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費改稅 誰是受益者?
2010年04月14日
由于它將涉及一系列法律、財政和現實問題，而且直接影響到納稅人的個人利益，因此，半個月內，到底如何改、是否真的不會增加民眾負擔、稅收如何管理，諸多問題已經陸續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話題。
名詞解釋
社會保險 (Social Insurance) 是為喪失勞動能力或暫時失業的公眾提供收入的一種經濟制度，由政府強制，將公民收入的一部分納入到社會保險基金，當公民出現退休、失業等滿足保險金支出條件的時候，可從基金中獲得固定的收入或損失的補償。
社保·功能
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石
中國的社保制度發軔于1952年。當年2月，政務院公布了《勞動保護條例》，對企業職工的疾病、負傷、生育、醫療、退休、死亡和待業等進行了保險。而在1966年之后，社會保險制度退化成了企業保險制度。但是，當時的企業基本全數屬于國家，對企業而言，盈虧和負擔的輕重無關痛癢，國企的工人們也因此對所謂的“保險”不予重視。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開始改革。此時，公費醫療、退休人員的供養也漸漸成為企業“不能承受之重”。上世紀90年代初，以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為起點，中國開始了新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如今，中國的社保制度已自成體系，主要項目有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制度相結合的養老社會保險、醫療社會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
在全世界范圍內，社會保險費用基本都是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分別承擔。分擔方式各有不同，即使同一國家，在不同的社會保險項目中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分擔方式，但最普遍的還是以雇主雇員雙方供款、政府負最后責任最為普遍。
社保·本質
此“費”不同彼“費”
公民個人每月按收入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與各個行政部門征收的五花八門的各種“費”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合法稅收之外，為了解決行政成本而征收的費用，而前者，按照《物權法》的概念，屬于是勞動者將自己一部分工資交給政府保管，在本人遭遇法律政策規定的社會經濟風險時，用來應付不時之需的。所以，社會保障基金是一筆獨立的社會共有基金，是歸繳費的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它的所有者并非國家，而僅僅是由國家代管。
然而，考慮到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至今的通貨膨脹等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少投報人對于今后能否拿到合適的保險金心存疑慮。近年來，在珠三角等農民工聚集之地，準備返鄉的農民工寧可放棄賬戶中企業為自己繳納的部分，也要拿回自己獨立繳納的份額。很多經濟學者曾為此發表評論，與十幾年后在通貨膨脹巨大壓力之下可能獲得收益相比，農民工更看重的還是自己手頭能得到的現金。
社保·建議
國有企業理當承擔更多社保義務
針對社保稅是否應當征收、應當如何征收的問題，公眾的看法雖然不見得具備實質的影響力，但卻包含了相當多的民意因素。有天涯網友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核心是土地和自然資源國有制，金融、國計民生產業和戰略產業都被國有企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實行國有制和國有企業壟斷，其目的就是將巨額的土地租、資源租和市場壟斷租直接收歸國家，用于保障每個人生存與發展。因此，土地收入、資源收入和市場壟斷租都應用于確保分配公平、保護弱者、保障民生的社會主義價值的實現。因此，國有制、國有壟斷本身就相當于是一種稅收，是真正的特殊形式的社會保障稅！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王煒瀚說，針對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在不斷規范灰色收入、約束國有壟斷企業的同時，全社會需要理解、承認、關注并盡快著手解決以普通白領階層為代表的工薪收入群體身處的民生困境，不應繼續加大他們的稅負。普通白領階層為社會安定運行所作出的實際貢獻和承受的實際稅負被嚴重低估。因此，不但未來的所得稅改革不應當加重已經成為個人所得稅主要征繳對象的整個工薪階層的負擔，而且社保“費改稅”政策的設計也需要堅持不增加負擔的原則。以普通白領為代表的工薪階層理應得到稅收政策的關懷。
社保·難題
到底誰來繳納社保稅？
半個月來，對未來可能征收的社保稅，公眾的主要擔憂之一是：誰來保證它的公平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唐均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以社會保險“先盡義務，后享權利”的基本原則看，非繳費者是不能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繳費”是給自己的，而“納稅”就有了“歸公”的成分……當前在中國，行政權力過于強勢，如果混淆了“繳費”和“納稅”這兩者的性質，把社會保障基金歸入財政這個“大堆”，在相當多的人大代表尚且看不懂政府財政報告的現實背景下，其后果會怎樣，實在無法預料。歷史的經驗應該吸取，想想文革以前曾經有過積累的勞動保險基金是怎樣被國庫挪用的，我們或許不是杞人憂天。
稅收的基本特性就是普遍性和公平性。美英德等國社保稅之所以發揮關鍵作用，就是因為社會保險的“大數法則”——只要是本國的有工薪收入的人，都是社保納稅人。除此之外，自營人員和農民，工資薪金不確定，也必須依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障稅。
但在我國，政府機關和部分事業單位人員并不繳納養老和醫療保險金。社保費改稅后，這些人群是否應該納稅？如果他們納稅，并且與其他公眾一樣，在退休之后享受由社會保險稅支出的保險金，那么，他們交稅的年限將大有可疑之處：畢竟和其他繳納了退休保險費的公眾相比，他們交稅的時間短了很多年。此前公眾繳納的費用如何在今后的稅率中體現出來？如果公務員繼續不納稅，那麻煩就更多了：稅款完全不同于“費”，它的所有權屬于國家，并由國家用于全體公眾。
一批人交稅、另一批收入更高的人卻不交稅，最后還要享受同樣的保障，這可是最典型的“劫貧濟富”，與財政部長所強調的“努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南轅北轍。
誰來監管稅收流向？
與針對公平性的擔憂相比，諸如稅率如何確定，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如何彌補、“費改稅”的操作難度等問題倒像是小事了。
但另一個更重要的擔憂很快浮出水面：公民的保命錢由誰來監管，誰能確保它一定做到“專款專用”？即使公眾心胸寬廣到可以完全不考慮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后通貨膨脹的影響，完全不關注這筆保命錢“保值增值”的問題，可是最關鍵的——這筆錢會不會被人挪用，會不會在我需要的時候提不出來的疑問，又有誰能來給予一個足以讓公眾認可的回答？
在歐美等征收社保稅的國家，稅款的使用也完全不同。既有美國式的專款專用，也有北歐式的國家統籌。但在這些稅收使用完全透明、公眾可以對稅款使用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國家，無論哪種使用方式，都有法制的保障和充分的監督。
在我國，即便是全國人大代表，尚且對政府專業性很強的預算報告還不能充分理解和監督，普通公眾想要監管稅款流向，難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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