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萍 來源：光明日報
多年來，世界各國學術界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對環境保護問題進行研究，并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上不少學者試圖從科學和技術以外的其他領域，研究環境保護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從經濟學和倫理學角度研究
環保的兩大學術領域。梳理與研究其中一些有價值的學術成果，關注與思考其中一些學說、主張的不足與偏頗，對于認識與解決我國當下面臨的環境問題，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經濟學視角中的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雖然由來已久，但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還是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都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在日益加深的環境危機面前，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逐步意識到，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伴隨著現代工農業生產的高度發展而產生的。造成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對經濟發展高速增長的需求導致了對自然資源的亂采濫挖和揮霍使用以及工業“三廢”的大量排放。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關注，對環境政策的興趣，不僅吸引了眾多專門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如生態學家、自然科學家等，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等社會科學家。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不僅產生了一門在當代世界越來越顯示出重要性的顯學——環境經濟學，而且涌現出下列學說與學派：
環境資源說 “環境資源說”是環境經濟研究的精髓。這一學說認為，環境之所以是資源，其一是因為作為人類的生存環境來說，水、空氣等環境要素為人類提供了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其二是因為作為物質資料再生產的條件來說，環境為人類提供了獲得生活資料的物質資源。在一定的時間和技術條件下，不可再生的資源總是越來越少，可再生資源也有一定的生長周期，因而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環境資源并受其約束。環境既然是資源，那么誰使用了它，就得付出代價。誰任意污染環境，也得付出代價。因為環境的污染，實際上是環境質量的消耗，消耗環境質量就像消耗能源一樣，不能無代價。
環境經濟學 現代環境經濟學從總體上說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的拓展和運用。這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干預學派，其出發點為“市場失靈”，以新古典經濟學家亞瑟·庇古等人的福利經濟學為代表；第二類，主要關注“產權”的建立和分配問題，通常稱為“芝加哥學派”。
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消費者剩余”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馬歇爾依據“消費者剩余”概念指出：企業生產排放的污染物無法在市場上自動消除，政府可采取行動，以征稅或收費的形式將污染成本加到造成污染的產品的價格上，這可以使企業根據各自的技術創新能力來選擇納稅還是技術創新，每個經濟主體便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這種環保市場化的思想使發達國家受益匪淺。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西方環境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也受到廣泛的批評與置疑。最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政策主張是不恰當的，把環境問題完全交給市場去解決的觀點值得懷疑。甚至有人認為，完全市場化的環境政策其結果會適得其反，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損害將有增無減。
制度經濟學派 目前，從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在環境經濟問題爭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看，似乎制度經濟學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環境問題方面提供了更加豐富、更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諸如收入分配、博弈規則、權力關系等新古典學派有在分析環境問題時往往不加考慮的因素，在制度經濟學方法中卻變得至關重要。制度經濟學家主張，經濟作為一種開放式系統，環境是影響整個經濟過程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經濟過程中可有可無的外生變量；不僅要關注生態和經濟系統及其交互作用，而且應關注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的社會系統對問題的產生原因與結果的決定性影響；制度壁壘是影響環境改善的關鍵，一般由既得利益形成的社會勢力往往會阻礙為保護環境而實行的制度變革。
倫理學視角中的環境問題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也越來越為各國的哲學家及環境學家所關注，并于20世紀40年代產生了環境倫理的哲學思想。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強調，人只對人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人對人之外的其它存在物的義務，只是對人的一種間接義務；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具有任何倫理色彩，自然界是為人類而存在的，只有被利用和使用的價值，自然世界和自然規律都是為人而立。這種觀點不僅主張和贊成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張人類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好惡來隨意處置和變更自然。當然，現代的人類中心主義比起亞里士多德時代的人類中心主義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主張對人的利益作出某些限制。例如，諾頓就指出，只有那種認為只應滿足人的理性偏好、并依據一種合理的世界觀對這種偏好的合理性進行評判的弱式人類中心主義才是合理的。
非人類中心主義 非人類中心主義按立論基點的不同大致分為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個譜系。個體主義發軔于早期的動物解放運動和動物權利論，分別以辛格和雷根為代表，成就于泰勒的生命中心論。整體主義通常被等同于生態中心論，其思想淵源要追溯到利奧波德的主觀價值論和羅爾斯頓的客觀價值論，而奈斯等人的“深層生態學”則代表著此類努力的最高成就。
動物解放權利論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了所有的動物，把保護動物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義務理解為人對動物所負有的一種間接義務。生命中心論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認為人與其他生命的關系也具有倫理意蘊。生態中心論進而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了整個地球（包括有生物和無生物組成的生態系統）。以奈斯為代表的深層生態學把生態環境視為人的自我的一部分，并把保護環境理解為自我實現的內在要求。比較有影響的羅爾斯頓自然價值論的主要思想是把自然作為一個價值之源，進而明確人對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它規勸社會照顧大自然，以便大自然能夠滿足社會的物質和娛樂需要。他認為，人有權利用自然，通過改變自然資源的物質形態滿足自身的需要，但這種權利必須以不改變自然界的基本秩序為限度。提出把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作為一種價值之源，“它不是要取代還在發揮正常功能的社會與人際倫理準則，而是要將一個一度被視為無內在價值，只視對人類如何便利而加以管理的領域引入倫理思考的范圍。”
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 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采取了一種整合的態度。一方面，它汲取了生命中心論、生態中心論等非人類中心主義關于“生物／生態具有內在價值”的思想，承認自然不僅具有工具的價值，也具有內在的價值，但又不把內在價值僅歸于自然自身，而提高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性質。這樣，由于人類和自然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那么，不僅是人類、還有自然都應該得到道德關系。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整體價值觀的基礎之上，承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關于人類所特有的“能動作用”，承認人類在這個統一整體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環境管理者的地位。這樣，就避免了非人類中心義實踐中所帶來的困難，使自己的理論更具有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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