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稱謂不科學。農民進城做工，依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在做工期間就是工人，就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依法享受產業工人的應有待遇。故建議把“農民工”的稱謂改為新型合同制工人，簡稱為合同工
“農民工”應得到同等待遇。只有從體制、機制和對當政者的政績考核體系問題上下手解決“農民工待遇”問題，這一問題才會得到順利解決
“農民工”的戶籍應依法逐步解決。要制訂方針政策，設計“農民工”落戶城市(鎮)成為戶籍人口的門檻，門檻的高低可由不同城市的主客觀條件而定。為將來統一城市與農村的戶籍政策創造條件，待條件成熟時以立法形式把新體制下的戶籍政策加以定型化。
農民進城做工，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大潮流，成為與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并行的社會發展大趨勢。全國已有一億多農民進城做工，據專家估計，連他們的家屬子女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在城里，而且還有幾億人口需要實現由農村到城市(鎮)的轉移。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
就在這么一個大的潮流、大的趨勢下，這樣大的一個群體卻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成為被城市邊緣化的群體，成為合法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的群體。
雖然中央和政府部門正在積極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整個問題的解決，還須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整個過程而逐步解決。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
其一，“農民工”的稱謂不科學?！稗r民工”稱謂的內涵不難理解，還是把他們界定為農民，而沒有界定為工人。農民只能代表他們過去的身份，甚至連過去的身份也不能代表，如：在農村中學畢業后就到城里做工，他們根本不具備農民身份，只能說他們的家庭在農村，這在“農民工”中占相當大的比重。
因此，從實際出發，以他們從事的職業來稱謂他們，是比較科學的。農民進城做工，依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在做工期間就是工人，就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依法享受產業工人的應有待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人的職業身份的變動頻率是很高的，流動也是很大的，他們今天從事工業工作，就是工人；明天又從事農業工作，就又成為農民。以農村出身來固定“農民工”的農民身份，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是固定計劃經濟時代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有害做法。
因此，對“農民工”不僅僅是個稱謂問題，而是深層次的體制障礙問題。故建議把“農民工”的稱謂改為新型合同制工人，簡稱為合同工。
其二，“農民工”應得到同等待遇。
農村出身的工人與城市出身的工人該不該同樣對待？這個問題從道理上講，誰都不能否認，農村出身的工人與城市出身的工人應同樣對待，應一視同仁。但實際是天壤之別。究其原因，一是體制障礙；二是政績考核標準障礙。
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農村與城市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二者距離很大，因此，對二者的方針政策也各有不同，長期以來形成割裂局面。
市場經濟要逐步改變這種局面，因而體制要創新，政策要調整，法治要跟上。這種調整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這種創新是符合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創新，在調整和創新過程中解決“農民工”問題。
對從政者的政績考核標準，對“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影響很大。例如：從政者都希望自己管理的城市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其他城市高，好凸顯政績，在對“農民工”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下，一些城市就不計入或少計入“農民工”的數量，就是很自然的事。城市(鎮)從政者都希望在自己任內多修大馬路、多建大廣場、蓋大辦公樓，從而表明政績，當財政支出用來解決“農民工”廉租房和社會保險等問題與上述政績工程矛盾時，在從政者看來孰輕孰重？就會不自覺地失衡。某些地方，以低地價政策吸引投資，不惜損害農民利益；以不建立“農民工”工傷保險、不實行最低工資保障線、不建立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手段，來“提高地方的競爭力”，來“改善投資環境”，來“創造更突出的政績”。這種損害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只有從體制、機制和對當政者的政績考核體系問題上下手解決“農民工待遇”問題，這一問題才會得到順利解決。
其三，“農民工”的戶籍應依法逐步解決。
“農民工”是農村人口還是城鎮人口，卻成了一道大難題。說他們是城鎮人口，他們沒有城市(鎮)戶籍，說他們是農村人口，他們工作生活不在農村而在城市。造成了人口與戶籍嚴重分離的局面。
“農民工”是以在城市(鎮)做工收入，養家糊口。他們工作在城市(鎮)，創造財富在城市(鎮)?？墒?，城市計算人均CDP把他們剔除在外，他們的勞動條件很難得到公平的合法的對待，他們的社會保障權益得不到公平體現，他們在城里的子女教育亦受到歧視，在城里他們干的是最臟、最苦、最累的活，他們居住的條件是城里最差的。他們在城市(鎮)中更享受不到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勞動力市場開放后，與戶籍制度改革滯后產生的不協調及其矛盾。這一矛盾要采取對策，逐步化解。但絕不是說，凡是到城里做工的農民，都要落城市戶口，而是要制訂方針政策，設計“農民工”落戶城市(鎮)成為戶籍人口的門檻，門檻的高低可由不同城市的主客觀條件而定。為將來統一城市與農村的戶籍政策創造條件，待條件成熟時以立法形式把新體制下的戶籍政策加以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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