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京西站的搶奪風波之后，民政、公安等部門再次介入。目前，患有腦積水的小飛燕正在北京世紀壇醫院接受治療，關于如何救助小飛燕，相關部門尚未給出確切方案。小飛燕反復陷于乞討與救助之間，其背后到底有怎樣的救助尷尬？這次救助會否只是歷史的重演，小飛燕能否徹底擺脫乞討的命運？
“丐童”小飛燕
到2014年12月，王軍帶著小飛燕已過了10年的乞討流浪生活。
12月的一天，北京兒童醫院門口，小飛燕與她的養父坐在路邊乞討。女孩雙腳畸形，裹著紗布，她的眼眸里充滿童真，路人經過身旁，有人加快步伐，有人駐足嘆息。
小飛燕是一名棄嬰，給她第二次生命的人名叫王軍，56歲，河南省鹿邑縣王皮溜鎮小廠村村民，20多年前在上海乞討期間，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走失。
與小飛燕緣分的開始，是在王軍的尋妻之路上。2004年6月26日，王軍聽朋友說在上海長寧區見過一精神病患，相貌很像王軍妻子，王軍立即從安徽老家趕往上海尋找。28日早上6點多，他走在天壽路橋東的天目西路時，發現了被遺棄在路旁的小飛燕。
小飛燕先天畸形，雙腳向內彎曲，還患有腦積水。王軍說，當時小飛燕身邊只有幾件破衣服、一個奶瓶和半袋奶粉。雖已顛沛流離，但王軍還是決定收養這個孩子，自此以后，他與小飛燕相依為命，繼續尋妻。
一個月后，小飛燕走進了“新家”，也第一次見到了“新的家人”。7月，王軍帶著小飛燕返回河南老家。哥哥王家運回憶說，王軍從上海回來，手里抱著一個泡沫箱子，箱子里裝著一個幾個月大的孩子。詢問后得知，這孩子是王軍從馬路旁撿回的棄嬰。生命可貴，即便赤貧如洗，還是同意收養小飛燕。
其時，王軍已有3個兒女，其哥哥也有3個兒女，兩家都是兩肩擔一口，無立錐之地。身邊的人都無法理解他們收養小飛燕的舉動。
談起“丐童”，容易讓人聯想到孩子被拐賣，受虐待，過著非人的生活。但王軍說，小飛燕和他的感情難分難離，小飛燕有一次對他說：“爸爸去哪兒，我就去哪兒。”這暖心的話一字一淚，使王軍淚流滿面。
“帶著孩子乞討，日子過得慘淡，孩子身上有病，大小便失禁，不好照顧，有時一天用紙尿褲都要幾十元，最艱難時連飯都吃不起。”王軍說。
反復“流浪記”
一個木板車、一個舊音響，王軍牽著小飛燕輾轉于上海、三亞、大連、北京等地。街上、地鐵站，川流的人群中，總能看到這一對蹣跚的身影緩緩掠過。
“家里需要照顧和撫養6個孩子，我與妻子在家務農，弟弟王軍帶著小飛燕在外面乞討，每年能回家一兩次。”哥哥王家運說。
乞討期間，他們的身影總會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一些愛心人士也默默開始關注。2006年5月，王軍帶著小飛燕在上海楓林路兒童醫院門外乞討時，被“愛心媽媽”志愿者關注并開始給予幫助。“愛心媽媽”將小飛燕送到楊浦區的一家福利院，其間帶著小飛燕治病，并為王軍找了一份快遞員的工作。然而，僅一個月后，王軍卻將小飛燕抱走又繼續過乞討生活。
王軍的說法是，他去福利院看望小飛燕時，孩子的屁股被人用塑料布裹上，皮膚上出現了很多紅點，“愛心媽媽”的志愿者也看到此情況，與福利院領導說了這件事后，辦理了出院手續。
乞討生活并沒有結束。4年后，王軍和小飛燕乞討的身影出現在三亞街頭，隨后被人舉報拐賣兒童并被送到派出所調查。王軍稱，三亞派出所以及當地記者買了車票將他們送回到鄭州，“到達鄭州后，當地記者回到老家，并找了村書記解決這件事情，村書記寫了信給鎮上的民政局，但是仍沒有解決”。
漫長的乞討生活中，很多好心人的幫助也給了王軍和小飛燕些許安慰。2011年7月，王軍帶著小飛燕在北京兒童醫院西門門口乞討，春苗基金會了解情況后，帶著小飛燕到武警總醫院給孩子看病，并在回龍觀租了房子給他們住。基金會的志愿者說，沒過多久，王軍便帶著小飛燕離開了。
直到2012年5月，兩人的身影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三亞市民又一次看到兩人到街邊乞討。當地記者將王軍送到派出所，并將小飛燕送到三亞人民醫院檢查，鑒定腳傷是否為受虐待所致，鑒定結果為天生內足翻。派出所又將王軍兩人送至當地救助站，工作人員買了飛機票將兩人送回了鄭州。
10年期間，王軍一直帶著小飛燕在上海、安徽、大連、三亞等地流浪，其間在馬路邊、地鐵站附近乞討，也曾多次被送到救助站，從救助站再次送回老家，不斷重復著相同的步驟。
王家運證實，王軍和小飛燕兩次被三亞的救助站送回，可在當地孩子的戶口始終沒有解決。
鹿邑縣王皮溜鎮派出所費明華所長回憶稱，2009年，他們曾配合當地民政部門，將王軍和小飛燕從海口接回家鄉。后經調查，縣民政所與周口市民政局最終認定，王軍不具備收養條件，不允許其收養小飛燕。因此，小飛燕無法履行正常的收養手續，“孩子的戶口也是沒法解決的。”
費所長稱，鎮里也考慮到王軍家里貧困的特殊情況，“就給他辦了低保”。而對于小飛燕，由于鹿邑縣城沒有福利院，鎮民政所只能勸說王軍將孩子送到周口市福利院，“但他一直沒有同意。”派出所也曾多次與王軍溝通，勸告說以他的條件照顧小飛燕是很困難的，應該把她交給福利院，但王軍就是不聽。
王軍的理由是，他已和小飛燕一起生活了多年，無法離開孩子，孩子也離不開他。根據當地派出所掌握的情況，2009年之后，小飛燕從未進過福利院。
費所長證實，2010年后，王軍再次離開老家，其間回來過幾次，但由于每次回來并不會通知當地派出所，所以警方對其返鄉的次數和具體時間并不掌握。
質疑風波
“沒人性、拐賣虐待兒童”，每到一個地方乞討，王軍總會受到旁人的辱罵，還多次在三亞等地被帶到派出所調查。
2014年12月，希望之家青少年關愛中心的志愿者戈潔與北京的幾名志愿者聯系到王軍，希望能夠幫助安置小飛燕。他們認為王軍是拿小飛燕當作謀生的工具，讓小飛燕的生存環境越來越糟糕。雙方簽訂協議，決定將孩子安置到山西。21日，王軍突然改變主意，想帶小飛燕回家，又恰巧被戈潔在北京西站碰到，雙方發生了爭執，并上演了搶奪小飛燕的“大戰”，最終戈潔被王軍打傷。風波又一次因送到派出所解決而平息。
對于違背承諾一事，王軍稱，確實與戈潔簽訂了協議，也希望孩子能過上正常生活，“但是孩子不愿意走，一直哭鬧要跟我一起生活，我養了她10年，也很舍不得，想帶著孩子回老家過年，年后再回北京”。
“多次被路人說是拐賣兒童的，我多次解釋甚至與他們打起來。”王軍回憶稱。
近年來，王軍已飽受質疑，很多人覺得王軍帶著孩子乞討是為了掙錢。2006年7月，王軍帶著小飛燕從上海一家孤兒院離開并消失在志愿者的視線中，“愛心媽媽”志愿者們隨即發起尋找小飛燕行動。一名自愿者寫道：“不能再看妮頭的照片，在這寧靜的夜晚，看一次就想哭一次，妮頭(小飛燕另一個名字)，你在哪里？阿姨真的想你，你快點出現吧。”
尋找小飛燕的帖子發出后，志愿者們開始質疑，認為王軍是個人販子，他帶著孩子逃走并放棄治療的機會，對他來說，有什么比用孩子賺錢來得輕松愜意呢？拿不到錢，他自然要跑了，只要孩子屁股一直爛著，他的財路就不會斷。
鹿邑縣王皮溜鎮派出所費明華所長也對王軍持質疑的態度，“不排除他存在利用孩子的病情，達到乞討賺錢的目的”。
面對種種質疑聲，王軍稱，他要養活這個孩子和自己的全家，但自己也沒有什么賺錢的本事，帶著小飛燕出來乞討是他能選擇的最好辦法。王軍也曾把小飛燕送到孤兒院，自己去上班，但是孩子不喜歡孤兒院的生活，而且病情加重了，只好再次把飛燕接出來跟著自己乞討。王軍曾送孩子去老家的小學上學，在學校的兩個月里，雙腿殘疾的小飛燕經常遭受同學的嘲笑和欺負，致使她根本不愿意去上學。
而在王軍家人眼里，王軍對小飛燕很好。哥哥王家運稱，家人對小飛燕一直很好，王軍更是視其為親生孩子，悉心照顧從未打罵虐待。王軍的女兒王遠遠也提到家人對小飛燕很好，并理解父親的行為。王遠遠稱，第一次見到小飛燕時覺得非常可愛，當時自己只有10歲。有時聽到同伴嘲笑小飛燕的身世時，她會立即站出來，像維護自己妹妹的一樣維護小飛燕。
小飛燕本人也常常念叨養父的好，而且已然依賴上王軍。她說王軍教她寫字教她唱歌，會輕拍她入睡，會給她買好吃的買新衣服，“爸爸去哪兒，我就去哪兒”。小飛燕覺得，只要養父在身邊就是最好的事情。
救助之困
10年間，小飛燕與王軍徘徊于街頭、救助機構與老家之間。外界看來，他們是愛心人士同情的對象，是需要幫助的流浪者，甚至成了讓政府頭疼的“乞討專業戶”。然而，對這對“父女”而言，卻始終難以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角色。
海南省前政協委員代紅關注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管理工作十余年，在她看來，小飛燕的遭遇絕非個案，而是我國兒童救助現狀的一個縮影。救助制度的不完善，相關部門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乞討人員個人因素，都在這一現狀的形成中發揮了作用。
代紅認為，按照現行的救助制度，流浪乞討人員進入救助站后，短期內可獲得衣、食、住等基本生活保障。待身份信息查明后，乞討人員即被送回戶籍所在地，“盡管較從前更加人性化，但這一點更多體現出尊重被救助者的被救助意愿，削弱了強制性”。至于走出救助站后的生活，則交由戶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做相應處理。
但由于現實狀況的復雜性，被送返人員的實際困難，往往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正如2009年，由于“父女”二人情感上難以割舍，王軍拒絕了將小飛燕送入周口福利院的建議，最終只獲得了每月不足100元的低保，“如果在當地能夠把他們的問題解決好，那么當初也就不會出來乞討了。”代紅說。
北京市民政局宣教處負責人則表示，目前的乞討人員救助工作，遵循自愿原則，相關部門只能采取勸說的方式，不能強制進行。
針對王軍本人所述，小飛燕曾進入福利院，后被自己和志愿者接出的情況，北京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相關機構依據何種制度和手續，同意其所謂養父將孩子接出，這其中存在很大問題和漏洞。”宗春山認為，一方面福利機構可能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缺失，另一方面，亦可能是福利機構不具備收養和照顧孩子的能力，“希望以此來卸包袱。”
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則表示，福利機構不可能發生棄嬰被流浪者或者民間公益組織帶走的事情，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說明福利院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
不可否認，對于小飛燕們反復乞討的現實，“王軍”們好逸惡勞，不愿通過正常渠道獲取經濟收入的做法，同樣難脫干系。代紅表示，“社會上一些流浪者并非不具備勞動能力，而是喜歡通過這樣的捷徑獲得經濟利益，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代紅認為，流浪兒童除了在物質生活上需要相應救助外，親情上的關照更為重要，“尤其是那些有殘疾的孩子，更需要愛心”。而目前很多福利院中，由于人員、資金投入有限，關愛也成為稀缺品。在孩子眾多、工作人員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讓孩子感受到母親般的愛，幾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會出現孩子被送到福利院卻厭惡那里生活的情況。
何去何從
目前，小飛燕正在北京世紀壇醫院接受治療。此次北京西站爭奪小飛燕風波后，王軍曾表示愿意離開小飛燕。亦有民政部門稱，按現行制度，小飛燕的未來只有兩條路可選，一是找到新的領養者，二是再次進入福利機構。而截至目前，小飛燕未來的生活安置，相關部門尚未拿出確切方案。
且不論小飛燕與王軍之間的情感依賴，僅就孩子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找到新的、適合的收養者并非易事，而若再次進入救助站或是福利院，是否又會重蹈覆轍，流浪街頭？
對于小飛燕未來的生活，宗春山認為，在具備基本生存技能之前，孩子應由國家來撫養，即由民政部門來接收和管理。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當未成年人沒有法定監護人時，國家就是其替補監護人。“民政部門有專門的學校，可以送孩子去學習，或在年齡合適的時候給予必要的生存訓練。對于孩子的戶籍問題，民政部門是有相關辦法處理的。”
對于二人之間的情感依賴，宗春山稱，應遵循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即目前的實際撫養者，能否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和心理健康環境。經過長時間的共同生活，孩子對“養父”有所依賴完全可以理解，如果強行將二人分開，可能暫時會對孩子的心理產生影響。但如果撫養機構能夠提供更好的感情呵護，這種影響可以逐漸修復。
對此，代紅也表示，小飛燕繼續跟隨王軍沒有出路。但如果將小飛燕送進福利院，孩子可能會接受不了，“也許她自己都想跑，這種后果可能會更加嚴重。”
代紅提出，比較理想化的解決辦法是進一步動用社會力量，將目前由政府承擔但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的救助職能和任務，交給個人或民間公益團體，由政府主要負責監管和服務，并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將類似王軍這樣有愛心但不具備相應條件的人，納入公益事業執行者的范圍”。
代紅同時建議，可適當放開相關法規中對收養者條件的限制，“比如一些退休在家、子女已獨立、自身經濟條件比較好且有意愿的人，應允許他們直接參與到救助、收養流浪兒童的事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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