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車別
在煮酒論史的版塊,我發了一篇文章《明朝和清朝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對照比較》，下面的回復里有一個叫東東狐的人，提出了許多質疑。我看見了，心里是很不快的，現在有時間就來回答一下。
我這篇文章在別的地方也貼過，比如關天茶舍,但不是單獨貼的，都是跟在《從滿清禁毀書籍的豐功偉績談開去》這個題目下面，前面已經有兩篇文章，是介紹滿清禁毀書籍、屠城、遷海的事跡。這么做，并非沒有用意。意思很簡單，滿清的暴行也好，倒行逆施也好，并不能孤立的個別的來看，它們之間是有關系的，聯絡起來成為一個系統。把它們放在一起意思是，別人要么全都不看，要么全都一起看，得到一個系統的全面的印象，這樣可以避免許多疑問，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質疑和反對，也節省了回答的力氣，大家方便。
現在看了東東狐那些鏗鏘有力的質疑，許多是無知導致的，比如什么崇禎“連仿制的大炮都沒有能造出來”（其實明末決大部分的大炮都是明朝自己造的，性能不比外國差，有的還要好），比如“明朝皇帝權力空前強大”（這種無知是從中國的教科書就開始的濫調，也怪不得東東狐），還有“禁錮我們科學的是漢人的農業生產方式是漢人的等級制度”（這也是由來已久的謊言，但一般不愿意動腦子的人都相信），還有“徐光啟沒有考中進士就不可能有后來如此成就”（這說明基本上他對徐霞客，宋應星，吳有性，李時珍，王艮，王襞，何心隱等等人都不知道），還有這一條“多爾袞進關，明朝已經滅了，滅給‘家奴’（崇禎語）”（這里不是無知，而是故意扭曲，崇禎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家奴’這個詞是滿清統治者喜歡用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應該很熟悉，以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沒有一個象滿清統治者是能無恥猥瑣到這個地步的，所以溥儀跑到東北當日本的兒皇帝，后被蘇聯抓去，又低三下四的向斯大林申請加入布爾什維克，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一是缺乏必要的知識，也就是基本的歷史事實都不知道，另一個是不喜歡動腦筋，許多問題都是人云亦云，沒有經過大腦導致的結果。
一些質疑或者說質問，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解答過的，但他還是非常自信的提出來，應該是他沒有看到，或者說雖然看到了，但是沒有理解的緣故
比如他問“既然明朝科技是如此發達，是如此進步，為何給個落后無比的游牧部落顛覆掉？”
這個問題我文章里早就已經回答了，可能是他沒有理解。現在再重復一下：
“
任何文明的進化，都必然要經歷一個化蛹為蝶的過程，否則只能停滯不前。
人性的張揚、個性的獨立、黨爭不斷、講學書院的林立、海上貿易空前的繁榮、市民和手工業階層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文明正在經歷一個關鍵時期。
而這一個階段，化蛹為蝶的階段，卻又恰恰是一個文明最虛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蠻的外敵侵襲能力的時機，然而不經歷著這樣一個階段，文明就無法實現自身的進化。”
還有
“滿清這種把兇殘推到極致的屠殺，也確實收到了他們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現在的人不是常常在問，為什么滿清十幾萬的軍隊能夠征服上億人口的明朝中國呢？原因當然很多，但滿清這種駭人聽聞空前絕后的屠城政策，卻絕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殘暴到極點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滿清暴行和黑暗統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顧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個地區的人，幾十萬的人，乃至幾百萬的人的性命，他還能不考慮不顧忌嗎？
越是有決心有勇氣反抗滿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慮眾多無辜百姓的生命。滿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無辜百姓作為人質，來要挾所有敢于反抗他們的人放棄反抗，屈服順從。對滿清統治者，他們殺戮的是異族，殺的再多也不顧惜，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漢人全部屠殺光，他們也會去做的。而對于反抗滿清暴行的人來說，他們又怎么能置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顧呢？
可以想見，面對滿清這樣一個殘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權，那些一向真誠信奉仁義傳統的明朝士大夫知識分子，確實有一種手足無措，無從下手的感覺。可以想見有多少視死如歸鐵骨錚錚的明朝志士，卻不得不咬碎鋼牙，飲恨吞聲，老死山林。世間最悲慘最痛苦的事情，大約就莫過于此了。
”
所以他的問題答案很簡單，明朝的中國正在經歷文明轉折的關鍵時刻，所以當然是最脆弱的時刻，這個時候被野蠻民族趁火打劫， 結果就導致了三百年的沉淪。文明的進化本身沒有錯誤，那么錯誤在哪里呢？為什么西方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個問題我以后會說到的。
另外一點，就是他說的“我認為預測明朝能夠取得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有也一定是個無比集權的工業生產，道路是很漫長的，無法預期在300年內能取得西方式的工業化。（委婉一點說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和集權政府的物質消費）”
這一點，也是他對基本的事實沒有了解導致的。事實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紹明末晚明時期中國的經濟和海外貿易的書籍都會提到，晚明時期的中國民間私營的經濟力量遠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的多，當英國的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經算是巨富的時候，同期的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幾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中國農產品的商業化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地步，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已經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消耗的糧食一大部分都是從別的地區運來的。
當時民間的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工業不斷委瑣。就以瓷器而言，根據《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引用宋應星的記載“民窯發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樣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余件”
萬歷時期“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之徒，每日不下數萬人”
礦冶也呈現同樣的情形，“當時官營礦冶業由盛轉衰，萬歷時期最大的官營礦冶--遵化鐵廠瀕臨破產，‘山場封閉，裁革郎中及雜造局官吏，……地租銀征收解部，買鐵支用。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煉鐵鋼坊不斷擴大。著名的濮萬業鋼坊從濮家店遷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煉鋼規模擴大，又在西城外設置總作坊，而以濮家院做東作坊”。而在明朝這樣的私營鋼鐵大作坊還有許多家。
此外制糖業，造紙業都極其發達
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說》中說“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農”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經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從事農業，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從事農業。應該說這個估計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明代晚期中國的工業商業的發達遠遠超過了現在一些人的想象，可以說如果不考慮現代科技的因素，晚明時期的中國，經濟遠比現代中國要發達的多，這也是為什么當時能夠把全世界幾乎大部分生產出來的白銀吸納到中國的原因。當時中國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不發展，而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快；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太大，而是阻力太小，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危機都是從這一點上引發出來的，我以后會寫文章詳細論述這個問題，這里就不多說了。
關于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和海外貿易發達到什么地步，按照現在普遍公認的估計，當時整個世界開采的白銀的一半都通過海洋貿易流入了中國（而且這還是相當保守的估計）。
《晚明社會變遷》一書中說“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而具體地說明了中國吸納了全球的白銀。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這么多的白銀，是用中國的商品交換而來的，因此晚明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展，過去顯然是低估了，應該重新給以評價”
在《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有這樣的記載“明代，中國海商資金雄厚，對南洋各地土產有很強的購買力”，西方的公司沒有辦法和中國商人競爭，根據當時西方人的記載“1640年，一個中國商人在暹羅收購大量皮革，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價收購的辦法來彼此競爭，但沒有成功，這個中國商人更由此不還價的收購”。
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中國的海盜集團層出不窮，一直到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出現。鄭芝龍集團在得到中國明朝官方的支持以后，以空前的速度壯大起來，不斷吞并原來的各大中國海盜集團和海上貿易集團。與北方野蠻僵化封閉的狩獵民族力量崛起相對應，中國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天啟七年，鄭芝龍被明朝政府授為海上游擊，崇禎二年，鄭芝龍集團消滅李魁奇海盜集團，同年六月消滅吞并楊六楊七海盜集團，八月消滅褚彩老集團，崇禎三年消滅鐘斌海盜集團，崇禎八年，在田尾洋大海戰，擊潰當時中國勢力最強大的海盜貿易集團劉香集團和荷蘭的艦隊聯軍。
通過一系列的海戰和吞并，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只，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于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只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上”。
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臺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姜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后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接替鄭芝龍的鄭成功集團，雖然實力至少縮水一大半，但仍舊擁有驚人的財力。鄭成功為了抗清，籌集資金，發展海上貿易，設立“裕國庫”和“利民庫”，相當于現在的大銀行，為海商們提供資金進行貿易，順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領出25萬兩白銀，進行出海貿易；順治十二年領出5萬兩商販日本，十一月又領出10萬兩”
但為什么這么良好的基礎下，到了滿清統治下卻沒有產生資本主義呢？其實我在介紹“遷海”的文章中，已經作過論述了
“
現在的人不是常常在問，中國為什么在近代會科技經濟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紛紛去尋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門，說是儒家文明，說是農業文明，說是程朱理學，還有科舉制度，還有直接歸咎于明朝的統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實這樣的問題，這樣的答案根本就是偽問題，偽答案，其荒謬程度和幾個近視眼為了比較誰的視力更好，就比誰能說出遠處匾額上的字，結果到頭來匾額根本就沒有掛一樣，甚至更荒謬。
其實只要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和明代中國一樣處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他們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哲學理論發展還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國）的英國以及西歐，如果和中國一樣遭到類似滿清一樣的野蠻民族統治，一樣在最發達最繁榮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運，一樣被勒令留發不留頭，每個人都必須留一條辮子，否則殺無赦，一樣遭受那樣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統治，一樣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來一個沿海遷界，沿海地區變成無人區，沿海居民被屠殺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樹木植被都被摧毀消滅，我倒是想知道，那還會有什么狗屁資本主義？它們如果比中國發展的更快，那才是見鬼了。
連比較的前提都不一致，這樣的問題不是偽問題，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現在有兩個人，甲遇見一幫強盜，頭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沒有遇見強盜，健康的活了下去。現在卻有蠢人來煞有介事的問：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樣煞有介事的回答這個問題：有的說，甲不注意鍛煉身體，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說，錯了，甲就是鍛煉身體過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說甲有心臟病，所以短命，有的說甲有高血壓，有的說甲喝酒過度，身體脆弱，有的甲吸煙，更有干脆的則說，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當然的。可惜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腦袋同樣被砍掉，他還會活么？既然同樣不會活，那么這些理由不是屁話又是什么？
還有些所謂的聰明人發話了：歷史不能假設！好一個愚民的主張！錯！歷史不但應該假設，而且必須假設！對歷史做假設，正是能讓人透過歷史的迷霧看到隱藏在迷霧后面的真相。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能夠假設！這是人所獨有的思維能力，人區別與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不但能夠看見表面現象，還能看見表面現象后面的本質；不僅能夠看到既成事實，更能夠看見所謂的既成事實從來不是事物發展的唯一路徑。把既成事實當成必然事實只能是只會低級條件反射的動物邏輯，而并非人的邏輯。
自然科學從來就不可能離開假設。沒有假設就不可能有牛頓力學，難道世界上真有絕對光滑的平面，讓物體永遠因為慣性而滑動下去嗎？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體么？沒有假設也不會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難道真的能夠設想人追上光之后會發生什么嗎？真的能在時空的每個角落都放上一個鐘么？當然也不會有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等理論不都是先從假設開始的嗎？
自然科學不能離開假設，難道作為社會科學的歷史就能離開假設嗎？所謂歷史不能假設根本就是騙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閹割的謬論。現在就讓我們理直氣壯光明正大的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的英國西歐和中國一樣遭受到類似于滿清的統治，會是一個什么結果？結果只有一個：和處于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一樣落后，甚至更落后！更進一步，如果中國沒有受到這樣的摧殘統治，又會怎么樣？到那時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絞盡腦汁的去研究，為什么西方這么落后于中國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統治，還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這樣的研究，美其名為學術，其實是連基本邏輯常識都不具備的笑話和鬧劇而已。
其實真要問問題，應該是為什么中國在那個時候，那個階段，受到遠遠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獵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殺，而英國和西歐在那個時候，在它們國家的旁邊卻根本沒有這種民族的存在？是因為地理條件的客觀因素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這倒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問的問題！
”
接下來說一下我寫這些文章的動機，是否如東東狐所說，是“在說明朝是天下無雙”，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一向認為明朝的中國,有領先世界的地方（政治，經濟，哲學等方面）,也有落后于世界的地方（自然科學以及某些技術領域），我一向認為中國的文明在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中是后起的文明，其他文明的歷史都比中國悠久，即便比起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國的文明也有相當的缺陷。
問題在于落后了并不可怕,誰都不能保持永遠的先進,而在于落后了之后，是否能勇于吸收別人先進的東西，消化別人先進的東西，同時又不喪失自己優點.這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力的文明。而明朝的中國是這樣的文明，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完全喪失了這樣的特征。
具有這樣的特征的文明,可以有局部的落后,但不會全面的落后，可能落后別人十年二十年，但不會落后一百年兩百年。
一個文明最可怕的就是盲目自大，認為自己的文明什么都是好的，其他文明什么都是糟的，這無異于自取滅亡。
明代中國的文明是正常的，所以盡管蒙古給中國帶來毀滅性的破壞，（按照《中國人口史》葛劍雄主編，1215年的時候中國人口是1億4千萬，經過蒙古屠殺破壞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萬的人口，超過一半的人口被消滅掉，這對一個文明的破壞是接近于毀滅性，元氣大傷），又經過元末的戰亂大破壞，明朝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起來，并且放眼世界，積極的取長補短
明代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開闊的胸襟。從明代正德嘉靖年間一直做到兵部尚書的王廷相就已經在中說
“天,一也;天下之國,何啻千百,天象之變，皆為中國之君譴告之，偏矣。以為千百國皆應之，而國君行政之善惡，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齊也”
王廷相這里卻明確提出了“天下之國,何啻千百”，而中國只不過是這千百個國家中的平等一個，認為如果天象之變都“為中國之君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說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何以單獨照顧中國呢？
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明當時明朝的知識分子對于對于天下的認識已經相當開闊，眼界已經相當的宏大。不再把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本土，而是確切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許多國家中的普通一個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記載的明朝內閣首輔葉向高的事跡，當時利馬竇死后，明朝政府賜予葬地“時有內宦言于相國葉文忠（葉向高）曰：‘諸遠方來賓，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如無論其它，即其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明朝的內閣首相如此看重幾何原本，可見胸襟見識不凡。
再拿一個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滿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這又是何等豁達，是何等自信開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說的好，明朝“沒有人號召‘師夷之長’，因為根本用不著號召。明朝人對待各種技術的一般態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來自哪里。”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心態，盡管當時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騷擾中國，被中國軍隊打敗，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夠積極的向被自己打敗擊退的敵人身上學習好的東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將占據屯門的葡萄牙人驅除.明軍當時的將領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潰不成軍，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軍俘虜，就連從暹羅開往中國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獲．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軍覆沒，只得連夜潰逃而去．汪鋐在屯門打敗了葡萄牙人之后，繳獲了許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槍炮．他馬上上疏給明朝政府，認為這個兵器發展的潛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進并裝備部隊．明朝政府馬上聽從了汪鋐的建議，并提升汪鋐為右都御史，專門負責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當敏銳的緊跟整個世界的動態，一發現最新式的火器，馬上就是不遺余力的大規模仿制和改進，并且自身獨立研制和創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斷增長，到最后無論在火器的研制還是火器的裝備規模上已經有反超西方的趨勢。
甚至對于來訪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員都不會放過他們隨身攜帶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著的《中華大帝國史》中記述菲律賓群島圣奧古斯丁會主教馬丁.德.拉達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羅尼莫.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軍人到明朝來聯絡消滅中國海盜林風的事情，其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下一天，總督派人去訪問我們的人，向他們要一把劍，一支火繩槍和一個火藥桶：因為他要據此制造。我們的人把這些送去，后來得知他們仿制了，盡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然而到了野蠻封閉僵化的滿清統治下，這樣開放自信從容的態度是蕩然無存了，滿清統治者不僅自己不主動尋求對西方先進事物的學習，甚至當這些先進事物已經送到滿清那些愚昧殘暴的頭目那里的時候，還是僅僅被他們當成玩物，這和明朝相對照，是相當可怕的對比。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馬嘎爾尼在送給乾隆的禮品包括各種當時世界上先進的儀器和武器，“禮品介紹中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榴彈、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然而所有這些在那個愚昧殘暴的乾隆看來，僅僅成了是他個人的玩物而已，這些送上門來的先進武器，對滿清沒有任何影響，一只到了幾十年后，滿清在使用的還是兩百多年前明朝時代的武器，甚至更為落后，被英國教訓的頭破血流，搖尾乞憐求饒的時候，這才知道要去學習，而這時的滿清已經成為西方殖民強盜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對比明代，只能認為這不是發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文明內的事情。（還有南懷仁的蒸汽機以及應用設想，愚昧而又殘暴的康熙是怎么對待的呢？和他的孫子實在是一路貨色）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書的作者王宏斌曾經做了這樣一個比較
“明代中后期中國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長17丈，寬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約為537個單位；1633年封王尚豐，舟長20丈，寬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為1200個單位”，這樣的船只和歐洲當時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個水平上。
到了滿清時期“1663年封王尚質，張學禮出使乘坐的封舟長18丈，寬2.2丈,深2.3丈;
1684年，長15丈,寬2.6丈
1719年,長10仗,寬2.8仗,深1.5仗
1756年，長11.5丈,寬2.75丈,深1.4丈
到了1800年, 長只有7丈,寬2.75丈,深為1.3丈
趙文楷問為什么如此小，‘撫軍以閩縣海船但有此等’對，由此可見中國的民船制造技術，在滿清統治時期是處于不斷退步的過程中”
為什么會這樣呢？王宏斌明清兩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個對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認為敵人來自海外，應該把它堵截消滅在海上，而滿清統治者是“重防其出”，認為海上的敵對勢力（反清武裝）出自國內，必須嚴格限制出海，斷絕接濟，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對象是國內，岸防是重點，水防是輔助，“限制民船制造規模，技術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視同是叛逆行為，勒令禁止”。
1717年，康熙統治下的滿清覺得“海外如呂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漢人，此即海賊之藪”，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貿易，還要控制漁船商船。
接任的雍正也不遜色他的父親，這些滿清的統治者對海洋的恐懼，漢人的恐懼已經到了荒誕的地步，連漁船他們都覺得不放心，認為廣東的“拖風漁船規模大，可以沖風破浪，恐生奸猾，建議全部拆毀”，有人提出反對，認為漁船太小了，根本無法深入洋面捕魚，雍正聽了之后堅決否決他的反對，于是廷議的結果是“廣東漁船梁頭不得過五尺，舵手不得過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嚴，余無多策，爾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遺他日之害”。
但是這樣的限制，還是不能讓清廷的統治者走狗滿意，“不知梁頭雖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沖風破浪”“請議定其風篷，止許高一丈，闊八尺，不許幫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闊過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還要對淡水攜帶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滿清統治者甚至把船只壓艙的石頭都看成對他們的統治有威脅，在乾隆統治下的1756年。規定“出海漁船，商船每借口壓艙，擅用石子、石塊為拒捕行兇劫奪之具。嗣后，均止許用土坯、土塊壓艙。如有不遵，嚴拿解糾”
滿清統治者始終把海外的漢人當成它們的一大威脅，當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屠殺華僑上萬名，鮮血把河面都染紅，史稱“紅河事件”，乾隆聽到這個消息是怎么說的，他感覺很高興，覺得荷蘭人幫了他的忙，他說“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也就是說這些人，他本來就想殺掉，但因為鞭長莫及，殺不了，現在荷蘭人幫他殺了，他覺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這就是這個禽獸皇帝的心理了。
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他們“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于船只吃水淺，無法抵御大風的襲擊”，他們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發出過這樣的感嘆“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只，至今已經有250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贊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佩雷菲特 著）
馬嘎爾尼發出這樣的感嘆很正常，但他所不知道的是，當明朝萬歷年間，傳教士來中國的時候，他們是羨慕中國的造船工藝和技術，中國的祖先實在是不無知，也并不笨拙。中國人并不頑固，也并非天生有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惰性，所有這一切實在是替滿清統治者背了黑鍋
在滿清這樣的殘暴黑暗的統治之下，中國如果能進步，確實是咄咄怪事了
最后說一下東東狐提到的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顧誠說的好，有些人不過是把歷史必然性閹割成了歷史宿命論，本質上和封建統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顧沒有任何區別。的確，任何事物都有規律，歷史也不例外。所謂的規律不過是一定的條件發生一定的結果，條件發生改變，結果也必然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有歷史必然性，在滿清代替明朝的這段歷史所反映的歷史必然性就是以一個落后的野蠻的少數民族去統治一個已經擁有燦爛發達文明的多數民族，最后的結果必然是歷史的倒退，文明的摧殘和破壞。
正確的直面歷史，才能正確的面對未來，否則連落后是因為什么而落后都弄不清楚。
最無恥的是一面談到歷史責任，追究落后責任的時候，承認漢族是國家的主體，要這個國家主體來承擔責任，另一面卻又對把國家主體民族極盡摧殘壓迫殺戮提防之能事的統治者歌功頌德，開脫罪行。
最無恥的是受了壓迫受了奴役,還不能認識這種壓迫奴役的罪惡，還在重復那套臣罪當誅兮天皇圣明的奴才心理,還在無比體貼的從那些屠殺者壓迫者，那些干下禁書屠城遷海暴行禽獸的角度考慮,表示理解表示寬容,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表示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一個人受到殘害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不滿，反而站在殘害他的人角度來表示理解,我們說這是一個已經喪失了做人起碼的尊嚴的人，成為一個典型的心理病態的奴才的標本，這是公認的常識.個人是如此，民族何嘗不是如此.
一個最沒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患有自虐癥狀的民族，自輕自賤的民族,把不屬于自己的罪過壓到自己的身上,把不屬于自己的錯誤攬到自己的頭上,自以為得意,而開脫真正元兇的罪行.一個具有這樣癥狀的民族,是奴才民族,永遠只能沉淪在萬劫不復的深淵中不能自拔，一個具有這樣癥狀的人，是奴才性格的人,永遠浸淫在自虐憂郁的陰影下,成為一個廢人
我們提倡民族團結，首先要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在對一切種族屠殺種族壓迫的暴行嚴厲譴責的基礎上，建立在對一切開文明倒車的行為無情聲討的基礎，建立在正視歷史事實在對歷史正確評價的基礎上,否則只能是自欺欺人,只能是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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