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2012年7月12日
文化差異不應當是相互排斥的基礎，而應當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傳承豐富和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千人一面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實際就是在不同文化、不同傳統、不同信仰之間相互吸引、碰撞、交融并進中豐富、發展和形成的。只有堅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多彩包容的優良傳統，中國才能對人類進步、世界和平及全球文明的多元共生做出貢獻。統戰工作、宗教工作，是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是統一戰線理念及實踐的文化土壤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取得斗爭勝利的法寶，它實際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任何國家、政黨、集團、階級等，在爭取斗爭勝利或者治理國家時都必須采取這樣的一個政策。這是不言而喻的。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政黨不最大限度地爭取同盟者的支持和幫助就能取得勝利并維持之。
然而，把統一戰線作為一個理論，一門學問，一套體系，一個制度，卻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建黨初期，統一戰線的術語及概念一經提出，實際上就成為全黨的工作，并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統一戰線已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把它理論化、制度化，提到維系政權的高度，成為政權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不曾有的、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毛主席曾經說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今天，它也是我們保證社會安定團結、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重要法寶。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三大法寶之一，能夠扎根于群眾并被廣大群眾所接受和認同，不僅在于中國共產黨有一批極具政治智慧的創始人，從戰略的高度奠定了統一戰線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密不可分。
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個重大區別是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多元一體，從不是單一的色彩。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國文化的特質更是先天成為統一戰線深厚的資源及沃土。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學術上百家爭鳴、民族上交融合流、宗教上互滲互透的歷史，是一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相互碰撞、融合，形成多元一體文化的歷史過程。從理論上說，任何民族都有反映其文化、心態、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的宗教信仰，任何宗教信仰都有其不同的神祇崇拜、祭祀禮儀和禁忌風習。如果一個宗教自認握有絕對真理，就難免有君臨天下、臣服萬民的獨霸傾向。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宗教不保持開放性并放棄一教獨尊的自大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排他性。當這種自認握有絕對真理的宗教與世俗政權結合、具備政教合一的外部條件時，這種排他性勢必演變成宗教迫害或宗教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由于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教獨尊、政教合一的中央政權的現象，歷代統治者對宗教大都采取寬容的態度，既不過多關注民眾對信仰的選擇，也不刻意發展或制約某一宗教。即便是排他性很強的亞伯拉罕系三大一神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也具有了包容的特質。這種政教關系和宗教特征，使得我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民眾對于信仰的選擇是自由的，各教之間平等往來、互補長短；同時尊奉佛、道、儒的多重教籍者比比皆是，這在基督教或伊斯蘭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國歷史上幾乎沒有過宗教迫害，更沒有過宗教戰爭。至于“三武一宗”滅佛、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禮儀之爭”，以及20世紀初的“非基運動”，嚴格地說，不是由于宗教原因，而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原因使然，甚或源于統治者個人的好惡。這種宗教的包容性或寬容性，成為中國宗教文化多樣性以及統一戰線實踐的文化土壤，滋潤并豐富著統一戰線的理論。
宗教工作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一戰線是不同的社會力量為了一定的共同目標而組成的聯合陣線，是一些不同的社會力量，不同的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乃至民族、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為了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而組成的政治聯盟，或進行的聯合行動。雖然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利益集團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信仰追尋和利益需求，但共同的政治目標是合作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但它是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同于舊無神論簡單化地反對宗教，而是從宗教的群眾性和長期性出發，承認宗教存在的歷史合理性，并給予其在社會中應有的地位和尊重。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初期就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理論的重要內容，是統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通過統戰工作團結廣大信教群眾的重要實踐。雖然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從信仰的選擇是人的基本權利這一角度來認識宗教問題，但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對于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取得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意義。
盡管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整個革命戰爭年代，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論述宗教工作及宗教問題的文獻很少，黨的領導人沒有像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那樣，對宗教進行無情的、尖銳的批判；毛澤東選集中也極少涉獵這個領域；黨的干部在實際工作中也不十分關注宗教問題。但這一階段我們黨在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方面做得卻很好。并不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意識到宗教的有神論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分歧和對立，原因在于，中國不像西歐和俄國那樣曾有過宗教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成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宗教從來都是個人信仰的私事，信仰者信仰宗教極少出于政治原因，多是尋求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或者為擺脫人生的困境尋求精神的慰藉。傳統的宗教組織極少與政治團體結盟。因此，當無產階級革命到來時，廣大信教群眾以及教職人員幾乎沒有公開站在對立面，不少人還支持和幫助中國的革命，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權，因為他們從中國共產黨這里看到的是希望和光明。當然，在革命戰爭時期，也有像天主教耶穌會等有境外政治背景的宗教組織和機構，公然對抗革命潮流和新生政權，但為數極少。
同時，在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被壓迫民眾與壓迫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的矛盾。斗爭的主要目標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統治和壓迫。有神論與無神論之間的差異從來沒有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廣大信教群眾多是被壓迫民眾，因此，他們是革命的社會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的同盟軍。
再者，毛主席、周總理等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親自做統戰工作，對于宗教界代表人物，如班禪、吳耀宗等，只要不是敵視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制度，都是以平等、尊重、誠懇的態度與他們接觸、交談，取得他們的理解和信任，并通過他們得到廣大信教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幾十年來，我們黨堅持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原則，努力與廣大信教群眾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并使廣大信教群眾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是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一致的，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并帶領他們為之奮斗，從而使我國宗教界能夠在不同歷史時期始終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與中國共產黨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繼承和發揚黨的統一戰線優良傳統
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它解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宗教的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正如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牟鐘鑒教授所總結的，“宗教統戰論事實上承認了宗教是社會主義社會合理和正常的文化現象，承認了宗教界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與政權系統有協調性的群體和組織。中華民族是命運的共同體，包括宗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和各社會團體都是這一大命運共同體內的成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家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就能夠實現。”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上世紀50年代后期到“文革”時期，我們黨對宗教進行了批判。“文革”的結束及改革開放的到來，標志著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成為政界和學界關注的問題。當我們從舊制度的顛覆者變成新制度的建立者與社會的管理者時，當我們不再把階級劃分作為判定政治立場的標桿時，我們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又應當有怎樣的思考和轉變？
1、統戰目的
統戰工作從來都是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不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戰工作的目的都是化敵為友，擴大團結面，調動一切可能的力量，完成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統戰工作的目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武裝奪取政權、不是搞階級斗爭，尤其是當中國共產黨由非執政黨走向執政黨，我們的黨就不再只是某個階級的代表，而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以及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的代表。因此，統戰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應當以是否有利于整個國家的穩定團結，是否有利于調動廣大群眾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是否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為標準。凡有違于此，就必定有違黨在新時期的戰略任務和戰略目標。
2、統戰主體
作為統戰主體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優良傳統和廣大優秀黨員的政黨，是革命的先鋒隊。今天，我們的統戰隊伍總體是好的，繼承和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但不能忽視目前存在及將來可能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果官場變成名利場，如果統戰系統內部出現腐敗，必定會影響到統戰對象，影響到社會。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當今中國的宗教界也已非凈土。盡管我們有一大批愛國愛教的教職人員，但在教職人員隊伍中已不可避免地出現爭權奪利的現象，極大地影響了愛國宗教團體的形象，影響了愛國教職人員在信徒中的威望。如果愛國宗教團體領導人成為遠離群眾的官僚，成為追名逐利的政客，傳統五大合法宗教團體就會失去其精神家園的魅力，這同時也成為諸如天主教地下勢力、基督教家庭聚會等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這不是我國宗教界發展的主流，但愛國宗教團體內存在的種種問題，都應當引起我們極大的關注并探索其根源，從而防范并杜絕之。
3、統戰對象
在革命時期，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階級性。統戰工作雖然以愛國為大前提，但其社會基礎也以階級劃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再強調階級劃分，我們的黨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要對全國人民負責。我們不能以一黨的意識形態劃分敵友。過于強調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及信仰的不同，不利于我們最大限度地團結廣大民眾。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的統一戰線所面對的已不完全是國內的不同階層、不同政治集團、不同政黨，我們面對的還有不同社會制度的港澳臺同胞，還有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集團。他們有在不同歷史進程、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價值取向。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我們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判斷去衡量和劃分敵友，不能不考慮普世價值的問題。對于宗教問題，不能僅僅從統戰的角度、團結群眾的角度，而更應當從信仰的選擇是人的基本權利的角度，從保護人權的角度來對待和處理。
我們所提倡的世界觀、人生觀畢竟只是一黨一國的價值體系和文化傳承，在一國之內尚且不可能強求一致，更何況在世界范圍內。在中國日益開放、在國際上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時，更要建立起新的歷史時期的統戰視野和統戰意識。我們承認并理解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體系，就不僅能在國內，而且在國際范圍內贏得更多的朋友和同盟軍，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從而更加有效地抵制海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的政治滲透，更好地實現我們成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強國的戰略目標。
4、統戰方式
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的目的是奪取政權，艱苦惡劣的環境使我們黨強調斗爭哲學，強調“槍桿子里出政權”，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但在統戰工作中，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實踐中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因為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這個方針的制定和實踐，是基于深深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的。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華民族崛起和建設小康社會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標，但我們黨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變，對待宗教界人士的態度沒有變，依然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實踐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和有生命力的。
統戰決不是權宜之計，它與我們黨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更應有包容意識和坦蕩胸懷。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應從更高的視角認識和實踐統戰工作。從政治的角度看，統戰是一種政策，一種方略，是治國理民的基本國策。對于統戰的主體來說，它也是政治智慧達到極致的一種表現。當政治智慧達到極致時，統戰便不僅是政策和策略了，而更是一種理念，一種境界，一種精神升華后在政治領域內的折射。當我們全身心地投入、誠摯待人和以海納百川的包容去做統戰工作時，把統戰工作看成一個事業而不是職業時，政治觀點的差異和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只要不是出于反黨亂國的政治目的，不僅不會導致人們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紛爭，反而可能成為不同團體、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乃至統戰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相輔相成、共鑄大業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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