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社會中堅階層信任感最低
2012年12月24日 來源：羊城晚報
羊城晚報訊 記者林世寧、通訊員彭非報道：22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向社會公開發布中國發展指數（2012），報告對2011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中國發展指數”總指數及四個分指數（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會環境）進行了測算和排序，結果顯示，中國發展指數總指數位列前三位的城市為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列第八。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少人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信任度下降。這種感受在本次中國發展信心調查中也得到證實，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與過去相比沒有顯著改善，甚至有下降趨勢。
從受訪者的就業狀況看來，占社會經濟主體的個體經營者、企業從業人員和行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對于信任的評價最低，尤其是身處復雜商場的個體經營者和企業從業人員，制度的不公平，市場競爭的不合理，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從年齡層次看來，整體信任度隨年齡變化呈現U型結構，年輕人信任度最高，而步入社會之后，信任度一下降低了很多，23-50歲的城鎮居民，作為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卻對社會信任有著極低的評價，這不得不引起社會的反思和警覺。中老年群體對社會信任有較高的評價。
報告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種“經濟利益至上”的社會觀念，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道德底線被動搖，正常的價值體系被扭曲，破壞了國家與社會、市場利益各方以及社會成員間信任的根基。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今日向社會公開發布中國發展指數（2012）。中國發展指數（RCDI）借鑒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編制思想，但更加注重結合中國國情，以求全面測量我國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狀況及差異。中國發展指數由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會環境四個單項分指數，一共15個指標構成(見附錄1)，利用改進后的指數功效函數法將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和同向化，各分指數以及總指數的合成均采用等權的加權幾何平均合成模型。報告自2005年開始發布，至今年已經是第7次發布。歷次指數發布所采用的均為前一年的數據。
一、中國發展指數（2012）的幾點結論
1、報告對2011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中國發展指數”總指數及四個分指數（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會環境）進行了測算和排序，結果顯示，中國發展指數總指數位列前三位的城市為北京、上海、天津。
2、總指數繼續保持增長。在增速前8位的省區中，5個來自西部，3個來自東部；在增速后8位的省區中，4個來自中西部，4個來自東部。在全國31個省區中，有13個省區的排名發生了變化。其中，重慶、廣西、海南等6省區的排序上升，江西、河南、安徽等7省區排序下降。
從分指數來看，與去年相比，31個省區健康指數、生活水平指數和社會環境指數的排序變化均不大；相對而言，絕大多數省區的教育指數都有位次變動，指數得分都高于去年和前年。自2005年以來中國發展指數及分指數連續7年保持增長，增幅明顯；說明我國社會經濟綜合發展近年來穩定上升。
3、自2005年以來，中國發展指數的區域差異始終存在，且一直震蕩上升（即我國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在逐步擴大）。生活水平指數的區域差異較高且逐年擴大，從而導致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總指數）的區域差異逐步擴大。社會環境指數的區域差異最小，且多年來保持穩定。健康分指數和教育分指數今年呈現下降勢頭。
4、聚類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內地31個省區社會經濟地理分四大板塊的格局基本未變。遼寧從第三類進入第二類，新疆從第四類進入第三類，其余模塊不變。第一類為特大都市區，有北京、上海2個省區；第二類為沿海發達區，有天津、江蘇、浙江、山東、遼寧、廣東6個省區；第三類為中度發展區，有吉林、福建、內蒙古、黑龍江、河北、山西、湖北、湖南、海南、重慶、陜西、河南、寧夏、廣西、新疆、江西、安徽、四川18個省區；第四類為西部偏遠區，有青海、云南、甘肅、貴州、西藏5個省區。其中，第一類地區除社會環境指數低于第二類地區外，其余各指數都遠遠高于其他三類地區，第四類地區各指數都低于其他三類地區。
5、在指數的15項指標中，人均GDP、平均預期壽命等12項指標與去年相比繼續進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單位產值污水耗氧量2項指標值略高于去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與去年持平，變化不明顯。
二、中國發展信心調查：整體信心較高與具體領域擔憂并存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以電腦輔助電話調查（CATI）的方式對中國大陸2012年的中國發展信心進行了調查。樣本隨機抽取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抽樣框，包含中國大陸100余個大、中、小城市，其中包含城鎮和農村，覆蓋東、中、西部地區，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樣本中性別分布均勻，男女比例協調；年齡結構合理，各個年齡層次均有覆蓋；文化程度以大專以下居多，為72.4%，大專以上占27.6%；就業情況分布中，各類就業人員加總起來約占55.3%，略高于非就業人員，且各類就業人員分布較為均勻；收入方面，個人月收入在3000及3000以下的占大部分，約為69.2%；此外此次調查，受訪者多為城鎮居民，占62.9%，對農村居民也有相當比例的覆蓋。信心分值采取100分制的形式，對于正向指標，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高，而對于逆向指標，越接近100分表明信心越低，所有指標均采取標準化處理和等權方式合成各分項指數和總指數。
對2012年中國發展信心的調查顯示：綜合考慮受訪者對中國未來整體發展信心的狀況，受訪者整體對中國發展前景較有信心（81.8），其中對中國發展非常有信心的人群占45%，比較沒信心和非常沒信心的受訪者占15%，說明盡管受訪者認為在中國發展中存在一些問題，但整體而言還是對中國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結合受訪者的背景信息，我們發現，對中國未來整體發展信心男性比女性高；年齡上呈現中間低兩頭高的特點，具體而言，23—40歲人群整體信心偏低，而其中尤以31—40歲人群信心最低，61歲以上的人群信心最高；發展信心在學歷上也呈現中間低兩頭高的趨勢，以大專及本科最低，大專以下和碩士及以上相對信心較高；職業上呈現非就業人員高于就業人員的狀況，其中，學生的信心最高、在政府機關及事業單位工作就業者次之，最低的是在企業工作的人員；在收入上呈現低收入者信心強于高收入者的趨勢；城鄉結構上呈現農村高于城鎮的特點。結合上述中國發展指數的地區分類，來自特大都市區的民眾信心最低，而來自中度發展區的民眾對中國發展的信心顯著高于其他地區的民眾。
（一）健康信心：醫療衛生改革被寄予厚望
受訪者的健康信心總體水平差強人意（75），其中，持非常滿意和較為滿意態度的受訪者占43%，仍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對健康方面整體信心不足。具體看來，身體健康狀況滿意度（80.7）、與過去相比看病方便程度（72.8）、與過去相比醫療保障改善程度（71.6）、對中國未來幾年醫療改革信心強度（75.0）。受訪者對身體健康程度較為滿意，認為與過去相比看病方便程度有所改進，但絕對水平有待提高，主要是因為醫院服務質量及等待時間過長等；與過去相比醫療保障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還待提高，民眾對中國未來幾年醫療改革的信心普遍較高，高達59.5%的受訪者表示對未來的醫療改革有較強或很強的信心。
大都市看病反而不方便？
從區域角度來看，特大都市區居民對于身體健康、看病便利度、醫療保障、醫療改革的滿意度都普遍低于其他區域（圖6）。大都市擁有完善的醫療衛生設施和資源，可以更便捷地享受醫療服務，但是，滿意度并不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大都市豐富的醫療衛生資源由于體制機制的原因，為實現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造成居民滿意度低，另一方面，是外地居民大量涌入一線城市，擠占當地居民有限的衛生資源，造成供給不足，降低滿意度。
（二）教育信心：教育質量提升迫在眉睫
受訪者對中國教育發展的整體信心較弱（67.6），其中，對中國教育整體非常有信心及較有信心的受訪者僅占17.6%，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對中國教育持比較沒信心或非常沒信心的態度（52.5%）。究其主要原因，從五個調查的具體項目可以看到，受訪者對所在地的學校教育滿意度較低（70.1），認為學校教育對提高孩子的綜合素質作用一般（72.7）。而受訪者普遍認為教育費用過高（76.5（逆指標））。從教育的功能看來，受訪者認為上大學對就業幫助程度較高（74.1），有55.5%的受訪者還是認可上大學能幫助就業。而從教育的未來發展看來，受訪者對中國未來幾年的教育改革信心程度較高（73.9），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2.2）并對未來的教育改革非常信心。
區域教育資源與質量亟待合理配置
從區域角度來看，特大都市區居民對于教育效果、教育投入、教育作用、教育改革的滿意度都不高，導致其整體信心普遍低于其他區域（圖7）。大都市文化和教育資源豐富，然而，其對教育的信心和滿意度都較低。這一方面是由于主觀原因，特大都市區居民素質和知識水平較高，對于教育的要求更高，因此，滿意度被相對壓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體制和教育制度確實存在弊端，造成聚集在大都市優質的教育資源，并沒有得到高效利用，反而出現錯配和無序的情況，因此，這些地區也是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重點地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而對于中度發展區和西部邊遠區，國家教育政策的大幅度傾斜使得當地的教育設施和教育質量有較大的改善，居民對教育的滿意感受在調查中彰顯出來。
（三）生活水平信心：生活成本高阻礙民生改善
調查顯示，受訪者對生活的整體信心不高（66.6），其中對生活較為滿意及非常滿意的僅占16.4%，超過一半（54.9%）的受訪者對生活整體評價是不太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從四個角度的具體調查看來，生活成本的平均分為81.5（逆指標），絕大部分的受訪者（73.3%）認為目前的生活成本過高，生活壓力大。生活水平滿意度的平均分為74.3，55%以上的受訪者對于目前的生活整體還是比較滿意的。對未來生活水平提高的信心程度的平均分為77.9，表明受訪者對未來生活水平提高存在一定的信心。而關于生活中最擔心的問題前三位是物價（13.6%）、看病（13.5%）和食品安全（11.9%），這三大問題成為阻礙百姓民生改善的重要因素。
女性的家庭生活水平信心調查結果低于男性
從性別構成來看，男性對于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生活成本的信心均高于女性，女性對于此三個問題更持有消極的態度（圖8）。這主要是由于當前經濟生活領域存在廣泛的性別歧視，或者隱形，或者顯性，男性更處于相對的優勢地位，女性在就業、家庭、社交等領域均處于劣勢，這對于女性生活信心的降低無疑產生潛在的影響。此外，女性承擔家庭生活的重任，天天與柴米油鹽打交道，對于物價上升及生活各方面的感受更貼近、更直接，因此，滿意度和信心較低。
“鐵飯碗”群體生活水平信心相對較高
從就業狀態來看，企業從業人員對于生活成本、生活水平、生活提高的評分最低，與其他職業群體形成明顯的反差（圖9）。這主要是由于，相對于行政事業單位，企業從業人員面對的是競爭更大勞動力市場，工作的不穩定性給此群體帶來較大的壓力，同時，個體經營者也面臨類似的情形，對于生活現狀的評價和對生活成本的滿意度均低于行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從業人員。
（四）社會環境信心：社會訴求的群體分化應予關注
對于社會環境的整體信心，受訪者同樣表現出信心不足的態勢，整體信心平均分值為64.2，僅10.7%的受訪者對社會整體環境表示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而高達66%的受訪者對當前社會環境發展較不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本調查進而從五個角度評價社會信心狀況，結果如下，當地環境保護滿意度（64.5）、貧富差距程度（82.3（逆指標））、人與人之間信任改善程度（49.9）、交通改善程度（82.8）、對未來社會環境改善信心程度（77.0）。可以看出受訪者對環境保護滿意度很低，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29.4%）認為當地的環境保護狀況相對令人不滿意。同時，高達72.5%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較大，而71%的受訪者認為人與人之間信任相對過去不但沒有改善還略有下降，受訪者對貧富差距問題和社會信任問題的較低評價，嚴重影響了他們對整個社會環境發展的信心。而受訪者對當前交通改善程度評價較高，高達77.3%的受訪者對交通改善狀況持正面的態度，同時，高達59.1%的受訪者對未來社會環境改善充滿信心。
不同就業狀態人群面臨不同的社會訴求
從就業狀態來看，在校學生對社會環境發展最有信心，明顯高于其他職業群體（圖10）。作為人才儲備和國家未來，在校生對于社會發展的信心較高，這是積極的一面。而行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對環境保護的信心最足，而企業工作人員對貧富差距的感受最深，離退休人員最能感受到近些年交通狀況的改善。同時，其他群體對社會社會環境不同方面的評價都有各自較低的評分，這不僅反映了不同群體社會訴求的多樣化，也表明我國環境保護、貧富差距、社會信任、交通便利、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不足，需要全面跟進。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信任在各個群體都是評分最低的方面，所反映的普遍民聲應引起重視。
區域均等化感受各不同
從區域角度來看，特大都市區居民相對于其他地區認為貧富差距最為嚴重，對于社會環境的評分最低，對于社會信任的評分也較低（圖11）。經濟越發達的區域貧富差距越明顯，社會信任越低，對于社會環境的滿意度越低。這反映了一個嚴峻的現實，發達地區，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斷層更大，社會信任也更為脆弱，貧富分化的現象更加嚴重。因此，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社會領域的協同跟進發展更加必要和迫切。
總體而言，受訪者對中國未來的整體發展是充滿信心的，調查結果印證了了我國在交通、醫療等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但同時反映出受訪者對環境、教育、貧富差距等方面依然存在著擔憂。
中國發展指數（RCDI）是中國人民大學三大發布之一，自2007年初起每年定期發布，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項研究由中國人民大學學校直屬跨學科、跨院系的綜合性科研究機構——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Nsrc）承擔，集合了中國人民大學多領域的專家，也獲得了國家統計局的大力支持，為合理度量我國綜合發展水平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附錄1：RCDI的指標結構：4個分指數和15個指標
（1）、健康指數：出生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每萬人平均病床數；
（2）、教育指數：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3）、生活水平指數：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城鄉居民年人均消費比、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
（4）、社會環境指數：城鎮登記失業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積、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省會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并好于二級的天數（省會城市API）、單位增加值污水耗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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