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需要正義與愛的紐帶
2012年08月16日
周克華，一個圖財害命的連環殺手，自2004年以來，在重慶、湖南、江蘇等地持槍搶劫作案10起，打死10人、打傷6人，于2012年8月14日清晨被擊斃。大家長松了口氣，民眾心里的石頭也終于放下。然而，像東北二王、魏振
海、白寶山、成瑞龍、張君等罪大惡極的悍匪一樣，這些人生前讓人恐懼不已，但隨著時間的消逝，當人們忘記當初的怕與痛，往往就會以一種獵奇的心態去談論他們的性格、經歷、生活行蹤、冷峻殘酷等，而對這些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生存土壤缺乏足夠的反思。
許多人認為，對于每個社會都存在的這種極端惡性殺人悲劇，很難預測和防范，只有個案的意義，我不認同這種消極的主張。作為文明社會的人群，我們不能把命運交托給偶然的力量，而有必要從這些扭曲人格所制造的慘劇中，尋求塑造某種自覺的生命倫理。我同意學者蕭瀚的看法，這種每天最直接威脅著每個普通民眾的暴力，卻是“定論和謬誤最多，但被討論得最少的領域”。如果對問題的探討僅僅停留于以暴制暴，那么并不符合我們對于更文明更良善生活的追尋。
1876年，意大利著名犯罪學家龍勃羅梭正式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理論。在大量的解剖、調查和比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基于遺傳等先天因素，有些人無可救藥地就是危害社會的犯罪人。但這個理論在洞察社會與犯罪之間的關系方面存在著不小的盲點，如果將這一理論落實到社會政策層面，還可能會帶來荒誕后果。龍勃羅梭后來也修正了觀點，把犯罪原因擴展到了地理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他的最大問題在于仍然遵循著社會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研究路徑，而沒有看到社會文明的積累和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斷與本能的、天生的支配力量進行掙扎斗爭的結果。
這為我們正確檢視周克華案的悲劇提供了一個值得反思的起點。換言之，我們不能在簡單的治安、心理和生存的意義上來看待周克華的殺人邏輯，而應該深入到基本的愛與正義的層面，來尋找我們獲得安全生活的社會保障。不管周克華的惡性殺人有著怎樣的人格特性的根源，但是，周克華也完全可以不成為周克華。難道不是如此嗎？難道我們沒有理由做這樣的期待嗎？這是我們對社會進步所持守的信心依據，也是我們可以為了正義和愛而努力的動力所在。
如果沒有正義與愛的支撐，一切揚善除惡的勝利，帶來的都將只是短暫的歡呼和長久的迷失。代價既然如此慘重，我們就沒有理由放任悲劇的重演，然后說這不可避免，無關社會責任，只需被動應對即可。我們絕不能這樣，因為我們應該活得更安全、更有尊嚴。正義與愛意味著擔當和負責，意味著知恥而后勇，意味著在每一次悲劇發生后，直面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存在的危機，直面我們在應對事件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基本倫理的缺失，也意味著去重新嚴肅地審視一個社會的基本的善與正當性的基礎。而最終，這一切，都要落腳到對作為社會個體的每一個自我的拷問：我們的身體力行，與正義和愛之間，到底還有多么遙遠的距離？
周克華濫殺無辜的罪惡，反映出他內心的懦弱和蒼白，以及對于光明的一種深刻的恐懼。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這些或歡呼或逃避或譴責的人，也具有同樣的戾氣和惶恐。我們渴望公正，卻往往自以為義；我們渴望寬容，卻被仇恨遮蔽；我們渴望愛，卻活在冷漠之中。這就是無論圍觀者還是受害者，所處的真實境況。在這個意義上，對于周克華殺人所涉的有關正義和愛的強調，絕非個人自省問題，完全事關公共民情。周克華雖被擊斃，仍留下很多疑團，正義遠沒得到伸張。我們需要安全，但安全有賴于正義和真相、愛與寬恕。周克華視生命如草芥，因此必須受到正義的懲罰，而且，必須檢討愛、憐憫、尊嚴、寬恕等精神在這個文化中的缺失之因，這一點也毫無疑問。
站在公共領域而非個體人格心理意義上來說，我們以及這個制度，都渴望安全。我們對安全的渴望成為惡人該殺的理由；制度對安全的渴望成為維護穩定的理由。但是，沒有對正義的切實踐行和交代，就沒有公民對安全的合理信心和托付。暴戾之氣的泛濫，必定與正義的缺失、人心的猜忌息息相關。不播撒正義和愛的種子，不樹立社會的信任和盼望，不重建理性和節制的精神，不敬畏生命的神圣和尊嚴，這種悲劇就會不斷重演。
“公義當與眼淚相連，唯愛能涌出喜樂。”無論罪人還是無辜者，生命的結束都令人嘆息。周克華被擊斃了，那是他應得的，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理由比現在所做的做得更多更好。要知道，我們生活的世界并不安全，悲劇和苦難還會發生，然而，無論怎樣，我們都要從溫柔的愛中得到安慰，也要從光明的正義中得到自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努力克服那敗壞社會、褻瀆生命的力量。這是我們成長的關鍵，也是一個制度成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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