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正在換煤球的男人，正是苗苗小學的校長李剛老師。這是學校的廚房，每天，由他為幾十個老師學生準備午飯。由于我們某些原因，我們一直沒有正面面對鏡頭的機會，只留下這樣一個背影。
學校的一間教室。這是一個完整的窗戶，雖然它在冬天仍然會透風。里面的孩子正在上課。
上課了，孩子們結束了十分鐘的玩鬧，紛紛回到各自狹小簡陋的教室。
這是三年級的班主任。她是一個嚴厲、善良的老師，因此，學生們在紙上寫下：老師很嚴格，有時打我們。
和公辦小學不同，他們每天五點半放學，每天要上8節課。這是一個即將放學的班，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排好了隊伍，準備回家。
這就是一個校長的家。一家三口，房租260，水電全包。孩子的小床在柜子的后面，剛剛露出一線。
我收下了學校的兩個班，3年級和4年級，共33名學生答下的問卷。33個孩子認認真真留下的心靈的筆跡，我無法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一一呈現出來，并且，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的文字無法很好地表達他們稚嫩的字體寫下的文字，我甚至不敢多加說明，只有帶著一種復雜的惆悵，寫下他們的愿望。那些小的情節仍然使我的身體有一種被刺的跳躍——當我對他們寫下“如果你有100元，會用來做什么：如果是3000元”時，我最先聽到的聲音是——“真的嗎？”我無法做什么特殊的解釋，只好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是“假如”，“就想想如果你們有100元，3000元，會怎么花”。也許，孩子們的手里，還從來沒有拿到過100百，包括過年時的壓歲錢。因此，當我看到他們的愿望時，有的孩子寫下了“將一天的一元錢攢起來”，我真想問問他，他攢下多少錢了，又想用那些錢做什么？這些孩子，他們對錢的概念是“買零食，買書、本子，幫助別的窮人”，也有許多人，想用3000元錢買一臺電腦。對于這個問題，當我提出來，直到我親身出現在他們面前，我突然覺得，這一個假設又是多么唐突，這些孩子因為這個假設而許下的愿望，又會到什么時候實現——我對這一切沒有底，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實現。還好，孩子們真的將這當成了一個假設，只是給我寫出了他們的愿望，他們并沒有追問我，那100元，3000元，他們什么時候會有。當我讀到一個女孩得不到老師的“喜歡”，她“很生氣”時，我多想悄悄地告訴她的老師，讓她的老師從此多在她身邊走走，叫她回答幾個問題……
孩子們在紙上寫下了他們眼里的學校，“桌子椅子很破舊”、“教室里沒有電燈”、“冬天教室里漏風”。即便如此，他們并沒有表現出很大的失落，他們照樣課余在被圍墻圍起的小院子里玩畫片——這是那些男孩子們幾乎全部的活動，女孩們，有的靜靜地呆在一旁，她們不踢毽子，不玩橡皮人；他們沒有時髦玩具，沒有小過山車，沒有一個去麥當勞吃冰淇淋漢堡包的愿望；他們也有一些希望學校會好起來的愿望，會有大教室，“每人有一副羽毛球拍”，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都說出了希望學校能夠有電腦，自己能夠買臺電腦的愿望。他們對著鏡頭的笑臉讓我明白，他們沒有多少抱怨的想法，都是幾歲、十歲左右的孩子，還不太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他們眼里的北京“太美了”，但是“買東西貴”、“污染嚴重”（因為他們的學校旁邊，就是一條流著污水的小河，他們學校周圍，都是低矮雜亂的小房子。）；他們也許習慣了一天只有五角錢、一塊錢的生活，放學回家在父母的小攤前擺個凳子做作業——他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也許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北京孩子的家，不知道那些孩子過的是什么生活，他們的學校是怎樣；他們的笑臉對著我，玩著簡單的游戲，個個都很開心。
在苗苗小學，這個有著7間教室，8個老師，176個學生的打工子弟學校里，這里發生的一切使我們不能想到北京，不能想到幸福的生活，陽光般成長的孩子。我看到了一個校長一家擠在一間每月租金260元的大約12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他每天為8個老師和幾十個在學校吃飯的孩子做飯，他有一套黑色的西服出門，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他是學校唯一的成年男性，是學校的主辦者，需要為整個學校操勞，給孩子們買書，為學校刷墻壁，做課桌，給每個年輕的老師每月發五六百元的工資。當我們相對坐著，說著一些學校的事情，說起他的希望，他始終并攏著雙腿，將手長久地放在膝蓋上，沒有什么身體姿勢。這個操著濃重鄉音的男人，他說起7年多來的辦學經歷，不時搖頭輕嘆。他的學校三次搬遷，兩易校名，從最初的僅僅9個學生、2個老師開始，艱難地走著為來京打工者教育、照顧孩子的路，到學校規模最大的時候，一度達到五六百人的規模。他的學校也經歷了“非典”最大的磨難，學校停辦，原有的幾百孩子不得不各自找別的學校，有的甚至重新回到了老家，成為“留守兒童”。然而，他同樣地說起了他的愿望，希望給每個教室裝上舊空調，補好窗戶，為孩子們買一些體育用品；他還想辦一個高中，同樣為打工子弟辦學，并且教他們一些謀生的技能，然而他所估計的幾百萬元籌備資金，又讓他感到了困惑——貸款——他對我說出了理想中的、也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落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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