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施瑯與其叔施福所率軍隊為鄭芝龍部下的主力，早年，施氏叔侄有隨鄭芝龍降清的歷史，并為清軍作戰(zhàn)。施瑯再次回歸鄭成功部下，攻襲南明大將郝尚久、鄭聯(lián)，反對鄭成功勤王，表明他對清朝的態(tài)度十分曖昧。鄭成功將其驅(qū)逐，是海上武裝內(nèi)部擁明派鏟除親清派的一場權(quán)力斗爭。鄭成功取勝以后，這支海上武裝才成為南明的軍隊。
關(guān)鍵詞：鄭成功 施瑯 南明史 權(quán)力之爭
1651年的廈門事件中，鄭成功誅殺大將施瑯的父親與弟弟，迫使施瑯離鄭出走，進而降清。研究明鄭史的學者多嘆息鄭成功這一決策錯誤，從而化友為敵，埋下32年后施瑯率清軍攻克臺灣消滅明鄭政權(quán)的種子。我認為：鄭成功與施瑯的斗爭其實質(zhì)是海上武裝中擁明派與親清派的一次沖突，施瑯隨鄭芝龍降清后，其政治態(tài)度一直傾向于清朝，而鄭成功的政治傾向是擁明，他與施瑯最終分道揚鑣不是偶然的。
一、從施福到施瑯——作為鄭氏重臣的施氏叔侄
施福的崛起。施福在鄭芝龍的部下是后起之秀，鄭芝龍率海盜隊伍降明，部下多叛明入海，僅剩下少數(shù)原部跟隨鄭芝龍。鄭芝龍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組軍隊后，對其老部下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提拔了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既為其中的一員。施福為施瑯的堂叔，晉江衙口人。衙口距鄭芝龍安身的晉江安海鎮(zhèn)不遠，鄭芝龍起用施福，是在重用老鄉(xiāng)。據(jù)施偉青的考證，施福十八歲時投入鄭芝龍的部下，其時為鄭芝龍降明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二年[2]。施福應(yīng)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因此很得鄭芝龍信任，施瑯為其所寫的傳記云：“叔諱福……少倜儻，有大志。年十八投筆從戎。于時海寇蜂起，巨魁角立。叔與鄭芝龍密策方略，有向化者，說降之；倔強者，破滅之。海氛以靖，叔之為謀居多。因得與鄭同奏膚功。鄭補南粵游擊，叔補中軍都司。時崇禎四年也”[3]。可見，施福是鄭芝龍的智囊。他投入鄭芝龍部后，僅僅三年時間，既升任中軍都司，鄭芝龍對其寵信，由此可見。
施瑯加入鄭芝龍所部。施瑯自稱“生長濱海，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4]，看來，他很早就進入軍伍，當兵為生。崇禎十六年，施瑯“年二十三，訪族父故總兵福于安平軍”[5]。其時施福在鄭芝龍帳下已經(jīng)很有影響，施瑯得其推薦，很快在鄭軍占有一定位置。明末福建災(zāi)荒頻頻，饑民起義，遍及全省各地，鄭芝龍所部在各地鎮(zhèn)壓民眾起義，其中，施福與施瑯都起了很大作用，“會泉郡山寇四起，當事稔公（施瑯）能，命率師剿捕。揮戈一指，賊亡魂潰散。后先廓清山寨三百余所，活民命不勝計……當事上其功，拜游擊將軍”[6]。其時，施福以尚謀得到鄭芝龍的信任，而施瑯以勇冠三軍，施氏叔侄在鄭軍中的地位相當重要。而施氏叔侄也因為給鄭芝龍效力，獲得高升，施瑯因戰(zhàn)功得授游擊將軍，施福的地位應(yīng)在施瑯之上。弘光政權(quán)建立后，給各地官員加官晉爵，施福得授都督之銜，而施瑯得授副總兵。總之，從明末到隆武時期，施氏叔侄已經(jīng)成為鄭芝龍的骨干，所部為鄭芝龍的“中軍” [7]。可見，鄭芝龍的主力部隊是由施氏叔侄率領(lǐng)的。
隆武帝即位后，施福與施瑯在鉛山前線作戰(zhàn)，頗有戰(zhàn)功。我在《論隆武帝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已有敘述[8]。大致說來，當時的施福與施瑯是張家玉的戰(zhàn)友，張家玉抗清的功績，在史冊中多有記載，而其戰(zhàn)功的取得，大多與施福所部有關(guān)。隆武因此給施福等人加官，施福被封為武毅伯，而施瑯為僉都督、左沖鋒，這都是明朝武將中的高級職務(wù)。
在隆武朝，鄭成功也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他被隆武帝封為御營指揮。后來，因施福的頂頭上司鄭彩消極作戰(zhàn)，隆武帝一怒之下免去鄭彩的職務(wù)，而以鄭成功取而代之。其時，鄭成功駐兵光澤縣的杉關(guān)，而施福與施瑯在崇安縣的分水關(guān)，二地皆為江西入閩要隘，有必要統(tǒng)一指揮。隆武二年六月十六日之后，隆武帝“敕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guān)，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即令二部給發(fā)”[9]。文中所說的大安關(guān)即是崇安境內(nèi)的分水關(guān)，隆武帝將崇安的軍事交給鄭成功，說明當時鄭成功已成為施福與施瑯的頂頭上司，隆武帝此舉是想加強對施福與施瑯的控制。不過，鄭成功所在的杉關(guān)與分水關(guān)相距有二百里之遠，鄭成功對施福只能搖控，并不能切實領(lǐng)導(dǎo)他們。
施瑯第一次背叛鄭成功。在隆武后期，鄭成功的政治態(tài)度與鄭芝龍發(fā)生對立。鄭芝龍業(yè)已暗地里決定降清，而鄭成功仍然忠于隆武帝。鄭芝龍為了給清軍入閩掃清道路，下令從前線撤軍，鄭成功抗命不從，仍然在杉關(guān)前線堅持到最后一刻。在鄭氏父子沖突中，施氏叔侄選擇了鄭芝龍，“芝龍既回安海，守關(guān)將施福聲言缺餉，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guān)主事及內(nèi)臣數(shù)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10]。按，施福與施瑯作為鄭成功直接管轄的部將，他們卻不聽鄭成功的號令，直接退至安海，依附鄭芝龍，這說明在施氏叔侄眼里，鄭芝龍比乳臭未干的鄭成功重要得多。施福與施瑯從崇安前線撤軍，不僅是對明朝的背叛，也是對鄭成功的第一次背叛。
鄭成功下海與施瑯的動向。隆武二年八月，清軍從仙霞關(guān)及分水關(guān)分路入閩，鄭成功后路被抄，從杉關(guān)前線潰退，他沖破道路上清軍的封鎖，東下福州。不久，鄭成功再退安海。在這里，他與鄭芝龍發(fā)生爭論。鄭芝龍不顧?quán)嵆晒Φ姆磳Γ瑳Q定降清。在這場爭論中，施氏叔侄再次站到了鄭芝龍的一邊，由于他們的立場，盡管鄭成功反對鄭芝龍降清，卻無濟于事。鄭成功只好帶少數(shù)人下海起兵。有一些書以為施瑯是隨鄭成功下海的早期骨干之一，這是錯的。總之，受鄭芝龍的影響，施氏叔侄的政治態(tài)度是親清朝的，在鄭氏軍隊中，他們長期是鄭成功的對立面。
二、為清廷而戰(zhàn)的施福與施瑯
施福與施瑯降清。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鄭芝龍在清軍統(tǒng)帥博洛的利誘之下，赴福州降清，隨后被清軍扣留，送至北京軟禁。而泉州的清軍突襲安海，大掠而去。其后，鄭芝龍的軍隊分作二部，一部分在鄭鴻逵、鄭成功及鄭彩、鄭聯(lián)等人的率領(lǐng)下，轉(zhuǎn)至沿海島嶼抗清；但另一部分主力卻在鄭芝龍命令之下降清，他們便是施福、施瑯所部。被改編為清軍后，施福與施瑯隨李成棟所部清軍南下攻打廣東。后任兩廣提督李成棟在其奏疏中提到福建來兵：“及入閩所帶未食糧者，除職啟過貝勒湊足五千之數(shù)隨職征剿”。他又說：“雖各府鎮(zhèn)守官兵蒙貝勒原發(fā)職帶來者，每府七八百名不等，俱系閩地土著之眾，脆弱不堪，無資戰(zhàn)守” [11]。看來李成棟所講的即為施福所部閩軍，他們約有5000之數(shù)，但李成棟對他們評價不高，清朝也沒有正式給他們頒發(fā)糧餉。顧誠先生指出：李成棟即要利用施福、施瑯他們?yōu)槠錄_鋒陷陣，“又在給清廷的奏疏里把他們貶得一錢不值”[12]。其目的大約是李成棟要將閩軍的功勞納為己有而已。
事實上，施福與施瑯率部南下廣東后，為清朝屢立戰(zhàn)功，《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四年冬十月初三日（庚午），“初，投誠武毅伯施福同澄濟伯鄭芝豹率十鎮(zhèn)官軍，持投誠平國公鄭芝龍牌札，招撫白沙。至甲子等處，驅(qū)散巨寇蘇成，降偽總兵林榆等。別遣總兵施瑯、梁立同提督李成棟、監(jiān)軍戚元弼等援剿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13]。可見，施福所部對清軍順利南下廣東是有一定功績的。
明永歷二年（清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發(fā)生了以張家玉、陳邦彥、陳子壯三人為首的反清大起義。施福與施瑯所部，不得不與昔日的戰(zhàn)友——張家玉所部作戰(zhàn)。張家玉為廣東人，曾在隆武帝帳下任大臣，作為監(jiān)軍，他曾與施福等人聯(lián)手，向江西的清軍攻擊，取得滸灣鎮(zhèn)大捷。后來，隆武帝與鄭芝龍、鄭彩等人發(fā)生矛盾，張家玉憤慨鄭彩消極作戰(zhàn)，受隆武帝之命，到廣東重組軍隊。清軍入粵后，迅速消滅繼隆武政權(quán)之后的紹武政權(quán)，并將永歷帝迫入廣西境內(nèi)。就在清軍將要窮追永歷帝之時，張家玉與陳邦彥、陳子壯等人聯(lián)絡(luò)，不顧一切地在廣東舉兵反清，他們攻陷東莞、龍門、乳源、歸善、博羅、長寧、河源等縣，及連平一州[14]。張家玉等人的行動使李成棟清軍不得不放棄入桂計劃，而將主要力量用于對張家玉作戰(zhàn)。這對于延長永歷王朝的壽命是有重要意義的。
順治四年二月，李成棟率施福等人回兵順德縣，首先擊敗陳邦彥，陳邦彥被迫退入高明縣；其后，李成棟發(fā)兵直撲攻占東莞的張家玉，雙方大戰(zhàn)。《清世祖實錄》記載：“會諜報賊首張家玉陷東莞，遂遣黃廷、成陞等以舟師二千擊敗之，家玉走匿新安縣之西鄉(xiāng)。是時三水新寧等縣并來告急，復(fù)遣投誠都督戴忠等率水師抵九江追擊，斬獲甚多” [15]。《清世宗實錄》對此事的記載比較平淡，實際上，雙方作戰(zhàn)十分激烈，施福的副將成陞即在戰(zhàn)役中被張家玉部擊殺[16]，張家玉部最終不勝而退。以上多次戰(zhàn)役，其中雖未提施瑯，實際上，施瑯參加了以上諸場戰(zhàn)役。《清史稿·施瑯傳》記載：施瑯“從征廣東，戡定順德、東莞、三水、新寧諸縣”[17]。《清史稿·施瑯傳》所提到施瑯平定諸縣，恰與這一時期施福軍隊作戰(zhàn)區(qū)域一致。
該年十月，張家玉部猛攻增城縣，李成棟部趕來救援，雙方大戰(zhàn)，李成棟發(fā)動四面圍攻，其中“總兵施郎、黃廷、副將洪習山從南面接應(yīng)”，張家玉在戰(zhàn)斗中中箭后投水而死，義軍大敗；十月二十五日，李成棟“親督水陸官兵暨武毅伯施福、監(jiān)軍兵巡道戚元弼各帶部兵由九江陸路直趨高明縣”[18]，在這里，李成棟擊敗了廣東義軍中的又一支武裝——陳子壯部。
由此可見，在廣東抗清活動風起去涌的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施福與施瑯作為清軍參加了鎮(zhèn)壓廣東義軍的戰(zhàn)斗，不惜與自己昔日的袍澤作戰(zhàn)。此時的施福甚至沒有名份，還是以明朝所封的武毅伯指揮作戰(zhàn)，施福所率閩軍也未列入清軍正式行列，沒有正式軍餉。按，施福所部在脫離鄭芝龍直接控制之后，仍然為清廷作戰(zhàn)，反映了施福與施瑯等人降清后忠于清朝的立場。從施福一直是鄭芝龍的謀士來看，鄭芝龍降清，他應(yīng)是其中的策劃者之一，所以，即使鄭芝龍被擄至北京，其他將領(lǐng)紛紛下海抗清，但施福與施瑯依然故我為清軍作戰(zhàn)。為什么施氏叔侄如此堅定地為清朝而戰(zhàn)？這是由于：施氏叔侄在政治上傾向于清朝，在他們看來，南明軍隊是沒有出路的。施瑯在晚年對李光地評說當時的鄭芝龍部閩軍，“所帶海兵，習水戰(zhàn)而不習陸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烏合之眾，動輒離心。本朝兵初下，兵勢銳，先聲已厲，如何能敵”[19]？可見，施氏叔侄在當時已經(jīng)看出清朝取得最后勝利的必然結(jié)果，所以，死心塌地為清廷服務(wù)。
三、再次投入鄭成功部下的施瑯
然而，南方形勢的變化迫使施瑯再一次投入鄭成功部下。時為明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降清的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歸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棟在廣州反清，南明的局勢一時大有好轉(zhuǎn)。施福與施瑯也被卷入反清浪潮中，隨李成棟反清復(fù)明。于是，施福被永歷改封為延平伯，“敕仍回閩恢剿”[20]。
李成棟起兵反清，正當用人之時，為何允許施福所部離開自己遠赴福建？顧誠先生分析：“反正之后，李成棟意氣發(fā)舒，把廣東看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奏請永歷帝核準把施福等福建兵將遣送回籍”[21]。更深的原因是：施福所部與李成棟一直不協(xié)調(diào)，李成棟反清，未必有與施福這些人商量，而是利用形勢，迫使施福等人跟他走。但在正式反清之后，李成棟將施福所部視為異己，與其日夜提防，不如將其打發(fā)到福建。而在這時期，鄭成功又一直設(shè)法將施福軍重新納入麾下。
鄭成功于隆武二年下海之后，以明朝招討大將軍為號召，鄭芝龍舊部多來歸附。但是，這一時期鄭氏諸將帶來的軍隊，多非正規(guī)軍，作戰(zhàn)能力很差，鄭成功起兵的頭二年，幾乎是屢戰(zhàn)屢敗，因此，他非常盼望施福所率的閩軍回歸帳下。施瑯隨清軍南下時，囑咐原為明朝軍官的弟弟施顯留在家中，在反清浪潮遍及江南的永歷二年，施顯率家人投入鄭成功的根據(jù)地——廈門。從情理分析，施顯進入廈門，應(yīng)與鄭成功招攬有關(guān)。施瑯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鄭氏素知弟英勇冠諸軍，偵其至，深相結(jié)納。當是時，永歷猶建號粵東西，即剡奏，授職總兵”[22]。收攬施顯，是鄭成功招攬施福與施瑯的第一步。
二施回歸鄭成功部下。施福所部閩軍應(yīng)有水陸兩支，永歷二年施氏叔侄與李成棟分手后，施福與施瑯分率水陸兩軍歸閩。施瑯率陸軍轉(zhuǎn)戰(zhàn)千里，歷經(jīng)險難，途中受到南明軍隊郝尚久的襲擊，幸有鄭成功在廣東潮州的黃崗鎮(zhèn)接應(yīng)，施瑯所部才最終脫離了危險。從當時形勢看，施瑯所部已經(jīng)陷于南明軍隊的包圍中，北有鄭成功，南有郝尚久，西面是李成棟，所率部下多為閩南人，回鄉(xiāng)心切，在這一背景下，除了投入鄭成功帳下，其實施瑯已經(jīng)沒有其他的出路。其后，施福所部水師也回歸鄭成功部下。不過，施瑯所部投入鄭成功部下是在永歷三年二月[23]，而施福要遲到于永歷三年十一月才在潮州晉見鄭成功，比施瑯歸入鄭成功部下，遲了11個月。施福率領(lǐng)閩軍水師沿海北上，他的道路應(yīng)當更好走，卻比施瑯遲了近一年才與鄭成功會合。看來他是在海上流浪多時，一直無法確定去向，最后因為施瑯、施顯的因素，最終決定回歸鄭軍。但是，他的政治態(tài)度顯然有所保留。《先王實錄》記載：“時武毅伯施天福同黃海如來見，藩令天福典兵柄，辭以老，從之”[24]。施福不愿為鄭成功部下，看來與他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施福原來就是鄭芝龍降清的支持者，降清后，又為清朝作戰(zhàn)多時，這一經(jīng)歷，已經(jīng)足以改變他的政治態(tài)度。他不愿投入鄭成功的部下，實際上是與清朝藕斷絲連，保持了繼續(xù)做清朝官員的可能性。施福后來回到安海養(yǎng)老，與鄭芝龍、鄭鴻逵保持關(guān)系。其時，鄭芝龍在北京，已是清朝的官員，而鄭鴻逵因為鄭芝龍的因素，對清朝多有讓步，這也是眾所周知的。當然，這一切并非一心擁明的鄭成功所愿見到的。
四、施家軍反正后對鄭氏軍隊的影響
施瑯與施顯兄弟重歸鄭成功部下，其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加強了鄭成功軍隊的戰(zhàn)斗力量；第二，使鄭成功部隊的政治態(tài)度發(fā)生微妙的轉(zhuǎn)化；第三，施瑯與鄭成功發(fā)生了權(quán)力之爭。
第一，施瑯所部加強了鄭成功軍隊的戰(zhàn)斗力。施瑯所部原來就是鄭芝龍的主力部隊，作戰(zhàn)能力較強。鄭成功得到施瑯這一支軍隊后，開始走出屢戰(zhàn)屢敗的陰影，永歷三年九月，鄭軍在云霄大敗清軍守備張國柱。隨后，鄭成功率兵入潮州，擊敗潮州南洋寨的許龍、達濠寨的張禮，并攻克了和平寨、獅頭寨、員山寨、和尚寮、棉湖寨等地。永歷四年六月，鄭成功圍攻潮州的郝尚久，雙方互有勝負。在以上戰(zhàn)斗中，施瑯與施顯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云霄之戰(zhàn)時，施顯殺死張國柱，是取勝的關(guān)鍵因素；在攻打潮州的戰(zhàn)斗中，“左先鋒（施瑯）親隨何義、陳法、林椿等十數(shù)人冒炮沖進，登樓攀連而下，虜支吾不及，殺傷跳水死者不計其數(shù)”。可以說，在這一二年時間內(nèi)，鄭成功軍隊的勝利，與施家兄弟努力是分不開的。施瑯還用其影響力將詔安縣有名的萬禮所部招于麾下，萬禮以后成為鄭成功的主要將領(lǐng)之一。除了施家兄弟外，回歸的閩軍中，其他人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黃廷在鄭成功帳下任右先鋒，在伏擊郝尚久的戰(zhàn)斗中，黃廷是伏擊部隊的主力之一。此外，鄭成功曾經(jīng)“委右沖鎮(zhèn)洪習山鎮(zhèn)守達濠地方，以副將軍甘輝任右沖鎮(zhèn)”[25]。洪習山也是施瑯所部閩軍的重要戰(zhàn)將。甘輝則是施瑯之后鄭成功軍隊中最有名的大將，他從此役開始揚名于鄭成功部隊。總之，施瑯所部加入鄭成功部隊之后，很快成為該部隊的骨干。而鄭成功的部隊也因施瑯所部的加入，作戰(zhàn)能力大大加強，從屢戰(zhàn)屢敗變?yōu)橛袆儆袛 俣嘤跀 ｀嵆晒Σ肯赂覒?zhàn)的名將士卒，大都來自施瑯所部，鄭成功從此開始了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
第二，施瑯這支“清軍”加入鄭成功部下，也使鄭成功軍隊的政治傾向發(fā)生奇怪的變化。過去，鄭成功作戰(zhàn)的對象是清軍，但在此后，鄭成功作戰(zhàn)的對象逐漸變?yōu)檎紊系拿擞选獜V東明軍。
先是，永歷二年四月，廣東李成棟起兵反清，他派出部下郝尚久潛襲潮州，將南明的勢力擴及潮州。郝尚久曾經(jīng)邀擊脫離李成棟部的施瑯，使之幾遭滅頂之災(zāi)。其后，施瑯歸于鄭成功部下，而鄭成功所部入潮就糧，與郝尚久發(fā)生沖突。雙方作戰(zhàn)多時，損失很大。按照顧誠先生的說法，鄭成功在李成棟反清之后，仍南下潮州與李成棟部下郝尚久作戰(zhàn)，是一種不顧大局的南明內(nèi)戰(zhàn)，妨礙了南明的抗清斗爭。然而，從其背景看，似有施瑯的因素在起作用。
施瑯在鄭成功部下，最大的動作是為鄭成功籌劃襲擊廈門鄭聯(lián)。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碑記證明：鄭聯(lián)與鄭彩皆為廈門人，他們與鄭芝龍同姓不同族。鄭彩與鄭聯(lián)在隆武帝死后擁立魯王朱以海，以廈門為根據(jù)地，在閩浙沿海與清軍作戰(zhàn)，一度聲勢高于鄭成功。但是，他們很快與魯王發(fā)生矛盾，棄之不顧，回到廈門，擁軍自立。在名義上，他們還是鄭成功的抗清同盟軍之一。鄭成功將其作為襲擊對象，實為南明內(nèi)部的內(nèi)戰(zhàn)，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關(guān)于鄭成功襲擊鄭聯(lián)，施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阮旻錫的《海上見聞錄》寫到：“鄭彩、鄭聯(lián)在廈門，與芝鵬有隙，賜姓用施瑯之策，以米千石餉鄭聯(lián)，欲襲取之。聯(lián)不疑”[26]。《臺灣外紀》也有類似的記載，施瑯向鄭成功說：“八月，芝鵬至潮陽，說成功取廈門為家。成功曰：‘彼船只倍多，部將老練，取之不得，反結(jié)為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鄭聯(lián)在廈，邇來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取之正當其時’。施郎曰：‘征之未見為是，當設(shè)計圖之’。成功曰：‘試陳可圖之計’。郎曰：‘聯(lián)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lǐng)四只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其余者，陸續(xù)假為商船，或寄泊島美、浯嶼、或寄大擔、白石頭，或從鼓浪嶼，或轉(zhuǎn)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廈門港水仙宮前。藩主登岸拜謁，悉從謙恭，然后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功曰：‘此計甚當。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不殺之，恐其部卒戀主，不如殺之為是。建成、元吉，豈非親兄弟乎’？成功點首，令甘輝、施郎、洪政、杜輝四將統(tǒng)之。配船四只，其余依計而行”[27]。
鄭成功在廈門襲殺鄭聯(lián)之后，吞并了他的部隊，并于后來召回鄭彩，這樣，原屬于鄭芝龍旗號下的海上力量，基本重歸鄭成功管轄，因此，廈門事件的發(fā)生，對于鄭成功的崛起是有重要意義的。在這一過程中施瑯所獻計策，應(yīng)是鄭成功輕易取勝的重要原因。
但從明清政治對立的態(tài)勢來看，施瑯為鄭成功攻打潮州及襲取廈門，都沒有違背清朝在東南的利益，事實上，也是清朝樂于看到的。而從大局來說，這些軍事行動都不利于南明，南明史專家顧誠先生為此批評鄭成功不顧抗清“大局”[28]。確實，從當時鄭成功軍隊的政治動向來看，有點“不清不明”的含糊。不過，鄭成功部隊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混沌的政治態(tài)度，與施瑯這支“清軍”加入有關(guān)系。而鄭成功并非真要為清朝效力，一旦鞏固了后方，他便要南下勤王了。
永歷四年（順治七年、1650年）閏十一月，鄭成功“傳令各鎮(zhèn)官兵在船聽令，南下勤王”[29]。次年正月，鄭成功南下勤王之兵抵達閩粵交界處的南澳島，“左先鋒施郎入告曰：‘勤王臣子職分，但郎昨夜得一夢，甚然不利，乞復(fù)細思’。藩知來意，心含許之。遂令將左先鋒印并兵將令副將蘇茂管轄，其后營萬禮吊入戎旗親隨協(xié)將”[30]。鄭成功拒絕施瑯的建議而堅持南下勤王，今人多從軍事上評論這一事件，認為施瑯的建議是對的。其實，若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這一事件，就會對施瑯的建議另有看法。長期作為清軍將領(lǐng)的施瑯，不論是出于什么因素考慮，他對南明的政治前途已經(jīng)絲毫不感興趣，他之所以諫阻鄭成功南下，是不愿與清軍作戰(zhàn)。鄭成功讀懂了施瑯的意思，所以爽快地將其免職，而令其回廈門駐守。
從施氏家族的政治態(tài)度看，施福不愿參加鄭軍作戰(zhàn)；而施瑯樂于南明內(nèi)戰(zhàn)，不愿勤王，二人的態(tài)度都有親清朝的傾向，這不能不使鄭成功感到疑慮。
第三，施瑯兄弟在鄭軍中欺凌眾將，動搖了鄭成功的權(quán)威。鄭成功在明末以招討大將軍的稱號號令部眾，在他的部下，有來自各方面的勢力，而鄭成功一概授以“總兵”的稱號，簡稱為“鎮(zhèn)”。大的鎮(zhèn)有數(shù)千人，小的鎮(zhèn)只有數(shù)百人，其中以施瑯、施顯兄弟二鎮(zhèn)的兵力最強。施瑯是一個天生不安分的人物，他做過黃道周的部下，但與黃道周所部因爭奪一名偽官俘虜，大打出手，被黃道周告到隆武帝處，這在現(xiàn)存的黃道周奏疏中尚能看到。投入清朝后，他與李成棟關(guān)系不順，不過，其中原因并不在他。施瑯晚年與姚啟圣合作收復(fù)臺灣，也與姚啟圣發(fā)生沖突，所以，一般人都認為施瑯是一個不好合作的人。施氏兄弟投入鄭成功部下之初，鄭成功對其十分優(yōu)渥，“凡軍事必咨商”[31]。由于鄭成功的信任，施氏兄弟在鄭軍權(quán)勢很大。他利用這一點作威作福，也是眾所周知的。楊英評道：“時施郎兄弟俱握兵權(quán)，每有跋扈之狀，動多倚兵凌人，各鎮(zhèn)俱受下風。惟后勁陳斌每與之抗，曰：彼恃兵力，吾兵足與敵；若彼手段，雖兄弟，吾用只手蹂躪之”[32]。但是，最終陳斌還是無法在鄭軍中立足，永歷四年閏十一月，“陳斌與施瑯相抗不睦，率兵而逃，具稟陳所逃緣由。后斌據(jù)潮陽歸清”[33]。陳斌所為，對鄭成功震動甚大。后來又發(fā)生了黃廷事件。“一日，家丁與右先鋒黃廷兵爭競小故，郎徑率數(shù)猛直至黃廷行營辱罵，并碎其家器。廷忍避之，密啟藩”[34]。從這些事件來看，施氏兄弟欺凌眾將是有其內(nèi)在原因的。施瑯的企圖是建立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若他這一目的達到，施氏兄弟便會成為鄭軍中的霸主，諸將要看其臉色行事，這就不能不動搖鄭成功在軍內(nèi)的權(quán)威。永歷五年在廈門發(fā)生的鄭成功與施瑯沖突的事件，已經(jīng)為大家所熟悉。其起因是南明戰(zhàn)將曾德在廈門得罪了施瑯，躲入鄭成功家中。而施瑯不顧一切，帶兵沖入鄭成功家中，將曾德捉去殺害。鄭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瑯、施顯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瑯逃走，而施顯與施大宣被鄭成功處死。施瑯逃到安海之后，對自己的去向尚在猶豫中，但鄭成功所派刺客又來到安海，施瑯無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
對于施鄭矛盾的激化，人們多責備鄭成功誅殺施瑯之父與弟施顯，是自毀長城。但從政治上來說，這實質(zhì)是鄭成功軍隊內(nèi)部親清派與擁明派的一次政治斗爭。施瑯自從成為清軍將領(lǐng)之后，對清朝的態(tài)度大為變化，他已經(jīng)有心完全擁護清朝。因此，他對所謂的“勤王”不感興趣；而鄭成功則是大義在身，一心擁明。施瑯抗拒南下之事表明：鄭成功要將這支有不少“清兵”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實實在在的明軍，還要花很大的力量。因此，他非得除去對清朝曖昧不清的施家兄弟不可。從權(quán)力的爭奪來說，自從施福脫離鄭芝龍直接統(tǒng)轄而獨立作戰(zhàn)以后，施氏家族在軍中已經(jīng)有很大的影響。鄭成功雖然將其重新納入自己的統(tǒng)帥之下，但是，由施瑯一手帶出來的軍官們，對施瑯很有感情。在鄭成功明令逮捕施瑯之后，施瑯的舊部蘇茂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將施瑯放走；而施顯手下的軍官在施顯被監(jiān)禁后，也曾經(jīng)“賂監(jiān)者脫鎖鑰，將掖之去”[35]。施瑯偷渡大陸后，又由安海施福派出的船只將其接走。可見，施氏家族在鄭成功部隊中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且他們又有親清朝的傾向，若讓施氏家族的勢力發(fā)展下去，對鄭成功是一大威脅。鄭成功借口施瑯殺曾德的事件，一舉將施氏家族連根拔去，實質(zhì)是一場政治斗爭。
結(jié)語。鄭成功與施瑯都是那一時代的英雄人物，但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不同。鄭成功是為明朝而戰(zhàn)，施瑯則已經(jīng)成為清朝的將領(lǐng)，一直有親清的政治傾向。他們由于歷史的關(guān)系與地緣關(guān)系而走到了一起，但其政治態(tài)度的分歧，決定了他們注定要分道揚鑣。鄭成功與施瑯各為其主，都是英雄人物。肯定一人而否定另一人，都是不對的。在一定的前提下，兩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名彪青史的人物。鄭與施的斗爭，決不是鄭成功容不得施瑯的問題，其實質(zhì)是一場權(quán)力之爭，若是施瑯長期留在鄭成功的軍隊中，這一支隊伍會日益向清朝靠攏；而鄭成功將其排除出去，則將其改造成為一支完全聽其號令的明朝隊伍。兩雄不并立，鄭成功與施瑯的沖突遲早要發(fā)生，只是鄭成功早已看清這一點，而施瑯尚未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鄭成功除去隊伍中的親清派核心人物之后，隊伍士氣大振，鄭成功因而大舉進攻閩南清軍，從而奠定了其事業(yè)的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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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曉望，生于1954年9月，現(xiàn)為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2]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岳麓書社1998年，第28頁。
[3]施瑯：《武毅伯特進光祿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勇將軍僴父公行略》，晉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潯海施氏族譜》往本，卷10。轉(zhuǎn)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28頁。
[4]施瑯：《靖海紀事》，《決計進剿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14頁。
[5]施士偉：《襄壯施公傳》，見《靖海匯紀》，轉(zhuǎn)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27頁。
[6]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3頁。
[7]*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3頁。
[8]徐曉望：《論隆武帝的戰(zhàn)略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佚名：《思文大紀》卷7，臺灣文獻叢刊本，第130頁。
[10]錢澄之：《所知錄。隆武紀事》卷上，荊駝逸史本，第9頁。
[11] 兩廣提督李成棟揭帖，順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臺北，維新書局1972年，第601頁。
[12]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34頁。
[13]《清實錄》第三冊，《清世祖實錄》卷3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9頁。
[14]兩廣總督佟養(yǎng)甲揭帖，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臺北，維新書局1972年，第639頁。
[15]《清實錄》第三冊，《清世祖實錄》卷3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9頁。
[16]顧誠：《南明史》，第412頁。
[17]《清史稿》卷260，施瑯傳，第9864頁。
[18]兩廣總督佟養(yǎng)甲揭帖，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639頁。
[19]李光地：《榕村續(xù)語錄》卷8，歷代，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70頁。
[20]魯可藻：《嶺南紀年》卷2。轉(zhuǎn)引自：顧誠《南明史》，第434頁。
[21]顧誠《南明史》，第434頁。
[22] 施瑯：《都閫安侯施公（顯）行述》，晉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潯海施氏族譜》荒本，卷24。轉(zhuǎn)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73頁。
[23]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69頁。
[24]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頁。
[25]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13-17頁。
[26]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頁。
[27] 江日昇：《臺灣外志》卷6，上海古籍社1986年，第111頁。
[28] 顧誠：《南明史》第440頁。
[29]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頁。
[30]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25頁。
[31]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4頁。
[32]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23頁。
[33]阮文錫：《海上見聞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頁。
[34]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32頁。
[35]施瑯：《都閫安侯施公（顯）行述》。轉(zhuǎn)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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