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現代化困境破局之匙 (轉載)
2006-03-13
康不德(迅之)
28年前,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一份秘密協議,率先“大包干”,農村改革的序幕就此拉開。世界矚目著當時的中國。28年后,歷經改革跌宕的中國農村迎來了新世紀連續三個中央一號文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宏景正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一次兩會,由此將注定被寫進中國農村發展的歷史。對比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溫家寶總理去年兩會作出的惠農承諾,件件有了安排。“古今興盛皆在于實,天下大事必作于細”,一年間,政府從每項實事做起,從每個細節做起,務實的作風所帶來的恰是轉軌的機遇。從全面免征農業稅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國農村迎來了千年以降的新局面,成熟的農業文明開始煥發新的生機。
這一切,源于中國的改革已經行進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我們不僅贏得了改革所帶來的利好成績,也遭遇了社會矛盾多發期。民生難題日益增多、安全生產形勢嚴峻、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農民增收依然困難……對這一系列問題,國人在憂慮,政府在思考,社會在積極尋求對策。改革愈是艱難,決心愈是堅定,深化改革才是抉擇后的正解:一是堅持自主創新,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二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迷局。
城鄉發展和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又是迷局之下的困局。拉美一些國家在現代化之路上遭遇的曲折昭示我們,只顧城市和某些階層的現代化必然引發種種社會危機。在這個利益矛盾和摩擦加劇的時代,中國要想規避“拉美現象”,惟有痛下決心,實行全面的現代化,以達共同富裕。而對于正在孜孜以求改革新局面的中國來說,所尋找的破局之匙正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農村的發展,無法想象,將9億農民置于現代化進程之外的現代化還是否是真正的現代化。我們常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城市化,然而,一個經濟貧困、文化虛弱、教育匱乏的農村又怎么能夠與城市接軌呢?那樣的城市化,所帶來的必然是危機的加劇,而非城鄉的共榮。
2006年的全國兩會,它所帶來的轉變,將不僅是農村的,更是全局的。溫總理明確提出,各地方、各部門必須在經濟工作思路和重點上有一個大的轉變,建設資金要更多地向“三農”傾斜,公共服務要更大范圍地覆蓋農村,全社會都要大力支持農村發展。從解決“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到成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被列入“十一五”規劃第一重點,或許意味著數十年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自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之后,黨的工作重心便由農村轉向城市,從那時起,中國農業便走上了為工業服務的格局。如今,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已然到來,發展農業、發展農村、富裕農民,再度成為工作重心,此番深意,洞察時局,必然啟迪深遠。
重心的轉變需要政策的落地。但是,僅僅局限于農業和農村領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癥結不在農業和農村本身,而在于與農業和農村經濟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體制和大的政策導向。在全局性的發展觀、發展模式和宏觀政策相應調整之際,農業和農村領域推行的各項政策措施也應與之相適應,一句話:農村改革離不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綜合改革。
今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過渡期將基本結束。溫總理在報告中指出,要增強做好各項應對工作的緊迫感。于中國農村而言,機遇與挑戰并存。應對得當,WTO亦可為我所用,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助推器,將后發劣勢一變為后發優勢。
對外經濟和城市經濟的活躍,也必然輻射到農村,以期更快地打破城鄉二元格局。這一格局,不僅在于經濟發展的格局,也在于社會全面發展的格局。對于一向敢為天下先、城市經濟活躍、對外開放理念深入人心的廣東來說,在這新的改革行進中,理應再為先鋒,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探索市場經濟之下的新路徑。
一個健康的改革必然是全體國民均共享成果的改革。當數以億萬計的農民和市民一起,在改革中生活幸福,發展迅速,為改革歡欣鼓舞的時候,中國的改革也將就此駛入現代文明的新車道。而在整個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其所呈現出來的欣欣向榮,又將令世界怎樣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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