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為倫理重構提供思想資源
2012年08月15日
在工業文明昌盛的當代社會，城市成為人們活動的主要舞臺，其通過發達的資訊、集中的資源、多樣的傳媒、便捷的交通和流動的人口對生活于其中以及輻射范圍所及的人們產生種種的影響，它猶如一個高速運轉的旋渦不斷將人們吸卷其中，人們甚至毫無察覺而為其所牽引，當代諸多西方思想家早就對工業文明對社會生活和人造成的病態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現代性是正在降臨的命運，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現代性并非某種我們已經選擇了的東西，因此我們就不能通過一個決定將其動搖甩掉。”我們只能面對和應對現代性給我們帶來的諸多問題，在此情形下，建設城市文明成為當代之亟需，其意義不僅在于改變病態的城市，更是在于療治病態的人。
佛教為當代倫理重構提供思想資源
五四以來，中國經歷了數次反傳統的高潮，這種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幾乎徹底的否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未曾有過的，從上個世紀反傳統的歷史軌跡我們看到，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如何從最初的較為清醒、公允的理性反思一步步走向偏激，直至喪失理智的瘋狂，到今天又開始回歸理性，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佛教乘此東風亦得到較快的發展。
審視上世紀的反傳統運動，我們不難發現，對傳統倫理體系的批判和解構一直是運動的主要任務，這不足為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血緣倫理文化，倫理道德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這自然不似有著宗教傳統的西方社會。中國傳統倫理體系是以儒家倫理為主體，佛教和道家倫理為補充的三維一體結構，儒家的弘毅進取和佛道的柔順守靜共同塑就了傳統文化的整體至上、剛柔并濟、能進能退的品性，她為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維系著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因此我們要歷史地、辯證地來看待我們的傳統倫理體系，審慎地做揚棄的工作。其實，近現代反傳統的理論依據基本上是西方啟蒙以來興起的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其表現為高揚個體價值、肯定個體的欲望、跳出傳統“倫”的約束以及世界祛魅和價值的多元化，可以說啟蒙是現代性的開端，它孕育了現代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然而對于反傳統的結果，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一種現狀，即解構上的不遺余力，建構上的力不從心。這好比因嫌房舍破舊而拆掉重建，結果是舊的拆了不少，新的卻遲遲不知如何建造，如此只好躲進殘垣斷壁，或是暫避于他人的屋檐下，或是四處游蕩而不知所適。這個比喻告訴我們，在生活實際中，雖然傳統倫理體系遭致批判和解構，但并未因之而從人們的意識或無意識中銷聲匿跡，傳統道德仍然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地在處理和維系百姓道德關系方面發揮著作用；對西方某種學說的推崇和引入，并試圖依其建構新的倫理體系至今也尚未成功；現代性所呈現的價值碎片、道德相對主義乃至道德虛無主義給社會的道德生活造成了沉重的災難。
因此，倫理的重建是時代的呼喚和提出的重大課題，這對佛教而言是個重要的契機。在歷史上，佛教傳入和發展的過程也是同中土固有文化相互融攝的過程，在倫理方面與中土儒家倫理相互影響，為中國傳統倫理體系的建構做出了貢獻，如佛教的因果報應彌補了中土倫理善惡因果律的不足，在理論上解決了傳統倫理“德”與“福”的矛盾；佛教的慈悲精神、佛性論、修行論、解脫論等也都對傳統倫理精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代倫理的重構不可能無中生有，佛教應依其契理、契機、應時原則闡釋其教義，為當代倫理建構做出應有的貢獻。都市佛教位處諸多資源集中的城市，方便與高校等研究機構及其專家學者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有助于對佛教倫理資源的挖掘與梳理；城市亦是當前道德問題復雜尖銳、道德沖突嚴峻的地方，這對于佛教倫理的針對性研究也有推動作用。筆者認為當代佛教可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倫理重構做出貢獻：一、佛教緣起論可為解決當前道德形而上學缺位提供一種思路；二、佛教的慈悲精神可以作為當代美德倫理建設的重要思想資源；三、以佛法來認識和闡釋當代的諸多領域的危機，提出并發展佛教應用倫理，如家庭倫理、生態倫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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