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發展須處理好“三要”
2012年08月13日
所謂“三要”，就是為了能夠固守根本，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必須處理好的三個重要問題。它們是：
（一）媚俗與庸俗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活動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現象。
國際大都市是開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并存，社會階層復雜。因此，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質的人群，對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復雜多變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動要求，的確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種信仰要求和難題。比如激烈的生存競爭、緊促的時間安排、變化的生活環境、眾多的精神誘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難以適應冗長的宗教活動、固定的活動時間、嚴格的飲食要求、清凈的行為自律，他們對信仰活動具有“變通性”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不同社會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進行引導、凈化、整合、升華，要化導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這就是“化俗”還是“俗化”的問題。上面講到的終極關懷，就是要通過對人生理念的規范引導，確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價值，達到化世導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張“隨緣”、“入世”的，根據眾生機緣和社會環境，去教化引導。但是，必須作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緣是方便手段，不變是根本和目的，不變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質。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認識，人們需要什么就給什么，喜歡什么就滿足什么；社會流行什么就贊嘆什么，社會有的都要有……佛門似乎成了自由市場，什么都吆喝，什么都買賣，弘法者宛如小商販，廉價出售“商品”！結果，假冒偽劣充斥“市場”，既坑害了“消費者”，也毀辱了自己的聲譽。因此，目前社會上一些人有意無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場所，不是沒有道理的。
人類對生命終極意義的關懷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對現實生活狀態進行切實的評判，保持一種無私無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風骨。不能保持和宣揚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與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歷史教訓，被社會輕賤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與貴族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個人修行中的奢靡風氣。
大都市的商業化氛圍，勾起人們的欲望，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馬。有人評價過去上海的商業化特點，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上海人開始逐步遠離自然經濟的生存方式，市場成為人們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趨向奢靡，行為“往往逾制”，沒有嚴固的心理束縛和禁錮。（尹繼佐主編《2002年上海社會發展藍皮書：城市管理與市民素質》頁3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說，都市商業化發展使人們漸漸拋棄了淳樸節儉的良好生活習慣，追求個人主義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墮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銅臭氣污染。
佛教信徒，特別是出家人，從自然屬性上講，也是普通的個體人，他們當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權力。而且，佛教并不反對現實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對苦行和極端禁欲還是佛教創立的思想基礎之一；相反，佛教關于極樂世界的描繪，實際是鼓勵人們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滿了樂觀向上的現實主義風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極避世的。沒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創造，就不會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動力。但是，佛教認為淡化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進而有利于超脫物累欲縛，減少精神的沉淪、社會的爭斗、生命的貶損。因此，佛教利用嚴肅的戒律，節制信徒以及眾生的欲望，要求擔當“人天導師”的正法主持者們樸素節儉，體現出一種生活價值理念，昭示著一種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脫俗”不是一句空話，是要付出代價的，而得到的將是思想的弘揚與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來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擲千金，擺闊斗富，金縷玉衣，龍床高臥；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貧愛富，聚斂錢財，殿宇高廣；……“修行人”成了爆發戶，“人天導師”家財萬貫、俗不可耐，還要裝腔作勢、附庸風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淺薄、浮躁和生活貴族化傾向，已經成為社會批判的焦點。其實質隱含著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回想歷史上“三武一宗”法難的內因，就是僧眾生活的腐化與墮落，才授人以柄的。
（三）勢利與冷漠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徒社會責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為與一定的社會風氣是密切關聯的。新的時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談到道德風尚已經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還認為其市民素質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自我意識增強了，但是公共意識還不足；二是公益意識還不足，對于困難人群，有些人還有漠不關心的現象；三是創造、創業和創新意識還不足，不敢冒險，容易安于現狀，小富即安；四是協作意識還不足，自己辦事勁頭十足、成功率也高，與人合作老是算計別人、斤斤計較（同上，頁274）。其實，所說的四種不足歸結到一點，就是社會責任意識不強，自私自利。對佛教徒來講，就是缺乏積極的大乘菩薩精神。應該承認，佛教徒生長在同樣的社會風氣中，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事實也是這樣的。
因為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勢利，對其他社會成員和貧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結”，有“小市民氣”，是需要批評和引導的。而作為帶頭人的出家人、法師們，能否以身作則，積極主動、真誠自然地去關心信徒、幫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將成為推進佛教道德建設的關鍵。
另外，佛教如何應對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和矛盾性，并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都市佛教發展過程中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實質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發揮自己的“區位優勢”，推動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鑒，從對優秀傳統與不良習慣的揚棄過程中，共同進步，最終提高佛教整體社會形象，尋求到一個合適的社會價值定位。
首先，從總體上講，城市與鄉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和矛盾性。城鄉對立隱含著中心與邊緣、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開放與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對立組合。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居于主導地位，領導著社會文明的發展方向。隨著城鄉群眾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會階層，“階級矛盾”的產生與激化都是在所難免的。這種社會現象還將廣泛地存在，不僅是城鄉之間，即使城市或鄉村內部也在所難免。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關注不同的社會階層，特別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以及引導社會強勢階層樹立平等友愛的人生觀、價值觀，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將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責任，也是一個佛教能夠發揮作用的機遇。
同時，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向是城鄉一體化進程會加快，城市化將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突出標志。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是一種綜合的復雜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現象。從文化的角度說，所謂城市化，就是人類在經歷自然生態的過程中組合成高密度的會聚地，以此來建構自己獨有的文化形態。城市是創造新文化、新知識、新理念的場所，城市中匯集了知識、人才和科技，起著文化主導的作用，代表著現代文明。從文化的特點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屬于物質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發源地，市民在實際生活中講究實用和現世主義，追求實際利益；城市生活節奏是緊張快速的，城市人的行為價值具有理智、冷靜和功利的特點，在人際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則；而鄉村生活則是悠閑緩慢的，鄉村人的行為價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觀的、淳樸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覺脈動，在人際交往中涂有鮮明的血緣色彩。在城鄉居民的交流過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優越感，容易產生對鄉村居民的鄙視感；其開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為趨向，也與鄉村居民的行為趨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信仰價值追求。佛教如何應對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進社會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能夠發揮特殊的積極作用，也是一個必須切實對待、并要拿出具體可行措施的現實問題。
當面對紛紛擾擾、物欲橫流的花花城市，都市佛教又當如何引導人們釋然、放下進而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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