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出佛家人文主義寶藏——兼論基督教
2006-04-19
---中華文化大啟蒙書之二
人文主義原為文藝復興的指導思想，是當代沖破教會束縛、擺脫神學統治而興起的一種文化思潮，并為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學的興起提供了思想武器。《大英百科全書！》曰：今日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都是在尋求人在思想與精神上異于禽獸的理由，所訴求的終極領域是人類的理智，而非任何外在的權威，是指任何以人類福利為本位的觀點和態度。故理性、平等、自由等思想，皆可納入人文主義范疇。在東西方傳統文化中，佛學所體現的人本、平等和理性精神特別突出，擁有豐富的人文主義資源，具有與其它宗教截然不同的特質。
一、佛教是人本的宗教
在人與宇宙、人與天、人與神的關系中，各種宗教大多堅持“以神為本”的方針。如釋迦牟尼氏在世時有被釋氏稱為“外道”的婆羅門教認為，梵是永恒絕對的真理，梵天創造人和宇宙，支配人的命運和意志，與基督教上帝造人說不謀而合。唯佛教不承認上帝或神佛創世。釋迦牟尼從有情眾生生死流轉中，體驗到“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的“了義”真諦，由此體悟宇宙萬有皆“因緣生”的道理，揭示了眾生因緣和合生死流轉的種種狀態。
李敖訪問大陸時參觀北京法源寺，大談“無神論”曰：“我要說，釋迦牟尼不是神！”他不知道，釋氏從不自認是神，佛教本是“無神論”，佛教信仰本是科學思辯而不是盲從迷信。佛教的體系中也有很多神佛鬼怪之說，我說過那是針對“中民”的“俗諦”、“第二諦”和“非了義”。章太炎先生則認為，佛法重視自心，輪回、天堂及地獄是承襲印度婆羅門教的舊說，不是佛法的根本觀念。
太虛大師將宗教分為三種：一鬼靈教，二天神教，三自心教。他認為，鬼靈教是最低限度之宗教，天神教稍高級，耶教、回教即此類，最高級是自心教。自心教依自心信修所獲之超常證驗，認定惟是自心之心境，否認種種鬼靈及惟一無二能造作的主宰者。佛教便為自心教。釋迦牟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并非自詡說他自己是天地間至尊的教主，唯我獨尊意即唯“心”獨尊，意謂天地間至尊無上者是我的“真心”。
從思考、關懷人的生老病死問題出發，深入探究人生痛苦根源，追尋超脫煩惱痛苦的的途徑，以抵達涅盤（上般下木）理想之境…，佛教有著濃厚哲學思辨色彩，明顯人本智信特征。從原始佛教到中觀學、唯識學，印度佛學將“人生”問題當作立論的出發點，大乘佛教以明辨善惡、勘破是非、珍惜人生、熱愛生命、廣行慈悲、澤被生靈為要義，佛教中國化后，人道人本色彩更為濃厚。佛教這種人生追求以及它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情懷，在在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的精神。
二、佛教是理性的宗教
佛教所有說法皆以“緣起法則”為核心。“緣起法則”認為世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宇宙萬有都處在由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交織而成的因緣鏈之中，無一現象是孤立的。這就與基督教的神秘天啟說和神學獨斷論大異。
近現代著名佛教居士、佛學教育家歐陽競無大師曾從神祗崇拜、經典迷信、教條主義、感情盲從四大方面，區別了佛教與其它宗教之異。他說“宗教式之信仰為何？純粹感情的服從，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評者也。”而佛教則允許進行充分的理性批評，因為佛法“依智不依識”“無上圣智，要由自證得來”，佛教的思想自由和理性、科學之精神，乃所有宗教中獨一無二的。
太虛大師甚至倡“科學的佛學”：“科學重在實際經驗，不落玄想，佛學亦是腳踏實地漸次修證，不尚空談”，“曠觀于古近一切的哲學宗教，唯佛學不但不因科學而有所摧且得科學以為之證據及詮釋，益見真確精密。其無上正覺悟所完全洞明的宇宙人生真相，又定于科學的發明上，樹立合理的正解真信，以補科學之缺陷而促其進步。故當建立以科學為基礎的佛學，成立科學上的最高信仰。”（《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事實確是，佛教中的許多知識如元子論、相對論、無常論等被科學證明正確。
三、佛教是平等的宗教
佛教認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秉持一種最廣大全面的平等觀，“平等者為一切佛法之根本，一切學行簡言之，致平等而已矣。”（呂澂）。佛與弟子及眾生的關系是先覺與后覺的關系，佛陀僧團中不允許有四姓差別。不但人之間，且所有有情眾生，包括人、畜、鬼、天皆一體平等（當然眾生平等、諸法平等是就本體而言，對悟者而言。眾生因業力和果報不同，在相位上眾生依然有生老病死以及八苦的不等）。
佛教也頗重視社會平等訴求。佛教重個人修持，但認為一切制度（一切法）都是眾業之所集，一個好的制度和“王”可以更好地抑惡揚善，亦眾生福報也。故佛教倡導正法治世，有圣王之說，還有“選王”之制（遠古居民的選舉制）。在古印度神權奴役和種姓制度森嚴的時代，釋迦牟尼以包含著人性、人權、民主、自由等因素的平等觀，向社會不平宣戰。洪德仁先生在《佛教的平等觀》一文中總結了佛陀提出的四大平等理趣：
真如平等：真如是指諸法真實不變，如如不動的原理。真如亦可叫法性、法界，如來藏，寶相，清凈法身，圓成實性等。真如又可分法性、法相兩方面；佛性平等：人人皆可成佛；業報平等：從諸法實相觀察，法界眾生，熙來攘往，千形萬態，但有一種享受沒有絲毫偏袒，那就是各人所受的業報；究竟平等：究竟平等是說佛果位的平等。前面講的佛性平等，是各人在因地上具理講的。如果只是具理的佛性，沒有事修的功行，眾生是眾生，諸佛是諸佛，不能勉強湊合來講平。必須經過一番修習的工夫，了生死得解脫，到達佛的果位，才是究竟平等。到。
佛所悟的平等原理，從因和果各方面看，就有真如，佛性，業報，究竟的四種。前兩種真如與佛性是告訴我們人性人權本來平等，從最高佛學義理看，等級觀念制度是不合理的。后兩種業力與究竟是告訴我們，理性的平等也要靠人事上努力。爭取進修，才能大徹大悟達到平等的地位。
四、佛教與他教的區別
關于佛教與其他宗教的區別，歐陽競無大師民國十二年在南京高師哲學研究會的講演中有一段話講得頗為透徹。他認為，世界上所有宗教其內容必具備四個條件，而佛法都與之相反。現摘要于下：
第一，凡宗教，皆崇仰一神或多數神，及其開創彼教之教主，此之神與教主，號為神圣不可侵犯，而有無上威權，能主宰賞罰一切人物，人但當依賴他。而佛法則否，佛有四依教：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所謂依法不依人者，即是但當依持正法，茍於法不合，則雖是佛亦在所不從。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前之諸佛，但為吾之導師善友，絕無所謂權威賞罰之可言。是故在宗教，則不免屈抑人之個性，增長人之惰性。而在佛法中，絕無有此。
第二，凡一種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經，此之圣經，但當信從，不許討論，一以自固其教義，一以把持人之信心，而在佛法，則大異此。曾言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即是其證。不了義經者權語略語，了義經者實語盡語，不必凡是佛說皆可執為究竟語，是故盲從者非是，善簡擇而從其勝者，佛所贊嘆也。其容人思想之自由如此。
三者，凡一宗教家，必有其必守之信條，與必守之戒約。信條戒約。即其立教之根本，此而若犯，其教乃不成。其在佛法則又異此。佛法者，有其究竟唯一之目的，而他皆此之方便。所謂究竟目的者，大菩提是。何謂菩提，度諸眾生，共登正覺是也。持戒者，菩提心為根本，而大乘菩薩利物濟生，則雖十重律儀權行不犯，退菩提心則犯，此其規模廣闊，心量宏遠，固不同拘拘於繩墨尺寸之中，以自苦為極者也。夫大乘固然，即在小乘，而亦有不出家，不薙發，不披袈裟而成阿羅漢者。（見俱舍論）佛法之根本有在，方便門多，率可知矣。
四者，凡宗教家，類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為何，純粹感情的服從，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評者是也。佛法異此。無上圣智，要由自證得來，是故依自力，而不純仗他力，依人說話，三世佛冤，盲從迷信，是乃不可度者，瑜伽師地論四力發心，自力因力難退，他力方便力易退是也。
如上所言，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無二致。一者思想極其錮陋，一者理性極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闊而證真，一者屈懦以從人，一者勇往以從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烏可以區匾之宗教，與佛法相提并論哉。（據歐陽竟無居士演講稿，題為《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時所必需》）
歐陽竟無的學生王恩洋先生進一步發揮老師的觀點，認為宗教信仰唯依于人，佛法則依于法；宗教以上帝為萬能，佛法以自心為萬能，宗教以宇宙為上帝所造，佛法以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宗教視教主至高無上，佛法則打破界限，以為心佛眾生平等無二；宗教以天堂為極樂，以自了為究竟，實不能究竟，佛法則發大菩提心、發大悲心，自未得度而先度他。
綜上所述，佛教與他教的高下一目了然。歐陽竟無大師甚至認為佛法非宗教。老梟以為，佛教是一種高層次的與其它有神論宗教殊異的宗教信仰。佛的意思就是覺悟，是通過聞思修的學習和反復實踐親證親驗而得到的一種大智慧。
五、關于基督教及韋伯
歐陽竟無大師所說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同特點，也是基督教的特點。我追求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并不排斥基督教。各種宗教對人生和死亡的關懷，答案互異但各有意義。基督教千古流傳，對人類的精神自有不可或缺的救治作用。不過我認為，佛教更優秀，“教”級更高，也更適合中國從專制向民主的和平過渡，故主張把佛教放在優先地位。記得恩格斯都說過，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較高階段。梟文《信上帝者，非偽即愚！》是站在歷史的高處和智慧的頂峰極而言之，是為利根上智特別開的“小灶”。因為大智慧者大文化人的道德和人生意義是不應靠上帝來保證和賦予的。
我曾說，西方最高神格為上帝，用佛教里的果位衡之，上帝的神格也不算高，也就羅漢而已，大不了菩薩一級吧。這是戲言，也是實話。從大乘佛學的角度看，基督教義是一種 “非了義”，“不究竟法”。基督教的寬容度、博愛心及和合精神，與佛教比，均有不及。盧語暉君在批梟雄文《不信上帝者，既愚且偽》中說“上帝對某些人有更多的偏愛，而對某些人則是完全拒絕。”這與佛教“眾生平等”、“饒益有情，普渡眾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等大慈悲心，差了好些層次。吾友老象說得好，佛教度人也講要“有緣”，但絕對不會拒絕對任何眾生的救拔。
許多國人包括文化人以為基督教“開”出了或曰催生了西方民主，或者干脆把基督教當作民主工具，以為傳播基督教就是在追求民主，純屬歷史的無知。相反，是啟蒙思想反掉“神本”主義，是宗教改革政教分離之后，西方社會才逐步走上民主道路的。
至于掛在自由派文人嘴巴上的韋伯“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的觀點，并不足以說明基督教根本教義的先進性，更不足以把民主與基督教掛鉤。請注意，韋伯認為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的乃是新教倫理，而且是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已。況韋伯的論證很不嚴密，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建立的因果聯系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比如韋伯認為新教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的理由之一是，新教反對毫無節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因為這種嚴格的禁欲主義使得新教徒們不斷地創造財富卻并不將它用作個人的消費，而是將其投入財富的再生產中，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這就有些可笑了，要說禁欲主義，我們的某些偏離了儒家大道的傳統道德規范絲毫不輸給基督教。更多學者傾向把宗教看作現代化的障礙，認為宗教的衰退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孔德、斯賓塞、馬克思等人都對宗教包括基督教持否定態度。似乎韋伯也說過，資本主義無限的逐利動機在任何宗教道德中都不會被認可。
韋伯對儒佛理解至為膚淺。關于佛學，他的觀點只是小乘佛教的見解。他關于儒佛倫理與資本主義不兼容的論證早已被日本、香港、新州、臺灣和“亞洲四小龍”（皆為儒佛并行的儒家文化圈，佛教是泰國國教）的社會發展現實所證偽。一些自由派文人唯洋是崇，奉之為社會分析科學無人能及的大師，未免可憐，令人討厭。
六、佛教的現代化
公歷紀元前后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較自由的傳播。漢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后，即下詔在五岳勝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對佛教也任憑其蓬勃發展，韓愈辟佛，還遭到流放。宋朝對佛教大多采取保護政策。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明朝出現過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傳佛教，但不限制漢地佛教。康熙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并行不悖…
總體而言，歷代王朝都對佛教都以扶植為主，認為三教各有妙用。歷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唐朝武宗時，雖然發生過禁佛事件，但行動都相當“人道”，對佛包括儒道的摧殘，中共才是最為嚴酷、真正空前的！不論是作為文化還是宗教，佛教與儒學一樣遭受了五四和文革兩輪毀滅性的掃蕩之后，又被中共收進自己的腰包，將教中人當作自己的傳聲筒。佛教末流，只求個人超脫而逃避社會現實，以當“自了漢”為滿足。振興中華文化，離不開佛教的現代轉化；佛教的現代化，離不開大乘佛法的重新弘揚。
關于佛教現代化問題，釋太虛、釋印順等人倡導的人間佛教和人生佛教運動最為精當切實。太虛強調入世，注重人生，認為修行不能僅僅為了個人解脫，而應從人乘出發，進修大乘菩薩行，以大乘“自覺、覺他”的精神將個人解脫與世間一切眾生的解脫結合起來。人間和人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國化、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對大乘佛教的進一步發揚。經中共圍剿，佛法衰微，相距近百年的釋太虛等大師的人間佛教之倡議，至今聽來猶如獅子吼。
佛教平等理性、以人為本等人文主義特質，與現代平等自由等價值觀遙相呼應。相信佛家理性、平等的人文主義思想和大乘的入世、普度與普世精神，對于療治各種庸俗現實主義、奴才犬儒主義的“流行病”，對于充實和創新民運思想資源，推動民主事業發展，大有作用和意義。振興中華佛學，佛學界、思想界和民運界有識之士任重而道遠，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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