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環境省3月份的調查，日本超三成自治體垃圾量超國家標準，相比去年7月的調查翻了7倍。自中國禁止進口洋垃圾之后，各主要垃圾出口國的環境問題紛紛現出“原形”，以往以垃圾分類和回收馳名的日本同樣陷入困境，為此日本政府呼吁地方自治體減少制造垃圾。以往，我們總是把歐美日環境與經濟的協調平衡狀態歸因于它們技術和制度上的某種“先進之處”。比如，通過垃圾分類和回收技術對垃圾進行減量化和資源化；又比如通過對垃圾處理的定價和收費來更好地激勵消費行為的轉變，等等。然而，現出“原形”的各垃圾出口國讓我們看到，原來它們的綠水青山背后是因為存在著中國這么一個巨大的垃圾進口市場。那么，這些國家一貫秉持的發展理念還是不是通向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解決之道呢？
應該說，從技術和制度等層面來解決垃圾及其衍生的環境問題，的確符合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經驗。從理論上看，垃圾造成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上的一種“失衡”，是技術和制度的缺位造成了環境要素的錯配，扭曲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決策。在實踐上，我們也容易觀察到一個引入先進技術（如垃圾變廢為寶的回收技術）和嚴格規制（如垃圾分類的綠色賬戶制度等）的社區，環境質量和生活品質相對會更好。長期以來，我們也正是從技術和制度兩方面雙管齊下，在不同程度上理解和解決垃圾與環境問題，國際與國內部分城市實行的嚴格垃圾強制性分類制度，就是“技術和制度決定論”的最好例證。
然而，垃圾問題并沒有在技術和制度決定論下得到根治。一方面，從技術和制度兩方面入手解決垃圾問題本身存在巨大的代價。以垃圾循環回收利用為例，這樣一個看起來非常美好的技術和制度體系，也在國際社會推行多年，但卻遲遲無法真正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環。縱觀世界各國，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循環產業和經濟可以擺脫政府補貼的外部輸血。這說明，通過技術和制度手段降低垃圾環境成本的同時，社會經濟實則在另外的層面上付出了代價。
另一方面，從技術和制度兩方面入手解決垃圾問題還碰到了最難打敗的一個“敵人”，那就是“增長”。面對全球經濟數十年的持續增長，垃圾問題實則不減反增。其表面原因在于，技術和制度所產生的有限垃圾減量效應已經跟不上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垃圾增量效應，這一點在所有快速發展的城市和鄉村地區都有明顯體現。更深層次的根源則在于，寄望于局部技術和制度變革改變垃圾困境的努力，完全消解于既有發展模式的強大慣性。
講求效率優先的發展模式有沒有錯？從人類發展的大歷史看，并沒有錯，沒有效率的種群終將都被歷史淘汰，但在將效率作為終極目標的發展模式下，每個微觀個體就會盲人摸象般只知局部而不知整體了。有效率的生產、有效率的消費，所有看似有效的市場行為疊加的結果便是，每個個體都最大化自身的福利和利益，進而忽視那些可能對整體帶來威脅的變化。
比如在垃圾問題上，就個體而言，可以采用最好的技術，也可以遵循最嚴格的制度，但技術和制度都無法阻擋個體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個體對技術和制度的服從，反而會轉化為更多的消費和生產。從筆者在歐美日等國的生活經驗中就可以發現，在追求極致的垃圾制度環境中，消費規模及其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其實并沒有明顯的下降。
回到問題的起點，洋垃圾進口禁令帶來所謂的國際垃圾爭端，其本質是，中國在全球貿易過程中承擔了大量的隱性環境成本，并在客觀上掩蓋了歐美日發達國家現有發展模式的某些不足和弊端。我們認為，人類理應是命運共同體，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發展理念，才是通向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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