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院患者“爆棚”看病仍難
2012年8月23日
知名醫院患者“爆棚”社區醫院門可羅雀
破解“看病難”需依法配置醫療資源
胡勝凡從排隊掛號的人群中擠了出來，額角掛著細密的汗珠。盡管此時才早上7點，入秋后的北京氣溫也不算高，但胡勝凡的背心處仍然濕透了，畢竟掛號大廳里的人太多。
這里是北京一家醫院，掛號大廳里里外外站滿了人，排隊掛號的隊伍曲曲折折繞了幾個圈。看著焦急排隊的人，胡勝凡心里的石頭算是落了地，邊用裝著病歷本和化驗單的塑料文件袋扇著風，邊給身旁的人講著掛號注意事項。
胡勝凡帶著妻子從山東德州老家趕到北京看病，已經有9天了。“看個病真是難，到北京的大醫院看病更難。”胡勝凡說。
“看病難”不是胡勝凡一人的感受，在這家醫院等著掛號排隊的人臉上，除了焦急、毛躁，很少看到輕松的表情。
盡管衛生部要求醫院開通網上、電話預約掛號，盡管醫保的覆蓋面在不斷擴大，盡管藥價正在下降，但在老百姓眼里，“不敢生病”才能真正避免“看病難”。
看病與“遭罪”無異
胡勝凡的妻子得的是腎病，在老家看了一年多，花了不下3萬元，可病沒見好。胡勝凡急了，決定帶著妻子上北京的大醫院瞧瞧。臨出門前，他特地查了早上到北京的車次。
到了北京，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找，胡勝凡和妻子直接到了醫院，但是當天的號還是沒了。胡勝凡買了幾份報紙，在掛號大廳附近陰涼處找了個地方，兩口子就這么“安頓”下來。“我知道北京大醫院掛號麻煩，準備將就一晚上，第二天看完病，早點回家，節省費用。”胡勝凡說，但是他的算盤落空了。
排了一晚上，胡勝凡終于掛上了號，也帶妻子看了病，但是得做兩個檢查，而且檢查結果還不能當天出來。“沒辦法，只能在北京待著。我們倆商量了半天，還是沒舍得花錢找地方住。說不準以后還得花多少錢。”胡勝凡說，在北京的8個晚上，他都是和妻子在門診部門口過的。“門診部外面有屋檐，可以擋雨”。
和胡勝凡夫婦一起，“住”在門診大廳外面的，還有不少人。其中一名是來自河北廊坊的婦女，因為婦科病，在這里已經待了7天。這名婦女告訴記者，掛號費時間、等結果費時間。“要是有錢，能夠找人的話，也不用這么累”。
這名婦女說的“有錢”、“找人”，就是找號販子、找專家。“有個從北戴河來的女的，帶她兒子看病，好像是膽囊炎，給了號販子1000元錢，直接去找專家看的。”
這名婦女所言不虛，盡管相關部門一直在嚴厲打擊號販子，但效果微乎其微。在這家醫院，“不要相信號販子……”之類的話，從負責巡視的醫務人員手中的喊話器中不斷傳出，但在特需門診掛號大廳門口，一名拄著拐杖的中年婦女，仍然直截了當地向排隊掛號人群兜售著他們的“服務”。
專家云集大醫院
記者調查發現，如果撇開看病費用高的因素，“看病難”現象是相對的。相較于知名醫院門庭若市的情形，一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乃至一般的三甲醫院，幾乎可以用門可羅雀來形容。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鮮明的對比？
“小醫院看不好病。”胡勝凡的回答非常直接。
在湖北省鄂州市的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名醫生告訴記者，來這里看病的主要是兩類患者：一是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二是高血壓等慢性病。
“其實，患者不去小醫院也情有可原。”這名醫生自嘲道，首先，小醫院沒有專家，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更多的是快退休的醫生；另外，小醫院沒有大設備，一流先進的檢查設備，只有知名大醫院才有。即便一些地級市的三甲醫院購置了先進設備，如果沒有比較出名的醫生，患者還是不會去。
鄂州市的于先生就遇到了這樣的情形。于先生夫妻雙雙下崗，沒有固定收入，但是他們的孩子卻一直病痛纏身。收入微薄的于先生不敢進大醫院，帶著孩子到當地一家三甲醫院，醫生看了之后說，帶著孩子去武漢的大醫院吧。揣著從親友處借來的5萬元錢，于先生帶著孩子去了武漢，在武漢一家知名醫院做了脊椎微創手術。
但是這次手術并沒有完全斷了病根。接下來的日子，于先生還需要時刻關注孩子的病情，如果有反復，還需要再坐長途車到武漢去檢查。
就像胡勝凡說的，“并不是大家都想擠大醫院，跑遠路看病，病人也遭罪，實在是小地方治不好”。
藥價高治不起
對于鄂州市的于先生來說，給孩子看病還難在藥價太高。給孩子做完手術，借來的錢已所剩無幾。但是，后期治療還需要打針，“我現在只能給孩子打國產的針，雖然效果比進口藥差不少，但是便宜，進口藥一針一萬多元，國產只要3000多元。但就算是用國產的，我現在也快供不起了。”于先生說，現在已經把一個月打一次改成3個月打一次了。
有類似遭遇的病人還有不少。老家在湖北省的劉先生，因兒子、兒媳都在北京工作，去年年初就跟妻子一起來了北京。沒料到的是，去年7月份，謝先生被查出患有胃癌。考慮到老家無人照料，謝先生的兒子硬是讓父親留在北京做手術。手術做完了，前前后后花了近30萬元。為了讓父親少遭點罪，在術后化療初期，謝先生的兒子一直選擇的是副作用小的進口藥物。但是高昂的藥費讓這個本還算殷實的家庭難以承受，化療一段時間后，藥物改成了國產的，化療周期也從一個星期變成了半個月。
其實，并不是大病的花費高，即使是小病，進了醫院也可謂花錢如流水。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田豐前不久因肺炎到一家醫院的門診輸液治療，醫生給他開了一種抗生素，一瓶300多元，加上其他的藥物，一天就得500多元。如此連續7天，加上檢查費用，田豐治一個肺炎就花了近4000元。
依法分配資源
看病，這個在群眾生活中難以避免的事情，為何難？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認為，“看病難”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醫療機構被過快地推入市場，政府部門應當承擔的提供基礎醫療服務的責任沒有得到實現。
“關鍵問題還是在醫療體制上。”衛生法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醫療資源的相對緊缺造成了目前的“看病難”。所謂相對緊缺，是指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大醫院，求醫者人滿為患，而社區醫院則顯得醫療資源相對閑置。
卓小勤認為，醫療體制上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診療流程不合理，一方面在于對基層醫療投入不足。
“在我國，患者生病后可以自主選擇醫院，不管大病小病都往知名醫院涌，診療流程沒有很好地控制。在一些西方國家，都規定患者生病后，必須先經簽約家庭醫生或在社區醫療機構診治，如果的確需要轉入大醫院就診的，才會出具轉院手續。在這種診療流程下，各個環節的醫療資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卓小勤說，像我國目前的狀況，知名三甲醫院的門診日流量超過1萬人，而社區醫療機構無人問津。
卓小勤分析說，這種診療流程的不合理，導致惡性循環的出現——大醫院越做越強，專家向大醫院集中，不斷添置醫療設備；而同時，基層醫療機構得不到有力地扶持，醫療人才少，醫療設備也缺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著名醫改專家李玲也曾表示，我國每年有60萬醫學畢業生，僅10萬人穿上“白大褂”，也就是說每年有近50萬醫學人才流失，而與此同時，我國基層醫療衛生人員則相當匱乏。
卓小勤認為，要解決“看病難”，必須改變目前的醫療體制，從法律的層面重新配置資源，規定就診流程。一方面要通過法律、政策明確加大對基層醫療資源的投入，讓基層醫療機構擁有先進的設備，實現基層醫療資源的共享，避免醫療設備重復購置的弊病。在此基礎上，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首診必須經過社區醫療機構，經社區醫療機構確診需要轉入大醫院的才能到大醫院就醫。同時放開醫療管理，允許醫生尤其是專家自己開辦診所。這樣，可以避免專家集中在大醫院的現象，讓專家有更多的機會給更多的患者診治。而且，在基層醫療資源充足并實現共享的前提下，獨立經營的醫務人員可以借用基層醫療機構的設備進行診治，避免醫療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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