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商人垂頭喪氣，康乃馨小販趾高氣揚，餐館推出“親情套餐”，電影院有“母子專場”；從服飾、珠寶、裝飾品，到可以說“媽媽，我愛你”的發聲相框，全社會動員起來，為了這個偉大的日子而激動萬分，奉獻出全部的情緒和物質。
一張手制的卡片比一支眼霜更能去除母親眼角的細紋，平日里回家吃飯看電視比一個全民上陣的節日更像節日。這些你都知道，但你做不到。
為什么要有母親節？為了提醒你，母親的存在。為什么要提醒你？因為你已經忘了。
母親節怎么過？
有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要在母親節到來的那一周才會考慮以什么方式來答謝母愛，而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更是要到母親節的前兩天才會決定。作為現代母親節的創始國度，美國人的行為并不獨有，更多的中國兒女做得更絕，基本上母親節只成就了中國電信長話局。
421的中國式家庭中本來已經存在著3位母親，而自1976年左右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讓421中的1如今也大量當上了母親。現代社會的生存重壓和傳統的古老價值觀糾結在一起，形成當代中國的母親疑問。
“二十四孝”的傳播目的在于讓人們遺忘下一代，只向上負責。像家貧的郭巨那樣，為供養母親，決心把自己3歲的小孩埋掉，在現代社會當然成為一個怪談。現代社會的價值標桿是達爾文主義，一切以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為準則，一切只向下負責。年輕人在生存競爭中搏殺，剩余的一點點精力都用來提高下一代的競爭實力以便進行未來的搏殺，上一代自然成為自生自滅的群落。所以，你看到的是高考考場門口大汗淋漓的父母、奧數培訓班門前倚著自行車休息的父母、背著小提琴牽著兒女在少年宮里奔跑的父母，卻再沒有懷桔遺親、扇枕溫衾的舊典故。“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如今成了城市候鳥辭典上一個渺小的注腳，更多的母親則用“臨行密密縫”來默默支持你的出逃，因為你用“好男兒志在四方”理直氣壯地拒絕了母親的園囿。《常回家看看》的潛臺詞就是你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或者你已經根本不認為父母的家是你自己的家。獨生子女的核心價值就是獨生，不僅沒有兄弟姐妹，而且沒有父母。
中國式母親的疑問在于，向上負責自有天道循環的道德支撐，向下卻少有反哺的現實邏輯。郭巨埋兒自然“孝感動天 ”，一鋤頭立刻掘出一壇黃金來；而當代的兒女們往往都是到父母家中去掘黃金。“不工作人群”成年后依然不能在經濟上斷奶，掙來的錢只夠零花，買房買車當然要父母贊助，這一點上，似乎父母和兒女都達成默契，彼此心安理得。即使，在下一代如愿以償地獲得社會地位之后，也不過是滿足了你為人父母的補償心態和愿望投射。
母親節的價值何在？“提醒人們，母親在塑造良好公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這是1914年美國國會下的定義。而在當代中國，這被迅速理解為向下的單向責任。如果母親節能夠提醒女兒，不能364天都為人母親，卻只肯花一天時間為人女兒的話，那這個舶來品還算比圣誕節、復活節、萬圣節、情人節等節日更具有社會意義。
然而，你知道，中國母親們不過節，她們告訴你不要買那些花兒，不如回家吃飯更來得實在。但你做不到，你只能買那些花兒。
母親的角色扮演游戲
當麥當娜忠心耿耿的粉絲們翹首以盼，等待她下一個顛覆而具滲透力的形象時，這位女權先鋒在生育兩個孩子之后，立刻戒煙戒酒，每天堅持運動，熱衷于她的長壽進食方式，據說這是一種生活哲學。
這種生活哲學的基礎來自于麥當娜角色扮演的轉換。子女永遠處于被壓抑和反抗的角色，而搖身一變為人母親之時，卻要找回為人母親的定位。在墨西哥影片《濃情朱古力》中，母親始終扮演了權力的角色。大女兒從頭至尾完全接受母親安排自己的人生，二女兒全然不顧母親的想法而自行其是，三女兒則先屈服而后反抗，甚至在母親去世后，母親的鬼魂繼續充當了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平克·佛洛伊德的音樂電影《墻》里，母親的角色更是表現為赤裸裸的精神控制者。
被壓抑——反抗——壓抑——被反抗，這一人類繁衍規則基本概括了母親的主要臉譜。卡夫卡曾經感情復雜地說道： “生活是可怕的，母親同生活一樣可怕；你必須去愛她們，所有的污水都是這一刻最崇高的禮贊。”正是這種愛恨交織的禮贊讓母親的角色變得復雜。羅蘭·巴特的母親與其相伴一生，成為他寫作的支柱；終生努力在父母劃定的“愛德華”之外尋找自我的薩義德，則依然堅持定期給去世多年的母親寫信。母親，在此扮演了一個回歸之地的終極角色。
麥當娜曾經說過：“母親對我來說是個神話，她是人類完美的化身，就像耶穌基督。”我們知道，圣人和偶像崇拜永遠都在他們死去以后才產生。母親對兒女舍身式的哺育、精神上無微不至到恐怖的關愛、在人生指引上頗具神秘主義色彩的先驗式的大智慧，都會讓兒女在已經失去或者即將失去母愛的時候作一次劇烈的角色轉換——之前你認為的母親的瑣碎言行此時都會上升為神話式的心理體驗。
在中國語境里，母親不獨有勤勞、純樸、善良的民族共性，還應當有克己、勤儉、奉獻、默默無聞的精神。正如，俄狄浦斯情結是所有文學的母題，母親的單一形象也成為了絕大多數價值觀的核心。所以，似“流氓燕”這種單身母親發布裸照的行為被認定為出格。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女性有著太多的角色需要扮演，盡管很多是她們自己并不想扮演的。她們必須是識大體的妻子、有情趣的情人、偶爾調笑的同事、初戀般純潔的同學、善解人意的閨蜜，甚至是有魄力而并不冷酷的領導。所以才會有女性終于疲倦于在這么多角色當中再加上一個偉大的母親。
即使是勇于做母親的女性也還要不斷接受自己心靈的拷問。把兒女托付給其他人的職業女性的問題是：“為什么罪惡感總是我的？”留在家里的專職母親的問題則是：“為什么低估了我們工作的重要性？”
新時代里，女人的價值選擇出現了如此之復雜的可能性。女性要面對的不再是以往孟母三遷式的簡單的教育問題，而要從上中下三代中去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在現代社會的更多機會和更多角色中找平衡。為奴隸的母親，如今已經不僅僅為兒女的奴隸，更要為社會的奴隸。
美國“反戰母親”辛迪·希恩3月在聯合國總部前參加一次反戰集會后被捕，她的女兒說：“現在大家總是在談我的媽媽，但好像沒有人想起我死去的哥哥。”辛迪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從母親而擴散為政治符號，人們似乎已經淡忘了母親的意義，就如同人們很容易忽略了母親節的意義。
（來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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