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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而言，一個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制體系一樣，缺乏法制體系的國度必導致善惡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科學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度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在我國20余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中，專家學者多次提出要兼顧效益與公平這一社會得以穩定發展的建議，但在實踐中并未真正引起有關部門的真正重視。農民工被欠薪、文化生活貧乏、社會保障無著三大問題導致農民工權益的缺失，將會影響城市的建設及社會的穩定。
據統計，全國目前有2.5億農民工，擁有養老保險的不超過3000萬人，擁有工傷、醫療保險的更是微乎其微。
走進城市的農民工雖然以青壯年為主，但生病受傷在所難免。調查顯示，因經濟原因，60％的農民工生病以后不會花錢去看病。
長期以來，提起農民工社會保險，往往沒能引起社會足夠重視。在許多人眼里，土地才是農民工最大的保障。但據有關機構調查，33％的農民工在城市里有過失業的經歷，失業期間，多數是靠自己積蓄度日，只有14％的農民工回家重新務農。走進城市的農民工雖然以青壯年為主，但生病受傷在所難免。調查顯示，因經濟原因，60％的農民工生病以后不會花錢去看病。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由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大險種組成。近幾年，各地勞動保障部門始終在不遺余力地抓“擴面”，但進展并不順利。在廣東、浙江等地甚至出現過大批農民工要求退保的現象。
一些地方當政者為凸顯政績，不惜以不建立農民工工傷保險、不實行最低工資保障、不建立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手段，來“提高地方的競爭力”。
養老保險是社保當中重要的險種。當前，全國2.5億農民工中擁有養老保險的不超過3000萬人。試想幾十年后，此時正值青壯年的農民工已年老體衰，耕不了田或無田可耕，他們將以什么養老？
去年兩會期間，一份提案備受關注———實現農民工老有所養。這個提案來自全國政協委員、民盟重慶市委陳萬志，這一提案的主要依據是一份約一萬三千字的報告———《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的調查》，由重慶市政協委員、綦江縣政協副主席、民營企業家馮秀乾全額出資，民盟重慶市委調研室和綦江縣政協聯合組成的調查組歷時5個半月，先后奔赴川、渝、黔等農民工輸出地及浙、蘇、閩、粵等農民工輸入地調研，獲得了較為翔實的資料。
《調查》揭示的現狀觸目驚心。馮秀乾把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問題比喻為“窗戶”，很多人都看到了這扇窗戶，只是我打開了它。
《調查》結果表明：80％的企業主不贊成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農民工83.2％不愿意買養老保險，90％以上根本就沒買。
養老保險的繳費方式，按照國家規定應是員工個人自繳一小部分，企業為員工繳一大部分。但《調查》卻顯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沒有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而員工們也放棄了這個應有的權利。一些地區只是在勞動部門的督促下，企業才為部分員工繳納了養老保險費。在廣東省湛江市，參保企業職工個人繳費8％，單位繳費最少的18％，最高的達到26％。如果再加上醫療、失業、生育等保險，繳費總比例要超過工資總額的40％。在福建省，企業的各種社會保險繳費比例也超過40％。因此，對于企業來說，參保不參保將直接影響其“生產成本”。對農民工來說，由于養老保險金的地區轉移存在困難，許多參加養老保險的外來工在離開打工城市時寧可選擇退保。
馮秀乾認為，現階段實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政策，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農民工即使參保也很難享受老有所養的待遇，這是他們消極對待養老保險的主要原因。企業主為降成本消極作梗，農民工血汗錢來之不易，在沒嘗到養老保險甜頭之前，絕大多數農民工認為保不保無所謂，有些人即使保了也提出退保要錢。
在種種條件的制約下，社保在農民工眼里變成了一種折騰，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感。國家政策規定：職工累計繳費15年才能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而現實是，農民工要跨越“累計繳費15年”這道門檻卻絕非易事。
農民外出打工有兩個特點：短暫性和流動性。接受調查的農民工中跨省區流動的占72.8％，務工3年換過兩個以上單位的占67.2％，有的一年就換兩三個單位。而國家政策規定：職工累計繳費15年才能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而現實是，農民工要跨越“累計繳費15年”這道門檻卻絕非易事。
由于國家尚未實現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如果農民工要異地轉移保險金，則只能轉移個人賬戶部分，企業和社會統籌部分大都不能轉移，而輸出地也沒有接受農民工養老保險的銜接措施。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即使在輾轉各地務工期間按規定繳費，晚年同樣與養老保險無緣。
此外，國家政策雖然規定職工解除勞動合同后可保留養老保險關系，但重新續保比較困難，于是養老保險政策在許多地區執行中“走了樣”，成了“解除勞動合同必須退保”。大多數企業把養老保險個人繳費部分直接發給員工，導致國家建立的強制性養老保障制度形同虛設。
綦江縣農婦李群2003年春節后先在廣東中山一家燈絲廠干了兩個月，沒有買養老保險。后來她又到廣州番禺一家玻璃廠打工，每月工資約400元，廠里強制要求每個工人每月交70元的養老保險費，但李群離廠時廠方把這筆錢又返還給了她。
實際上，領走“養老保險”的打工者無法享受社會保障，他們只是將其簡單地理解為“錢”，領了不久就花得一干二凈。在過了打工的“黃金年齡“后，他們多數又回到農村，重新操起鋤頭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不愿回鄉的農民工則滯留在城里，成為無固定收入和無固定居所的人群，部分人甚至會成為威脅社會治安和生活秩序的不穩定因素。李群的打工經歷，其實就是億萬農民工的寫照。
馮秀乾的《調查》還發現，依現行政策繳納養老保險是以當地職工年人均工資為基數，這給農民工繳費造成較大負擔。目前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職工年均工資也大大高于農民工的實際收入，70％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千元以下，維持城市生活已捉襟見肘，繳納養老保險繳費更是難以承受的負擔。90％以上農民工根本就沒能力購買養老保險。
《調查》還揭示，多數地方政府要求農民工買養老保險，主要是為了彌補現在的社保支付不足。如江蘇省丹陽市，現有城市人口的養老保險有很大缺口，國有企業轉制職工的保障也嚴重不足，因而收取農民工的養老保險金，用來支付當前的不足。
針對當前的政策缺陷，馮秀乾強烈呼吁盡快實行全國統籌，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這樣才能解除農民工和企業“交了白交”的擔心。如果是全國統籌，按西部比較低的標準，一個農民工每月企業和個人能有180元繳養老保險，全國2.5億農民工，一年就有5000億元，到10年后農民工返鄉高潮時達5萬億元，加上利息、補貼，國家支付農民工養老保險金沒有問題。
在馮秀乾的理想藍圖中，社會保險機構應脫離地方，建立像人民銀行那樣全國垂直領導的統一機構，這樣才能減少地方政府的干擾，全國按統一的政策搞社會養老保險。對于農民工來說，他不再需要經歷“退保”、“參保”等繁瑣的程序，只需隨身攜帶一張保險卡，不論遷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憑卡繳納養老保險費及領取養老保險金。
在兩會上遞交提案的陳萬志認為，“要想靠企業主的良知來推行養老保險是不現實的，因為有80％的企業主不贊成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必須通過立法來強制執行。”
重慶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周慶行分析，現今整個社會的養老保險，基本上是現收現支，即“挖東墻補西墻”。這是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一個制度缺陷，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民工存在了20年，直接導致“一城兩制、一企兩制”，而在社會福利上又往往優先考慮城市人口，必須對具有某種經濟待遇和社會福利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只有這樣，農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養老保險。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所長何平認為，現行的社會保險激不起農民工的興趣，關鍵是現行制度沒有達計到足以讓農民工信任的程度。比如說流動性的問題，當前確實做不到全國聯網，但先記錄在案是可以的。農民工都有身份證，他們在哪個地方參加了養老保險可以先予以記錄作為憑證。政府應當給他們一個明確的承諾：農民工繳納的“養命錢”會專款專用，到了退休年齡將其應享的權益延續計算，可以按月領到。在歐盟，勞動者先后在不同的國家就業，他們的養老保險就是以類似的方法進行銜接的。所以說：這種方法應該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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