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又都開了，現在的觀眾不僅僅滿足于觀賞展品，也希望有“懂行”的人講講展品背后的故事，“三分游，七分講”成為了觀眾的更高訴求。然而在館內講解員有官方的、團體的、公司的、私人的，講解內容五花八門，講解水平參差不齊，讓觀眾一時無所適從。
亂象1
考古盜墓混為一談
“說到考古，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對！就是盜墓！看過那種盜墓的電影和電視劇吧，考古和盜墓就是一樣的！”在某博物館，一位講解人員這樣開場，聽講解的孩子們頓時發出了陣陣笑聲，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起了看過的盜墓劇情節。不一會兒，又有另外兩個講解團進場，沒想到講解人員說的是一模一樣的話術，結尾一句“考古和盜墓都是一樣的”，讓在場的博物館專業人員唐雨感到十分震驚：“這是誤人子弟啊！這種收費講解都是什么水平啊，基本概念都搞不清。”
近兩年，為了滿足觀眾的個性化需求，以博物館講解為經營業務的民間文化傳播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各種五花八門的講解團穿梭在各大博物館，不僅出現了不少專職講解的個人，也讓“講解”漸漸成為一個可以盈利的行業。由于目前行業缺乏準入標準，使得講解人員魚龍混雜、講解水平參差不齊。“這些講解人員的講解內容很難控制，有的為了所謂的效果，刻意講段子，穿插大量未經考證的‘秘聞’‘傳說’‘野史’。”具有13年志愿講解經驗的高校教師王建南表示。
“博物館自己招的志愿講解員之所以講解質量有保障，是因為他們都經過嚴格的選拔和大量的培訓。” 2002年，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開行業先河，向社會公開招募150名志愿講解員，從那以后很多博物館都紛紛效仿，建立了志愿者隊伍。王建南在2009年成為了中國美術館的志愿講解員，從自主報名到篩選、考核、培訓、試講，期間還會有博物館內的專業人士跟隨打分，通過考核后才能正式上崗。此外，館方還經常聘請各個領域的專家為志愿者授課，豐富大家的知識儲備。
“講解作為一種公共教育活動，不能僅靠‘耍嘴皮子’，背后依靠的是文化知識的扎實儲備和對史實的尊重，在講解的內容上不能有事實漏洞。好的講解員還要根據講解對象的不同來調整講解內容，對孩子和對成人，如何開場，講得深淺、內容多少都不一樣，這些都需要經過一遍遍不斷地打磨和演練。”王建南說。
作為北京第一批志愿講解員，年過七旬的周婭在20年的講解經歷中感悟頗多，她常說自己“不是在博物館講解，就是在為講解做準備”。退休后她每周都會去上國學課，學習書法、繪畫，閑暇時經常去泡博物館，閱讀大量書籍——中國古代史、近代史、陶瓷史、希臘神話……此外還四處游學，到了國外就一頭扎進博物館。正是靠這樣的日積月累，周婭的講解才有了豐富的內涵，漸漸成為京城文博圈的人氣講解員。
亂象2
講解聲響徹展廳
“博物館里越來越吵了！”最近兩年，愛逛博物館的韓先生有這樣的感受。不僅因為博物館里的觀眾越來越多，而且各式各樣講解的人也多了。2022年初，韓先生好不容易約到了故宮“何以中國”展覽的門票，卻在觀展過程中被不文明的講解攪得心煩意亂。
剛一進展廳，各種講解聲就此起彼伏，一個個講解小團體這里一撥兒，那里一撥兒，守規矩的都戴著講解設備，可有人就靠扯著嗓子喊。“有一個講解者的嗓門兒特別大，我在一進門的地方看展品，耳朵里全是那人講解的聲音，隔著大半個展廳都能聽到，吵死了！”不僅韓先生感覺厭煩，這響徹展廳的講解聲也招來了其他觀眾的白眼，一位上了年紀的觀眾跟老伴不滿地嘟噥著：“這么大聲，拿博物館當自己家了。”
當韓先生參觀到此次展覽的重磅展品“何尊”前時，卻發現自己根本看不到展品。一個十幾人的講解團把展品圍得嚴嚴實實，講解人員站在那兒一直講個不停，“一個展品一個講解團講10多分鐘，講完下個團又圍上去了，其他人就別想湊近！”中心展區的三大熱門展品，韓先生愣是轉悠了好幾圈才“插空”瞅了兩眼。
王建南作為機構聘請的專業老師，也曾帶隊去故宮講解“何以中國”，也遇到了講解團“撞車”導致館內秩序混亂的情況。“周末上午10點，同時開講的講解團就有7個，下午2點同時開講的也有七八個。還有熱門的‘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也很夸張，同一時間段會有12個團同時開講。”王建南說，講解活動一多，正常的觀展秩序就會受影響。自己在帶隊講解時，會特別注意一些觀展的“規矩”，比如一定要佩戴講解設備，這樣自己的聲音就可以盡量小，觀眾都是通過耳機收聽，完全不會影響到其他觀眾；如果遇到多個團同時開講的情況，他也會靈活地轉換參觀路線，避免“撞車”，別人從前往后順著講，他就從后往前倒著講，講解內容也會相應調整。
亂象3
微信轉賬缺監管
“精品小團，優質體驗，歷史專業名師講解，親子價一大一小480元”“多學科交融角度看展，資深高校老師深度講解，兒童單飛價288元／人”“私人一對一講解899元一場”……暑期臨近，夏女士想為女兒報一個靠譜的博物館講解活動，看著各機構五花八門的宣傳糾結不已：“同樣一場展覽，價格怎么差別這么大？幾百元、上千元的都有，買個便宜的怕講解質量沒保證，買個貴的卻不知道能不能值回這個價，萬一聽完感覺不行也沒法退錢啊。”
夏女士在搜尋過程中還發現，一些不掛靠任何機構、純靠個人名氣直接在朋友圈“開團”講解的也大有人在。加個人聯系方式、私信報名、通過微信轉賬付款、直接去現場聽……“這種個人的要價，那更是沒保障。而且這種私下的交易行為，有關部門也挺難監管的，要是中間有什么問題，都沒地兒去投訴。”夏女士說出了自己的擔心。
如果對社會講解力量不加以規范，缺乏相關部門的監管，雜亂的講解活動便背離了博物館公共教育的初衷。王建南介紹，目前對于社會講解力量的管理主要是在博物館層面，一些博物館對于社會講解力量進館講解實行了嚴格的審批報備制度。例如，國家博物館在2019年就發布了公告，由社會教育部專職講解員提供公益講解服務和定制講解服務、國博志愿者講解員提供志愿講解服務；除上述人員外，其他人員未經許可不得在國家博物館展廳組織講解活動。有關單位確因工作需要在國家博物館展廳組織公益講解，需提前申請，提供審核所需的相關資料。
遼寧省博物館也曾發布公告稱，為規范講解秩序，確保對展覽、展品的詮釋不違反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不損害公共利益，原則上將不再允許社會人士講解。如果確有特殊情況需開展講解活動的，需提前申請并提供講解詞，審核后才能講解。
觀點
博物館需“把好關”
王建南認為，面對觀眾越來越旺盛的文化需求，不能“一刀切”地“不允許社會人士講解”，而應該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博物館展覽的宣傳建設中，這樣才能把博物館文化真正搞活。“一方面，需要博物館制定更加細化的規則，對社會講解行為進行約束和管理，甚至可以由館方參與制定行業準入標準，對一些社會講解機構或具備專業知識和講解能力的個人進行資質認定，購買第三方服務，發展其作為‘編外力量’；另一方面，有關部門也應該擔負起監管的職責，對于作為市場行為的社會講解活動制定明確的價格標準，讓觀眾在選擇時有據可依，文化消費也應該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王建南還提醒，對于文化傳播機構和具有講解意愿的個人來說，一定要有文化的“良知”，不能把講解活動僅僅當成一種賺錢的方式，“隨著觀眾文化素養的逐漸提高，什么樣的講解是好的，必然有自己的判斷，不能滿足觀眾需求的講解活動，也一定會逐漸被市場淘汰。”王建南說。
本報記者徐英波文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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