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大啟蒙書之二
五、關于基督教及韋伯
歐陽竟無大師所說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同特點，也是基督教的特點。我追求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并不排斥基督教。各種宗教對人生和死亡的關懷，答案互異但各有意義。基督教千古流傳，對人類的精神自有不可或缺的救治作用。不過我認為，佛教更優秀，“教”級更高，也更適合中國從專制向民主的和平過渡，故主張把佛教放在優先地位。記得恩格斯都說過，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較高階段。梟文《信上帝者，非偽即愚！》是站在歷史的高處和智慧的頂峰極而言之，是為利根上智特別開的“小灶”。因為大智慧者大文化人的道德和人生意義是不應靠上帝來保證和賦予的。
我曾說，西方最高神格為上帝，用佛教里的果位衡之，上帝的神格也不算高，也就羅漢而已，大不了菩薩一級吧。這是戲言，也是實話。從大乘佛學的角度看，基督教義是一種 “非了義”，“不究竟法”。基督教的寬容度、博愛心及和合精神，與佛教比，均有不及。盧語暉君在批梟雄文《不信上帝者，既愚且偽》中說“上帝對某些人有更多的偏愛，而對某些人則是完全拒絕。”這與佛教“眾生平等”、“饒益有情，普渡眾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等大慈悲心，差了好些層次。吾友老象說得好，佛教度人也講要“有緣”，但絕對不會拒絕對任何眾生的救拔。
許多國人包括文化人以為基督教“開”出了或曰催生了西方民主，或者干脆把基督教當作民主工具，以為傳播基督教就是在追求民主，純屬歷史的無知。相反，是啟蒙思想反掉“神本”主義，是宗教改革政教分離之后，西方社會才逐步走上民主道路的。
至于掛在自由派文人嘴巴上的韋伯“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的觀點，并不足以說明基督教根本教義的先進性，更不足以把民主與基督教掛鉤。請注意，韋伯認為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的乃是新教倫理，而且是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已。況韋伯的論證很不嚴密，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建立的因果聯系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比如韋伯認為新教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的理由之一是，新教反對毫無節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因為這種嚴格的禁欲主義使得新教徒們不斷地創造財富卻并不將它用作個人的消費，而是將其投入財富的再生產中，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這就有些可笑了，要說禁欲主義，我們的某些偏離了儒家大道的傳統道德規范絲毫不輸給基督教。更多學者傾向把宗教看作現代化的障礙，認為宗教的衰退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孔德、斯賓塞、馬克思等人都對宗教包括基督教持否定態度。似乎韋伯也說過，資本主義無限的逐利動機在任何宗教道德中都不會被認可。
韋伯對儒佛理解至為膚淺。關于佛學，他的觀點只是小乘佛教的見解。他關于儒佛倫理與資本主義不兼容的論證早已被日本、香港、新州、臺灣和“亞洲四小龍”（皆為儒佛并行的儒家文化圈，佛教是泰國國教）的社會發展現實所證偽。一些自由派文人唯洋是崇，奉之為社會分析科學無人能及的大師，未免可憐，令人討厭。
六、佛教的現代化
公歷紀元前后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較自由的傳播。漢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后，即下詔在五岳勝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對佛教也任憑其蓬勃發展，韓愈辟佛，還遭到流放。宋朝對佛教大多采取保護政策。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明朝出現過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傳佛教，但不限制漢地佛教。康熙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并行不悖…
總體而言，歷代王朝都對佛教都以扶植為主，認為三教各有妙用。歷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唐朝武宗時，雖然發生過禁佛事件，但行動都相當“人道”，對佛包括儒道的摧殘，-----------------------------佛教末流，只求個人超脫而逃避社會現實，以當“自了漢”為滿足。振興中華文化，離不開佛教的現代轉化；佛教的現代化，離不開大乘佛法的重新弘揚。
關于佛教現代化問題，釋太虛、釋印順等人倡導的人間佛教和人生佛教運動最為精當切實。太虛強調入世，注重人生，認為修行不能僅僅為了個人解脫，而應從人乘出發，進修大乘菩薩行，以大乘“自覺、覺他”的精神將個人解脫與世間一切眾生的解脫結合起來。人間和人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國化、入世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對大乘佛教的進一步發揚。經中共圍剿，佛法衰微，相距近百年的釋太虛等大師的人間佛教之倡議，至今聽來猶如獅子吼。
佛教平等理性、以人為本等人文主義特質，與現代平等自由等價值觀遙相呼應。相信佛家理性、平等的人文主義思想和大乘的入世、普度與普世精神，對于療治各種庸俗現實主義、奴才犬儒主義的“流行病”，對于充實和創新民運思想資源，推動民主事業發展，大有作用和意義。振興中華佛學，佛學界、思想界和民運界有識之士任重而道遠，勉之哉。
2006-3-18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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