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持有何種看法，環保部門的日子越發難過是肯定的。今年1月1日，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正式實施，他們的權力和責任都明顯加重。實際效果如何？尚待觀察。《科技生活》周刊的記者們分赴多個地方，對多種類型企業的排污狀況進行調查，寫成專題報道《不能承受的化工水污染》，指出環保屈居于經濟發展之下、監管部門和企業關系曖昧等問題，仍然相當突出。在這些問題背后，不僅僅是地方主政者政績觀的偏差，還和獎懲評價機制的結構性矛盾有關：無論環保工作做得好與壞，其效果往往都不能立馬顯現。雖然環保部門被施加的壓力很大，但官員重視環保的動力還很缺乏。
目前很多地方已經把綠色環保納入官員考評標準。但是和財稅數字不同，環保工作的成績不太好客觀衡量，效果也不該以短期結果進行評估。和經濟發展項目的短平快打法相比，環保監管更講究長、繁、慢。對環境污染的放縱，惡報可能會在挺長時間之后才會來到。環保工作布局面臨的更大問題是，謀劃善舉的回報很難在短期內等到。一項好的管控措施，很難立竿見影，可能要等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人們才能看到成效，誰有耐心等得到？這就對很多官員失去了吸引力。
因為官員流動性相對大，出于工作需要，他們隨時都可能被組織調動到其他崗位。作了惡，拍拍屁股走人，會有繼任者來扛；行了善，結出的果實還來不及等到。在短任期、高產出的目標催促下，“以環境換GDP”之類的短視做法也就不足為奇，更何況他們還有“不會正好讓我攤上”的僥幸心理。官員對工作成績有迫切需要，并不能指望他們每個人都有“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高風亮節，也不是每個官員都有“百年大計”式深謀遠慮。不是不能做到，是這么做之后能拿到的“實惠”看不見、摸不著。
去年國務院辦公廳已下發通知，要對生態環境損害責任進行終身追究。我想不妨更進一步，在厘清各級政府部門和監管崗位的責任后，建立官員的終身環保工作檔案，和地方行政首長、環保官員如影隨形。對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都進行長期考核反饋，不局限于干部任用考察的一時評價。不能止步于不出事，做點事更重要。
終身追責打消掉“人去責免”的可能，但這只是在消除相關官員的環保惰性。如果他們重視環保僅僅是由于怕擔責，時間一長難免會淪為被動應付。與此同時，還得給他們增加驅動力并保持慣性，用制度化措施鼓勵環保的長遠眼光。比如，如果多年之前的某項環保舉措收到了良好效果，相關人員也應當受到獎賞，也能為升遷考察和政績考核加分，不能因為他已經轉換崗位或調離本區域就置若罔聞。
環保工作的思路需要增加一條：懲惡同時，也得揚善。要讓官員們看到：不把環保工作做好，走到哪里都頭懸利劍；實打實搞起生態環境保護，也并不是在默默給別人做嫁衣，更不是浪費精力和時間。《科技生活》周刊的記者們的調查耗時間、耗精力，揭示的問題也觸目驚心，這是一種有力的外在監督，除了通過外在的監督與懲戒，激發內在動力鼓勵善也同等重要。不放過任何一個作惡者，也不能讓每個為善者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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