的各個環節，方方面面，不一而足，表現形式復雜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都來源于一條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義務論著名的代表人物康德進一步歸結為“人是目的，不只是手段”的命題，并由此引出在任何社會意識形態下，都可以通過并得到廣泛應用的最底線的道德要求，即“勿殺人、勿偷盜，勿奸淫、勿說謊”。現實社會中，這些道德底線，已經具象化了法律的要求。廣義的道德包括法律，法律是底線的道德。而我們俗稱的道德，是法律之上的規范準則體系。因此，一切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也必然是違法行為。由于法律所轄，限于維護正義或公正的層面，道德的終極價值則指向了高尚，企望“止于至善”，人類的價值訴求是由法律的底線向道德的高端動態地蔓延的。現實社會的核心價值所在卻不在于道德至善所努力達到的“高尚”，而在于公正或正義。“高尚”，要求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求的是奉獻精神，是忘我的“成人之美”、“無私利他”。正義的實現，即是道德底線的達成，起碼的法律的在場。
如此，無論醫生或公務人員接受“紅包”、受賄后是否為人辦事，還是綁匪拿到贖金是否放人，都不能改變其行為的“大惡”性質，侵犯了他人的人身和財產的基本自由權，法律不可能置若罔聞或猶豫不決而逡巡不前。現實中的人們忌于可能招致更大的損害，而選擇送紅包，行賄賂，甚至有可能“蔚然成風”，這種“底線下沉”現象與其冀望于道德救贖，還不如讓法律武器去沖鋒陷陣。
在正當的兩端，是高尚和丑惡。不高尚，未必是惡，但未必不是正直，不是正當，不是正義；而不丑惡，不傷害他人，即是正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的總結很有代表性，“做一個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個正直的人，那卻是為人的常軌。”即便“盜亦有道”這樣的要求或共識，從來也沒有認同“有道之盜”可以是善，而只是距離正當的遠近不同，比較不過惡罷了。
我們強調道德底線，不強調道德標準，就是為了在一個確定了道德底線，并守得住道德底線的社會中，允許人們在法律不禁止的地方，有廣泛的道德選擇空間，有不同層次的道德生態，有動態的“向善的自由”，并根據其所享有的自由，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某種意義上，奢談確定的道德標準是危險的，它關系到誰來設定，如何證明設定的內容本身是合乎道德的？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存在著可能的道德先知，闡述著某種行為的萬能道德標準，供人們去踐行。
官員或醫生收了紅包，這跟偷盜和勒索沒什么兩樣，這個方面就定論了吧。但是如果我給了錢，另一個層面上，你就要好好給我辦事啊，講點商業信用啊，別把另一個道德底線也給丟了啊。崔永元的意思可能就在這里：“我知道你貪，可我還是希望你在另一個道德要求領域有些‘有德’的表現吧。”這樣的期待，其實并不過分，真正十惡不赦的人地獄里恐怕都不太多，一個人能在世間存在，就說明他至少得認同并遵守著某些（哪怕確實很少）道德律令，因為我們知道，不靠協作，無人可以獨存，哪怕只有一天。
強調道德底線，就是強調法治社會，香港廉正公署的反貪口號“貪污一塊錢也是貪”透露的正是法律的威嚴，是道德底線的重申。然而事實上，也沒有人會把貪污一塊錢與一百萬，小偷小摸與搶劫殺人混為一談，沒有人會缺乏分清楚小惡與大奸的基本常識。我們根本無須擔心，通過道德底線的降低而將不合理、不公正的事物合理化；擔心類似蚍蜉撼樹之舉，最終能逃脫道德底線———法律的制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倫理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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