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公益訴訟備受期待和備受關注的時代背景，就在于當前以環境污染為代表的公共利益糾紛日益突出。有統計顯示，僅2006年到2010年，我國環境信訪就達30多萬件，行政復議2600余件。而相比之下，進入訴訟程序不足1000件。環境糾紛為何無法抵達司法這條“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原因之一便在于公益訴訟的司法救濟“門檻高”。大量由公民或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基本上都被法院以不具原告資格為由拒之門外。
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法理依據，就在于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屬性。刑事公訴權目前亦由檢察機關行使。環保部門的不作為，似乎也可列入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范圍。至于具體的監督方式，當然也可以先期采取督促行政部門依法行政或發出檢察建議，但在這些方式均無效之后，提起訴訟或是最后的選擇。
檢察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目前缺少具體的制度依托。雖然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但這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重要會議也特別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檢察機關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恰恰沒有具體的法條規定。就在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眾所期待的“行政公益訴訟”并未被接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的解釋是，因為它“確實處于一個探索階段，所以本次并未入法。”而問題正在于，沒有法律授權，檢察機關又如何大膽探索行政公益訴訟？
一方面，改革本身要求超越現行法律。如只是對現行法律的執行，那是再正常不過的法律適用，稱不上“改革”。而另一方面，改革又需要法律依據，否則難免引來質疑。解決之道，還在于參照司法體制改革在七省市法檢系統試點的模式，由立法機關授權試點省份啟動改革，允許試點省份在現行法之外先行先試，在此基礎上探索制定檢方參與公益訴訟的“操作指南”。
在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了合法性之后，還將面臨改革進程中的另一難題：面對層出不窮的公共利益受損事件，檢察機關現有的人力物力如何能夠應對？當有選擇地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時，選擇性司法的問題便出現了。如果檢察機關不能解決好公益訴訟提起權的均衡啟動，放寬行政公益訴訟提起主體的范圍就成為必要。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