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賦權視野下的公益傳播，我們認為是在多重邊緣下環境下的草根、NGO，一般來講我們認為它是第四代，也就是我們講的移動互聯網為終端的一整套技術，這個徹底改變了我們信息傳播和人們溝通的方式，并且帶來的是社會結構深刻性的變化，我們認為它將會帶來一場傳播革命，它可能是席卷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經濟各個層面。這場革命從政治結構上面來講，它沖擊的是權力的分布，是我們國家治理的主體，從一元走向多元，這是我們的期待或者是它背后和我們公民參與或者是參與式治理這樣的理念是相關的。
但是我們也會討論關于新媒體的特性，我們在征文當中有一些基本的共識，參與性、公開性、交流性，我們整個都在歡呼新媒體。它帶來的是傳播主體的變化，我們都知道不管是什么類型的報道和新聞媒體，它都屬于我們黨的喉舌的一種類型。今天的多元主體正在不斷的分化，至少可以分為傳統媒體主導的類型，包括今天上午寧二在的時候，我們傳統紙媒所代表的公益周刊或者是公益版本，社會化媒體公眾自主型，當然還有企業主導型，我今天分享的是社會組織，一般來講中國的社會組織會把它分為三類就是官辦的社會組織和草根NGO和國際NGO，在多重邊緣身份下面的草根NGO如何實現新媒體賦權。
首先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傳統媒體時代我們怎么樣做公益傳播，怒江建壩的事件，圍繞這樣的公共議題開始出現了兩派的觀點，反壩派和所謂的建壩派，以NGO集團為主，他們共同來推動了這個議題不斷的發酵，最后倒逼政策在中國出現了逆轉，這一次他們遭遇到了社會組織的狙擊，關于環評的報告，我們溫總當時說本項目爭議較大，擱置開發。
我們看它的策略，首先是發動媒體網絡，為媒體提供信息的補貼，它對接的是傳統紙媒，主動的成為信息源，進行國際動員，拓展議題的政治機會，并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建設專題網站，促進議題廣泛的傳播和成為媒體界持久關注的議題。
我們已經非常快的來到了新媒體時代，這是我們公益傳播的路徑，提升新媒體環境下整合傳播的能力。當然很多人說你要講微博和微信相關的東西，我們后面會講新媒體下面的公益傳播能力的提升，包括兩方面，簡單來講第一個是借船出海，我們可以在上面實現資源的倡導。另外一方面，我們針對不同的NGO，有針對性的設計一些軟件，包括幫他開發一些APP，包括優化網站和整個數據的流程，資料的整理和數據化等等，因為這些人他們是屬于沒有權利的。
我們的新媒體已經被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所裹挾，我們都看到了這樣的問題，通過師曾志老師所講的新媒體賦權的方式，最后不斷的逼近權力的平衡。
如何來潛入和改變大眾傳媒議題的框架，最后它可能會帶來國家與社會關系互動的變遷，這是傳統時代如何來潛入大眾傳媒的議題，來實現公益傳播，甚至是政策的動員。根據我們去年和前年進行關于全國300多家NGO互聯網或者是傳播能力的調研，他們有沒有傳統的媒體資源呢?事實上只有36.86%的有這樣的資源，也就是說能和傳統紙媒、記者或者是編輯土豪交的不是特別多，他們想做一些動員，想做一些傳播，但是沒有媒體跟他進行對接或者是他們所關注的議題不可能呈現在紙媒上面，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有沒有傳統媒體動員的策略，這是非常成熟或者是大家非常了解的是綠色和平，它是非常有專業的，非常有細分的，非常也策略性的媒體策略，它會針對不同性質、不同導向的受眾來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以達到他們的轉播目的。但是有多少NGO可以實現這樣的傳播，所以我們面對的是公民社會本身也是分類分層，同時我們面對的國家控制或者是國家視野下面的傳統紙媒，它事實上也是分類分層的，這種互動如何來進行，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我們很快的來到了新媒體時代，這是根據西方左派非常典型的觀點，他們認為時代到了，新媒體可以賦權了，大家都非常的激動。大家認為社會化媒體本質上是窮人的傳播工具，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可以實現拼權，實際上它需要一些推動，甚至是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數字鴻溝并沒有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而彌合，而是越來越拉大。實際上我們希望更多的技術精英，他們可以介入進來，我們知道每個大學都有軟件學院，這些學院的學生畢業可以去甲骨文、谷歌和IBM這樣的單位工作，有沒有可能有些人為了社會公平而參與到這樣一場社會變革的運動中來，最后會把非常弱勢的草根拉回到公共領域當中去。因為我們在歡呼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在看似平等的平臺上發出他們的聲音。
我剛才講到新媒體時代公益傳播是兩條路徑，一個是借船出海，還有新浪的微公益等等這樣的平臺都非常成熟。右邊是兩個手機的APP應用，上面是北京的一個公益機構開發的軟件，它實現的就是企業、NGO、一般公眾可以實現的整合。最簡單的例子，你來運動我來捐錢，你根據他們提供的項目信息，我想捐給免費午餐沒有問題，這是你的選擇權，這樣就實現了平臺的流通。下面的米公益是類似的手機應用，剛才張強講到了雅安地震當中其實也涌現了一大批基于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登錄這個網站以后，我用黃色的來標注這里需要醫療，其他的人登錄之后可以看到這樣的信息需求，他可以解決救災當中非常緊迫的問題。其他的人登錄之后可以看到有需求，但是需求已經被解決，這可以避免一個問題，我們救災資源在非常慌亂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大量的聚集。
右邊也是手機APP的應用，這個是信號彈，意味著你打開手機應用以后，你預先會設置幾個緊急救助人，以及110、120等等這樣的帳號，同時用你微博和微信的帳號登錄。你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一鍵可以發送SOS的信號，它可以精確到小數點，這些都是簡單的應用，我的意思它是借船出海，你可以使用這樣新媒體的平臺。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幫助他們造船，我們參與式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西方的四五十年代，后來在五六十年代被國際NGO應用到第三世界的扶貧項目當中。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引入到中國，中國開始出現了參與式扶貧。事實上賦權的概念，也是在這樣一場社會運動當中，不斷的成熟起來。但是我們會把參與式的設計更往前推動了一步叫協同設計，參與式我們似乎是幫助的，他們要參與進來的概念。而協同意味著大家在平等身份的基礎上展開合作，所以我們從參與進行協同。我們引入了跟我們有戰略合作關系的美國麻省理工的公民媒體中心一整套課程開發的理念和工具，他本身也是社會運動者，他本人通過社交媒體的動員非常深入的卷入了占領華爾街社會運動當中去，我們把這個課程理念延伸過來。我們在這個課程當中招募不同背景的學生，同時我們會把NGO請到我們的課堂，大家共同來進行協同設計和軟件開發的過程。
我們需要人類學的知識背景，通過傳播學進行傳播的管理，整個流程過程的控制。信息技術最重要的是回應社區里軟件的需求，而這個需求并不是它提出來的，而是通過人類學社會調查的方法和工具，它可能是真實的需求。因為我們知道軟件學當中有一個概念，客戶永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你怎么樣發現需求，可能是基于人性以及對社區長期的觀察，我們開發出軟件的原形，這是大概的邏輯流程。我們選擇了五家NGO，都是廣州的，第一個是樂助會，第二個是拜客廣州，第三個是燈塔計劃，第四個是番禺打工者服務中心，第五個是同性戀親友會，所以我們把大量隱藏在地下的沒有人關注的最邊緣的NGO，把他們的呼聲開發出來。
這里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以廣州拜客APP開發為例，拜客廣州是環保類的NGO，它推動廣州成為單車友好城市，綠色出行，低碳環保。它這個概念過程是機構的出現，我們知道它大概需要幾個非常重要的條件，非常有策略成熟的NGO機構，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開放的媒體，第三個需要結構性增值的機會，這個結構就是廣州的亞運會，這個機構策劃了一系列新聞事件，他送了一輛單車給廣州市市委書記，然后把這個議題成功的推出去。它從傳統媒體起家，它是成員的凝聚和資源的連接，最后還要回歸到新媒體，因為這個是90后凝聚的，他們更希望凝聚在新媒體的平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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