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江，恰逢一位家長從千里之外將孩子送到廬山中心，“說實在的，我們為了找這樣一個地方費了不少工夫，我們雖然管不了、管不好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們總是懷著希望，希望能有人幫幫我們的孩子。”這位家長言辭懇切。
由于正規的教育體系尚沒有做這種專門的工作，這就給民營資本進入留出了市場。《中國民辦教育生存報告》作者張立勤認為，大量此類機構的出現是民營資本向教育領域的新一輪滲透。
既然是民營資本進入，經濟收益的問題也就成了一個不小的爭論點，很多人將質疑指向高收費上。記者就此問題對這類機構的收費做了一個小小調查，以廬山中心為例，新學員入訓需要一次性交納2000元的基本建校費，教育訓練費每月2000元，第一次繳費需繳滿半年，再加上代辦被褥費300元、空調費全年240元、保險費40元，一共需要交納14580元，這個收費基本代表了目前這類機構的收費水平，當然，有些機構還要求家長預留1000元醫療金供孩子生病時使用。
“我們希望有剩余，但是其實我們的費用也很大，場地需要租，工作人員聘得也多，日常費用、野外行走都很耗錢。”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學員達到了四五十人，日子好過了些，但是前幾年，只能招到二三十人，基本算是維持，積累經驗。
相對于商機的話題，這些機構負責人同時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談起創辦初衷，湯瑞華說他是受2003年做暑假夏令營的影響，當時家長在給孩子填問題一欄時，幾乎填的都是和父母不能溝通、仇視父母、迷網、厭學、早戀、吸煙、打架這類問題。但是短短的夏令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很多家長感覺沒有達到目標，很惆悵地離開了。“我當時覺得如果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應當是兩全其美的事情。”而向陽華北營的劉曉冰原來是一名記者，她是在前往江蘇淮安采訪了徐向洋后萌發了搞“擇差”的強烈念頭。
“我覺得我們做的是‘學生病醫院’，我們是補大教育不足的。如果說正規教育是成批成批地大量培養人才，那么我們相比而言只能說是手工作坊，我們著重面對個體，一個一個矯正，工作必須細化，盯管抓查到位，抓住孩子的問題不放手，一直要抓到底。”劉曉冰說這個事情非常有挑戰性，“面對這樣一批棘手的孩子，其實我們很不容易，有時候我們自嘲是攀登自己的珠穆朗瑪峰。”
4月17日，當向陽華北營的隊伍行進在路上的時候，有一位學員生病了，校長劉曉冰怕路上的診所處理不好，忙著把孩子送回太原診治，而顧問范學軍一直走在前面，聯系單位，找場地埋鍋造飯，吃過午飯，他又繼續向前，他希望最好能夠找個學校，讓孩子們晚上能夠有幾間教室，好好歇歇。他說，有時隊伍行進在荒郊野外，找不到學校，沒辦法，只好搭帳篷。他對記者說，這種風餐露宿你可能適應不了，但這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問題邊緣化的少年確實需要管，需要教育。湯瑞華認為，必須要面對現實，遇到問題不要怕問題，而是要解決問題，他說希望這種行為能夠得到認同與鼓勵，畢竟這也是對國民教育的一種有益嘗試。“當然，跟社會、家庭、學校接軌怎么辦，這都是我們正在思考的問題。讓孩子達到”拒腐防變“的境界是我們的最高境界。”他說。
記者手記不僅僅是關注
“擇差教育”很受關注，在向陽華北營西進的路上，該營就有一份每天要完成的“作業”，《河北青年報》每天都要跟蹤他們的行程。
關注，不僅僅來自媒體，專家對此亦然。孩子在第二、第三青春反抗期產生的問題的確需要認真思考，特殊需要應當給予滿足，必須提煉一些合適的教育方法。畢竟，問題擺在那兒，回避不是辦法。但是，專家同時認為整個教育的趨勢是走向融合，對孩子的教育應當回到感化、德育的規律上來，應當盡量把他們放到普通的受教育環境中來。
……
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應該有教無類，教育字典里應該沒有“差生”，這早已成為一個共識。但是，對于那些后進生，那些在學校里沒有學習的自信、不愿學習又很難約束自我的孩子，我們應當投以怎樣的關注？畢竟，讓每一個孩子得到全面發展是教育的理想。
后進生的出現，讓很多人把批評的目光放到教育上，其實此類問題的出現從來就不是一個單一現象，完全把責任歸于教育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它同樣在拷問家庭和社會。與其爭論不休，倒不如明確這樣的認識：后進生群體的確存在，他們的成長問題非常需要關注，問題需要得到很好的解決：“擇差教育”的實踐表明，面對后進生問題，只要肯摸索、勤實踐，大多數的問題可以得到很好解決。對后進生的成長問題進行探索對學校、對家庭、對國家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不少人把“擇差教育”歸為富人的游戲，好像只有富家的孩子才容易出現此類問題，其實，記者在走訪中發現，情況并非如此。一位單親媽媽就坦言，她正被這類問題困擾，只是沒有足夠的錢把孩子送到這類機構，但是作為母親，她非常希望孩子能變回到從前，一樣地聽話，一樣地喜歡課堂……正如一位專家所言，其實很多相似的渴望隱藏在很難被感知的背后，而每一份渴望的背后都連著一個孩子的成長和未來。
爭議也許還將繼續。但是，對于后進生的教育，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參與進來，去不斷地探索。畢竟，確保每一位孩子健康成長是值得每一位教育者深深思考的命題。
長春有個“潛能生班”
后進生的教育問題聚集了很多關注的目光，探索中，同樣有學校的身影。
2002年12月4日，雖然只有7個學生，吉林省第二實驗學校潛能生班還是開始了它的第一節課。這7個學生來自初三實驗年級（學制四年）各班，他們的學習成績都排在班級的最后。
組建潛能生班的想法始于學校一次座談會上，學校經過討論認為，原來一個班的學生成績參差不齊，教學的指向性不可能以成績較差的學生為基點，學習差的學生很難得到格外關照。此前，該校在每個周末都會給這些學生補補課，但時間短，效果也不好。因此，大家想出了建立潛能生班的主意。
這個班級成立的時候課堂紀律不好，有時老師上課的時候，他們坐后門的，一看老師回頭寫字，馬上從后門溜出去；還有時，老師正講著，有的學生就把校服鋪在桌子底下躺在底下，看老師回頭去寫字，就把抽屜里的撲克拿出來，開始玩撲克。然后再研究研究上網，下節課開始逃學上網吧。
這種新的教學管理模式從誕生之日起就引來眾多爭議。其中最激烈的反對者是家長，一些人懷疑學校想讓這些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放任自流，從而提高各班的升學率。還有的家長擔心孩子到了這個班會受到歧視，心理上有較大壓力，一些家長甚至把電話打到省長辦公室，要求政府出面制止。
學校首先著力讓“差”孩子擁有平等與自信、能正確地評價自己，這點學校首先從提供師資上做起，學校從全校聘用教學經驗豐富、能力突出、責任心強的教師任課，潛能生班的每一位教師都必須是各學科的骨干。接著學校以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和集體榮譽感切入。后來，該班人數增加到28人，初中畢業時，所有學生升入高中，尤其令學校感到欣慰的是學生們的行為舉止、精神面貌變化都非常大，責任感、榮譽感都很強。
“沒有教育不好的學生，只有施教不好的教師。”該校校長認為，他們進行的是潛能生的教育探索而不是“潛能生班”的探索，“讓優秀學生自信不自負、讓潛能生自強不自卑”是他們最終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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