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發展成就是人類史上的奇跡，海外僑胞可以發揮自身獨特優勢，以切身體會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精神。
中國公共外交要以中華文化歷史悠久、能量強大的宗教為資源，傳播中國智慧、講述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使中國公共外交更加有聲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緣政治中“貌不驚人”的軟實力，宗教發展現狀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在開展公共外交時要關注宗教的地緣政治影響。開展宗教公共外交還需要注意宗教的正反兩面性、擴張性、虛實兼顧性以及“放大器”與“導火線”作用。
2014年底，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訪問臺灣時去高雄看望星云大師，談到宗教和人生。星云大師特別提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性，認為世界上許多問題的產生，都與溝通不暢造成隔閡有著密切關系。而宗教因其信眾多，教義覆蓋面廣，可以成為人們溝通的重要資源。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中宗教因素突出，是社會思潮中十分活躍的文化力量，成為各國“軟實力”博弈和文化相互滲透的重要平臺。
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與精神紐帶
近幾十年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風起云涌，中國趁勢而上，迅速融入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通過改革開放發展自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奇跡。中國國家利益向全球延伸，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全球目光聚焦中國，包括宗教在內的公共外交作用隨之凸顯。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與精神紐帶。玄奘西游與鑒真東渡至今被人傳誦，并成為中印、中日關系強大的文化紐帶。但現實看，宗教卻依然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相互認知薄弱、信任程度低、分歧嚴重的領域。
過去中國外交談起宗教和人權往往“談虎色變”，是中國與西方在外交和意識形態上斗爭特別尖銳的領域。地處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現改為人權理事會）曾目睹中國與西方國家每年就涉華人權提案激烈較量，而宗教自由問題正是美西方用來攻擊中國的主要武器。這些場面現已成記憶，但在國際輿論、中國與西方國家雙邊關系中，宗教問題依然突出。
如何卸除這種外交“負資產”包袱？如何利用中華文化包括中國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發揮正能量？這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進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中國公共外交需要深入分析世界宗教發展趨勢和當前各種宗教互動態勢，增強講述中國宗教故事和設置相關議題的能力，以引導國際輿論，塑造中國宗教良好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公共外交雖已囊括宗教因素，但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消除負面影響，運用宗教資源開展正面的公共外交尚欠缺。在信息革命的新時代，宗教領域的博弈和浸潤無處不在，宗教所特有的“傾聽”和“傳播”能力已經突破國界。不少宗教非政府組織以其強大的信息傳播系統，可在短時間內迅速將信息傳遍各國信眾。如總部在臺灣的佛教組織慈濟基金會，分會遍及五大洲，自1991年援助孟加拉水災以來，已經援助了70余個國家。慈濟不僅提供援助，還利用自己的電視臺、出版物和網站廣作宣傳，其公共外交能力值得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將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理應包括宗教自信，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信仰、宗教和文化都是影響人們思想和感情的渠道。中國公共外交要以中華文化歷史悠久、能量強大的宗教為資源，傳播中國智慧、講述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使中國公共外交更加有聲有色、深入人心。
宗教是地緣政治中“貌不驚人”的軟實力，在開展公共外交時要關注宗教的地緣政治影響。美國進入21世紀在伊斯蘭世界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并試圖以西方民主來改造伊斯蘭國家。但它忽視了伊斯蘭教對中東和南亞地緣政治的影響和伊斯蘭內部派別的世代紛爭，結果損失慘重。現在，中東許多國家社會結構撕裂，國家治理能力喪失殆盡，極端宗教勢力日益坐大。
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復雜、嚴峻，而地緣宗教環境則相對溫和：東亞地區日、韓受漢傳佛教影響；東南亞國家以南傳佛教為主要信仰；蒙古受藏傳佛教影響；印度以印度教為主導，南亞伊斯蘭教占主導地位；中亞、西亞、俄羅斯和中東歐主要是東正教。目前，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最廣。基督教在西方占主流，并在拉美和黑非洲全面擴張，呈南北發展態勢。伊斯蘭教從西亞北非向東延伸至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形成東西方向“弧形圈”。這種“南北與東西”的描述形象道出了當前全球地緣宗教環境概貌。
中國與廣大伊斯蘭國家保持友好關系，總體置身國際宗教沖突之外，不是原教旨主義恐怖勢力的主要目標。中國安全威脅部分來自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但中國周邊地區并非其核心區域。而且，中國經略周邊初見成效，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通過跨國合作以應對區域極端勢力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也有從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層面實現與鄰國在宗教上和平共處、相互學習的深刻含義。連接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就要兼顧周邊國家地緣文化和宗教因素，連接以儒教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圈和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
相對有利的地緣宗教環境促進了雙邊關系發展。2009年，中國成為中東最大商品出口國和沙特石油最大買家。中東每年來中國義烏的人就逾20萬。中國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在中東大規模售股，卡塔爾、科威特等國主權基金趨之若鶩。中國市場成為伊斯蘭金融投資優先選擇。“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來不僅有四通八達的石油管道和基礎設施，還有涓涓流水的宗教往來。相信“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定會拉緊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傳統友好紐帶，為公共外交開辟新資源。“新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與韓、日和東南亞國家之間因漢傳佛教形成的文化紐帶，如在公共外交中善加利用，可對增進了解、化解矛盾、防止沖突起到“托底”作用。漢傳佛教公元4世紀后期傳到朝鮮、6世紀中葉傳入日本。中日民間交流最早始于佛教界。冷戰期間，中日宗教“血緣”關系為化解兩國對抗發揮了作用。佛教交流有可能成為中韓日民間公共外交新的平臺。
中國公共外交需要推動藏傳佛教有效促進中蒙關系，并利用南傳佛教在東南亞有廣泛信仰基礎，更好服務于中國東南亞戰略，加強區域一體化建設，筑牢周邊戰略依托。云南省地處西南邊陲，邊境線長4060多公里，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東南亞傣族、泰族群體歷史上都是從中國云南、廣西遷移到東南亞半島，與中國境內傣族有天然族緣和宗教緣。
中國目前進行資源合作的區域，無論伊拉克、阿富汗、南蘇丹，還是索馬里，往往地緣政治環境復雜、安全風險大，其共性是國家治理能力弱，宗教勢力強。中國外交既要重視與其政府打交道，還要研究其社會、文化結構，特別是宗教的作用，通過宗教資源開展公共外交，為拓展雙邊關系創造條件。“官辦民辦”相輔相成，經濟與宗教同步推進。
僑務公共外交要充分運用宗教資源
一個國家地理版圖會發生變化，但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淵源難以完全分割。
中國僑務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與華僑華人同圓、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僑務工作運用宗教資源和中華民族多民族、多宗教優勢，是重要課題。僑務公共外交可利用中國豐富的宗教資源，針對海外僑胞宗教信仰各異、信眾頗多的僑情，開展與信仰有關的工作。僑務公共外交需要進入宗教場所，與信眾接觸。如華人廟宇，除了祭祀功能，通常是文化教育、中藥醫療、調解糾紛、信息交流場所。我去年訪問南美就遇到這樣的情況。當地從事華文教育的是佛教組織，華文學校設在宗教場所旁，由佛教組織資助。我去看望了主持兼校長和學校教師，對他們給予熱情鼓勵，收效良好。
在東南亞廟宇往往是華人社區重要活動中心，“神緣”與“親緣”緊密結合。當然要處理好中華傳統宗教與僑胞所在國其他宗教的關系，共生和諧。我曾在京接待來自印尼的穆斯林社團聯合會代表團，介紹中國僑務和宗教政策，鼓勵他們與在印尼華裔社團和睦相處，減少了他們從宗教出發對印尼華人的疑慮。據當地華人反映，這樣的交流對于他們融入當地社會頗有助益。
中國是傳統意義宗教大國，有豐富的宗教傳統、典籍和思想，海外僑胞宗教信徒不計其數。中國又有“多元通和”的宗教傳統與“和風西送”的對外宗教交流。發揮宗教的“親緣”作用，展現中國兒女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增強祖（籍）國的文化吸引力和精神號召力，是中國營造“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周邊環境的重要推力。
開展宗教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一是宗教正反兩面性。2011年以來中東出現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隨后中東社會支離破碎、“伊斯蘭國組織”等恐怖勢力蔓延，說明外部勢力干預是重要原因，但地區宗教極端勢力是動亂的內因之一。
同時，宗教組織在世界各地扶貧濟困，在地區沖突中斡旋調停，用宗教彌合分歧，其貢獻不容小覷，成功案例也不少。
二是宗教擴張性。宗教本質上有傳教訴求和擴張性。無論是早年歐洲人口對外大遷移，還是上世紀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向歐美反向大遷移，世界移民歷史與宗教擴張和傳教有密切聯系。由人口遷移造成信仰版圖變化，引發地區沖突，與宗教沖突也有關系。中東問題久拖不決，這是原因之一。
三是宗教虛實兼顧性。宗教信仰對信眾思想和行為影響很大，而且宗教嚴密組織性具有較強動員能力。有的宗教組織機構網絡遍布全球，在環保、發展、救援等領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
四是宗教“放大器”與“導火線”作用。宗教在各類沖突中既作為“放大器”推波助瀾，也時常成為沖突的“導火索”。如伊斯蘭“弧形帶”、中東“什葉派新月地帶”，都是地緣政治、宗教盤根錯節的地區，這樣的事例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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