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互聯網企業被輿論放大其平臺壟斷，注意力控制等負面因素，甚至要對其喊打喊殺。但是，疫情以來其對社會粘合鏈接的正向價值，則缺乏理性審視。
上海疫情將互聯網企業的功能價值顯性體現。在幾乎獨屬于中國的疫情管控模式下，互聯網企業響應政府號召，開啟了沒有傳統經濟學與現行互聯網理論支持的社會化創新嘗試。
互聯網企業介入政府對疫情時期的社會治理，其供應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線下物流系統，改變了原有結構；重建了本地社會生活服務網絡，重構物流供應體系，重塑了都市社群連接。
互聯網借由疫情成為社會治理模式下，類似水煤電一樣的核心資源應用。這種資源應用可以稱之為，負責社會連接的基礎性資源。
文|梁堅
01.
互聯網成為社會
必需的基礎性資源
上海疫情的迅速蔓延，極限考驗了當地原本的社會生活服務體系。正常的物流系統短時內癱瘓，線下交易體系受制，幾乎一夜之間暫停了正常的線下社交溝通，脫離現代社會的樣貌。
電商平臺等線上設施，在短時間內堵塞和混亂之后，在政府號召下，迅速回到正軌，成為上海疫情不可或缺的社會連接性資源。互聯網企業迅速改變社會傳統運作模式，將水、食物、藥品以及心理慰藉等重要物資和信號傳遞到了千家萬戶。
此前被千夫指摘破壞底層生計的社區團購，如今成了上海居民的續命稻草。美團買菜緊急上線了社區團購服務。居民集單后，次日能將商品統一配置到小區，如今已超20萬單。
被指責“隨時可以替換”缺乏創新性的騰訊，提供了共享文檔，被疫情困住的上海用戶們依靠登錄文檔，互相協作溝通供需，成了助力團餐和寵物保護的重要設施。
被嘲笑總是虧損的京東，發揮專人專車物流優勢，將超過10萬件防疫物資送進上海。
不只是為物質供應搭建社會連接，精神需求也被互聯網企業重視。QQ音樂旗下各系產品就推出了5000萬份抗疫禮包，讓用戶聽音樂聽書安撫疫情宅家的情緒。
圖|消殺的防疫人員
更不用提互聯網醫療，網課、線上辦公等社會服務連接解決了多少學習生活的不便。行程碼，健康碼等抗疫最基礎的設施也基本有賴互聯網企業和技術的支持。政府也充分與互聯網企業合作，通過大數據等加快智慧治理，科學抗疫的建設。
在疫情發酵的這兩年，互聯網企業飽受資本原罪的輿論批評。在消極性偏差和從眾效應的左右下，人們對互聯網企業的發展風險更為警覺， 因而跟蹤放大互聯網企業在缺乏市場監管中的資本原罪，而遮蔽了同樣在市場經濟規則下，互聯網企業對社會的連接性價值。
因此有必要為互聯網企業的社會連接基礎性資源的價值屬性重新定義和審視。
通過疫情我們會發現，互聯網企業的作用并不只限于線上。他通過千萬個物流節點，為社會保障提供物流連接基礎；通過社交平臺為社區自救，信息溝通，遠程服務和心理支持提供社會訊息連接基礎；通過大數據和AI等技術應用為疫情管控和政府治理，提供技術連接基礎。
互聯網企業充分調動了技術，人和物的有效連接，極大提升連接效率。平常我們還有其他設施作為補充，對這種高效率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當其他補充全部停擺時，我們就發現，互聯網已經完全成為社會必需的基礎性資源。
02.
互聯網企業，
一種新的物流連接基礎
上海封控管理下，“物資難抵家門”現象嚴重。為此，4月7日，上海市宣布，支持保供企業在全國統籌調配資源，引進充實新的保供人員。
第二天，阿里旗下的餓了么、大潤發、盒馬、菜鳥等平臺，從外地集結保供人員3000人，他們是騎手、快遞員，揀貨員。平常我們很難會特別關注的快遞小哥們，如今成了保障一線的勇士，打著地鋪，吃著干糧，甚至進去一批，封控一批，前仆后繼。
美團、京東等幾乎所有的電商物流企業都運作起來，千里馳援上海。上海順豐的上千名員工就地轉為志愿者，每天轉運上海蔬菜集團的4000噸蔬菜。
圖|大巴上的志愿者
由于商場菜市場無法正常營業，多家平臺企業響應政府號召推出了保供套餐。拼多多就上線一款48小時保供套餐，確保48小時內送達上海全域。因防疫政策原因，部分套餐只能送達指定區域。美團的社區團餐覆蓋超過4500個社區500萬民眾。
因為需要長期滿足市場供需，中國互聯網企業平臺對于用戶的需求尤為敏感，因為提供良好服務才能留住用戶，這種市場心理使得他們在產品方面，往往考慮更為全面。
因此各平臺企業也都上線應急服務，針對孕婦、老人、嬰幼兒和殘障人士等重點人群。美團和餓了么針對上述人群可有優先安排訂單，助力聯系藥店和超市，跑腿等服務。京東健康上線藥品求助平臺，百度健康提供緊急找藥求助通道，服務緊急用藥的用戶。
為防止增加感染風險，互聯網平臺企業大量使用“花里胡哨”的智能機器人或無人車設備，實現無接觸配送。
響應迅速，服務意識強，科技應用快，互聯網企業在日常運營中的市場競爭優勢，卻與社會保障天然契合。這些服務在平常的市場服務中被習以為常，但當線下正常運作出現困境時，就會發現互聯網企業在市場環境下摸爬滾打后的強大調動能力。
03.
互聯網社交平臺，
社會信息連接基礎
更容易被忽視的是，互聯網經濟本身具備的共享和聚合特征，其實對社會具有強大的粘合與修復作用，并且通過社交平臺這一作用在疫情里被放大到極致。
聚合、共享和免費是互聯網經濟的核心精神。互聯網平臺企業用這幾點顛覆了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描述的傳統的價值悖論，針對傳統經濟和傳統經濟學實現了一種創新。也即讓消費側掌握巨大的自主權，倒逼產業鏈和企業交易行為變化。
也就是說消費者能通過互聯網平臺共享供需信息，從而創造屬于自己的定制產品與服務，極大的降低邊際成本。
城市化原本將個體變成一座座孤島，不過上海疫情，因為種種原因，讓公眾無法實現面對面的交流后，卻通過互聯網工具實現了互助。
這是令人感動的共享精神，體現互聯網平臺如何放大卓越的人性光輝。
無數個微信群，鏈接鄰里的彼此需求。那些爺叔輩的老人和8090年的年輕人共同激活微信群里的互助信息。交換醬油，老抽，或者釋放情緒。
圖|社區居民在排隊做核酸
微博因其廣場式的社交特征，可打破熟人社交的壁壘，更容易快速傳播信息，也更讓人愿意宣泄情緒。而線上的宣泄，避免了線下更多糾紛的發生。在上海，微博各種接力互助信息快速在不同社區進行擴散，甚至得到域外民眾的支持。盡管有很多信息的重疊，錯漏與假冒，但用戶也在共享錯誤的時候，迅速共享自清信息。
疫情時的寵物生存風險變得更高。騰訊的共享文檔因其功能的共享特征成為寵物互助保護的平臺。“上海寵物互助信息登記匯表”這個不起眼的文檔聯系起志愿者和焦急的求助者，在社群中間重新構筑了互助友愛的城市文明體系。
互聯網平臺的社交功能并不像眾多批評所說的，只是利用注意力和免費的消費陷阱。人是社會動物，他人為自己不只提供買賣的經濟行為，還提供溝通的情緒價值。
疫情孤立人們的同時也更強化了彼此的精神需要，疫情不過是人們對于跨距離情緒價值需求的極端場景而已。互聯網社交平臺社交日常價值更應在疫情外不被忽視。
04.
互聯網城市，
政府治理連接基礎
人們慣常使用的往往也最容易被熟視無睹。在疫情蔓延的兩年多時間里，互聯網企業更多時候是協助政府和社區直接作用于疫情管控。
微信小程序行程碼、健康碼為動態清零管理提供追溯服務，背后是強大而縝密的大數據分析運算，是疫情管控的日常也是最大功臣之一。百度的AI測溫解決方案，可以通過圖像識別、紅外熱成像和圖像紅外溫度點陣分析算法，解決戴口罩等面部特征過少也能無接觸測量和快速篩查的問題。大量機器人在醫院和物流配送領域的投入使用，直接減少醫務和快遞人員的送遞接觸，保障特殊人群的健康。
疫情直接促進了政府與平臺企業合作政務應用。各地普遍運用電信、交通等大數據，加強疫情溯源和監測。比如武漢疫情時，離漢通道開啟3.5小時后又關閉。3.5小時有多少人離開武漢，如何追溯，政府就應用到大數據產品“百度遷徙”。通過追溯使用該應用的人，可明確獲悉位置信息。
因為疫情，政府也進一步加強智慧城市建設，賦能社會治理精準化，并提高公共危機的預警能力。走在前面的深圳就已將其落地到社區網格管理層面，從而極大提高科技防疫的應變能力。
政府也通過抗疫更加注重數字經濟的價值。
05.
互聯網被低估的本質
是我們漠視互聯網效率
不過種種跡象說明，即使在疫情發生的各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互聯網產品與服務的價值還是被嚴重低估了。
這種低估幾乎與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如影隨形，并且不只是在中國。首先表現的是，關于互聯網企業對于GDP的價值低估。
哥倫比亞大學亞里德（Pierre Yared）教授曾提出低估數字經濟對GDP貢獻的五方面問題。第一，數字平臺用戶眾多，貢獻極大，但因一些免費服務而低估對GDP的貢獻；第二，GDP統計很難反映網絡收費服務質量的變化；第三，GDP不能反映出數字產品種類和消費選擇多樣性的價值；第四，互聯網企業研發出的算法具有無形資本品的價值，但尚無較好指標進行衡量；第五，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互聯網經濟的價值歸屬不同的經濟部門，統計機構依靠投入產出表來核算各部門的經濟貢獻，但這種表格嚴重滯后，難以反映數字平臺快速增長的經濟價值。
簡而言之，互聯網企業因其免費、共享等經濟模型，造成其泛經濟和社會影響難以估算。就像一條免費的高速公路。你計算不了高速公路賺了多少錢，但你能感受到有了它之后，地方供應鏈更好了，人們溝通更方便了，經濟發展更快了。
圖|短暫休息的防疫人員
事實上，經過疫情和輿論批評后，我們可以發現，數字經濟的價值悖論，不僅僅在于對GDP貢獻的忽視。社會對于互聯網企業的批判，限制了人們對其社會價值的感知，進而全面低估互聯網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意義。
這批判中最常見的說法之一是，互聯網企業贏者通吃，流量聚集后，容易為流量而發展。但流量規模本身讓用戶多元的需求得到釋放，可有效倒逼企業和社會改良服務方式。
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涓在《傳統經濟學遭遇挑戰，互聯網經濟學亟待研究》一文中指出，互聯網通過掌握消費體驗的反饋，能充分聚合需求信息、原料采購、智能制造、物流網配送、消費體驗為一體的全納產業鏈。重塑商品和服務的全過程，提高了效率。
因此不必諱言互聯網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任何新事物都會有類似的過程。關鍵在于政府和社會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用政策、市場正確引導企業有序發展。
時下正在發生的一切，正是政府調動互聯網企業發揮科技優勢，反哺社會的例證。相信疫情后互聯網企業和數字經濟會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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