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芳、肖麗娜
一、2005年1月—8月期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統計分析
近年來，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逐漸增多，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通過對網上報道案件的搜索，對此類案件進行了整理。2005年1月到8月，我們從網上找到了138個案件。在這些案件中：
1、從作案人與受害人之間的親疏關系來看，未成年人的父親、親屬或其他熟人進行性侵害的有96個案件，占到案件總數的69.6%；屬于陌生人作案的有42件案件，占到案件總數的30.4%，其中：
（1）未成年人親生父親、養父、繼父或者其他家庭近親屬對未成年人進行性侵犯的共有14件，占總數的10.1%，占到熟識的人的15%。其中，親生父親強奸女兒的有5件，養父強奸養女的有2件，繼父強奸繼女的有3件；叔叔強奸侄女的有2件，外公強奸外孫女的有1件，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母親引誘孩子賣淫。
（2）被學校老師、校長性侵害的有15件，占到總數的10.9%，占到熟識的人作案的15.6%。其中，發生在小學的案件有11件，發生在中學的有4件；發生在鄉村學校、鎮學校的有12件，占到所有教師性侵害案件的80%。
（3）被鄰居或其他熟識的人性侵害的有67件，占到總數的48.6%。其中絕大部分是鄰居、同村人的性侵害，共有39件，占到熟識的人中的58.2%，其中，發生在鄉村、鎮中的鄰居和同村人的性侵害有25件，發生在城市中的有12件；其他熟識的人還包括同學及其朋友性侵犯的有10件；網友作案的有5件；父親的同事、好友作案的有2件；單身母親的同居人作案的有1件；外出打工遭老鄉性侵害的有4件；打工妹被老板的兒子強奸的有1件、被老板強奸的有1件；（表）姐逼迫表妹賣淫的有2件；工廠的同事強奸的有1件；未滿14歲幼女與“戀人”談戀愛同居的有2件。
（4）陌生人作案的性侵害案件有42件，占到總數的30.4%，一般持續時間不長。其中，采用尾隨跟蹤孩子放學或下班、威脅作案的共有13件；以外出找工作誘騙女孩出走強奸的有4件；歹徒深夜闖入農村學校或學校附近學生的租房內猥褻、強奸女學生的有4件；多名少年劫持并輪奸少女的有3件；利用迷信“驅魔”要和幼女發生性關系的有2件；借口讓女孩幫忙找人而強奸的有2件；讓他人采用欺騙、強制等手段為自己介紹處女的有2件；罪犯趁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不注意猥褻女童的有2件；假冒記者照相來進行性侵犯有1件；公安副局長強奸嫖宿幼女的有1件；醫生以檢查身體為名強奸幼女的有1件；自己想外出打工被騙而遭強奸的有1件；打工妹因工傷住院而被陌生人闖入病房強奸的有1件；強奸弱智女孩的有1件；與家人賭氣出走被強奸的有1件；旅客強奸所住的賓館服務員的1件；女童半夜被“不明”老翁抱到村邊強奸的有1件；女孩錯搭車被司機強奸的有1件；警察以檢查為名將少女帶到郊外強奸的有1件。
2、父親以及其他近親屬對女童進行性侵害的14件案件中，孩子主動報案的有8件，母親領著女兒報案的有1件，孩子的姑姑報案的有1件，受害女孩的表姐報案的1件，事發后很久鄰居發現報案的1件，還有2件比較特殊，1件是外祖父強奸外孫女之后，被孩子的父母殺死，案發之后發現的性侵害情況；另1件是被害的女孩假稱遭綁架，騙局被公安機關識破后，發現女孩長期遭受其父的強奸，想以此來拿些錢擺脫父親的控制。
3、從侵害的時間范圍來看，陌生人實施的性侵害行為一般都只是一次；而親屬、熟人和老師性侵害的持續時間都比較長，從一次作案即被發現到持續達10年的都有，尤其是親屬、老師對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時間比之其他的侵犯時間都要長，平均在3年左右。
4、從受害的人數來看，陌生人作案的，大部分是1件受害人，但陌生人針對學生作案的4件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則平均有8名；在熟人進行性侵害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不是一個，少則幾個、多則幾十個，尤其是老師對學生發生性侵害的，被害人人數都比較多，從1人到43人不等，大部分都不只是1個人，平均被害人的人數是10.8個人。
5、未成年人的父母曾試圖以調解的方式私了的有32件，占到案件總數的23.2%，大部分是涉及老師和熟人的性侵害案件，在這些案件中，由被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提出私了的有11件，由加害人或加害人的監護人提出和解私了的有21件。
6、被害人隨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這類案件有32個，占到23.2%。其中，被害人隨父母外出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10個，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居住地遭受性侵害的有16個，自己在外地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6個。
7、在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不滿18周歲）作案的有21例，占到案件總數的15.2%。從加害人的年齡來看，14歲以下作案的有2例，14歲作案的有4例，其余的15例都是14歲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歲和17歲；從受害人的年齡來看，一般都比較小，最小的只有3歲，4歲、5歲、7歲等等都有，大部分集中在12歲以下，12歲以上被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未成年人一般選擇侵害比他年齡小的幼女，這些女童往往是他們的鄰居或者同學，在案件過程中，較多的都是幾個人結伙作案。
8、在這些性侵害案例中，被害人的年齡從3歲到17歲之間，最為集中的年齡段是12-16歲之間，共有案例81件，占到案件總數的58.7%，案例中所有被害人的平均年齡是12.2歲。
9、老年人對未成年女性進行性侵害的案件有14件，其中，70歲以上的老人實施強奸的有6件；60歲——70歲之間的老人強奸的有4件；50歲左右實施強奸的有4件；其中有12件發生在農村。
10、在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之后，懷孕并生下孩子的有4件，其中有1個孩子夭折；其他3件生下的孩子都面臨著不知由誰撫養的問題。
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特點
1、熟悉的人進行的性侵害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對未成年人進行性侵害的最大危險，還是來自于未成年人周圍熟識的人。從調查的資料來看，侵害人中數量最多的是親屬和其他認識的人，共有96例，占到所有案件的69.6%。其中，未成年人的親生父親、養父、繼父或者其他家庭近親屬對未成年人進行性侵犯的有14個，老師、校長性侵害的有15個，兩者總計占到熟識的人作案的30.3%；被鄰居或其他熟識的人性侵害的有68個，其中絕大部分是鄰居、同村人的性侵害，其他還有網友，同學及同學的朋友，父母的同事、同居人，老鄉，打工者的老板等等。
這一調查結果表明，孩子面臨的性侵害的威脅中，負有保護職責的老師、家長以及孩子的其他長輩占有相當的比例。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如果從犯罪成本的角度來看，親屬長輩、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對孩子擁有廣泛管教的權利，甚至是懲罰的權利；而未成年人本身并沒有任何自立的條件，無論從物質上還是心理上，都是依賴自己的父母、老師。對他們而言，這些熟悉的人就像天空一樣在保護著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父母、其他長輩或者老師利用自己的優勢對孩子進行性侵害（在親屬實施的性侵害案件中，都利用了長輩的權威進行威脅、恐嚇；在老師的性侵害案件中，只有一個案件中沒有表明這種身份；其他案件中，老師、校長都利用職權、強調自己的權威，以使受害的孩子不敢告訴他人），孩子會陷于恐懼之中，卻不知道該如何去擺脫這種恐懼；傳統的服從式教育也讓她們習慣于順從、不反抗；而實施犯罪的成年人，卻相當有把握阻止孩子說出這些罪行。很多女童對于性侵害與家長、老師、親朋好友平時的愛撫和關照有什么本質區別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說去報案了。可以說，相對其他的性犯罪，對未成年人、尤其是對性沒有了解的兒童進行犯罪，成本可以說是很低的。
這種親密的長輩對孩子犯下的罪過，其影響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創痛。如此親密的人竟然會對他們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那從孩子的眼中來看，這個世界還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這種懷疑，以及周圍環境可能對兒童，尤其是女童的歧視的氛圍，都使得孩子的成長很有可能偏離正常的軌道。
在調查的案例中，我們發現，教師對孩子的性侵犯，大部分都是發生在鄉村學校或者鎮學校，共有12例，占到教師性侵犯案例的80%。而且，在陌生人作案的案件中，歹徒深夜闖入鄉村學校或學校附近學生的租房內猥褻、強奸女學生的也有4個案件，學校的安全存在著很大的隱患。鄉村學校由于地處偏僻、物質匱乏，孩子們對性的了解相對更少，娛樂活動也不豐富，學校管理相對而言更加松散一些。很多學校連老師的工資都無法按時發放，就更別說改善學校的環境了。人才向城市的流動，使教師的素質相對較差，有不少學校幾十年沒有變化，這也產生了性犯罪的誘因。
預防這種犯罪的發生，就要對孩子普及正確的性知識。老師和父母要讓孩子知道自己身體的發育狀況，以及身體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讓別人碰的；告訴她們不要與成年男性單獨在一起；遇到侵害時怎樣保護自己，讓孩子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常識。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被害人最為集中的年齡段是12-16歲之間，平均被害年齡是12.2歲；發生在小學的案件有11個，發生在中學的有4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正是生理上開始發生變化、性意識朦朧出現的時期，因此，對孩子的性教育最好能在這一時期進行。而且，對于未成年女性如何抗暴御辱的教育也非常重要，但目前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中幾乎是一片空白，應該加強這些內容的教育。同時，對孩子的父母普及這些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讓他們了解防止孩子遇到危險的一般預防知識，比如應當正確的教給孩子性知識和自我保護，避免將孩子單獨留在家里等；在孩子遭受性侵害之后，下意識的反應就是找父母，要讓父母明白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孩子身上，怎樣去正確的面對，鼓勵孩子說出來，保護孩子免受進一步的傷害，包括犯罪的傷害、周圍輿論的偏見以及追究犯罪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傷害。
2、打工者孩子遭受性侵害
另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是，被害人隨父母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這類性侵害案件有32個，占到了全部案件的23.2%，這個比例不容忽視。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打工，他們的子女的安全問題、教育問題都隱藏著危險。如果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家鄉往往是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長輩的年齡較大，精力不足，不能周全的照顧孩子，更別說對孩子進行教育了。這樣的案例共有16個，在一個案例中，孩子深夜被一個陌生人抱到村邊的草剁上強奸，而就在隔壁屋子睡覺的奶奶竟然什么都沒有發現！
即使跟隨父母到城市打工，孩子也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在父母身邊仍然遭到侵害的有10個案件，打工的男青年常常用零食、零錢或者玩具來引誘鄰近居住的其他打工者的孩子，對其進行性侵害。這些打工者的生活一般都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都是很常見的，沒有時間來看管孩子。而且，打工者無論是居住環境還是精神狀態都比較差，各種各樣的人都有，電視、報紙、網絡在性方面的不適當宣傳，對這些人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并且，許多男性打工者正處于青壯年時期，沒結婚的，到城市打工后常常找不到合適的對象；而結婚的卻沒有妻子在身邊，婚姻生活很不正常，這種狀況使得他們發生性侵犯的可能性較大；另一個方面，打工者的孩子的教育、安全得不到保障，打工子女學校數量上就很少，而其自身的設施和老師素質都沒有保障，有些甚至還不如家鄉的教育質量好，老師也缺乏對孩子進行性知識教育和保護的條件和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中，性侵犯的威脅無疑更大。
而有些年僅十幾歲就在城市里打工的孩子，他們出門在外，又沒有父母的照顧，一般只能依靠帶她們進城來的老鄉，或者招工的老板。但是，對她們實施性侵害的，恰恰是他們熟識的老鄉和老板。在這些案例中，有一個是12歲的女童在縣城的飯店當服務員，被隔壁飯店的打工者強奸；還有的則是被老板的兒子強奸，或者老板以不給工資為要挾而強奸。
要改變這種狀況，政府應盡可能給打工者提供一個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包括獲得報酬的權利、合理休息權、子女受教育機會等。其次，應當重視打工者的業余文化生活，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使他們的生活充實、健康、豐富，關心他們的婚姻家庭，讓打工者感受到城市給他們工作和生活所帶來的溫暖。對于童工，政府應當加大查處力度，盡可能使兒童接受教育而不是外出打工。
3、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的案件比例不小
在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作案的有21件，占到案件總數的15.2%。這些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未成年人。從加害人的年齡來看，14歲以下作案的有2例，14歲作案的有4件，其余的都是14歲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歲和17歲；從受害人的年齡來看，一般都比較小，最小的只有3歲，12歲以上遭遇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大部分集中在12歲以下。未成年人一般選擇侵害比他年齡小的幼女，這些女童往往是他們的鄰居或者同學，在案件過程中，較多的都是幾個人結伙作案。
從加害人的背景調查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的少年都有不良行為。很多都輟學在外、在校的學生也是成績很差，有的家庭不和睦或者父母離異、無人細心照顧，有的除了強奸之外，還有盜竊、搶劫等其他的違法犯罪行為。而他們無一例外的，都承認看過色情錄像帶或者上過色情網站，有的作案竟然完全是按照錄像上的或者網站上的內容來實施。在一個案件中，15歲的少年看了淫穢錄像后，照錄像的內容，先后9次強奸同村6名幼女。
可以看出，實施性侵害的少年都存在性早熟的現象，而性早熟95%以上來自環境刺激，其中語言、文化環境的影響最不容忽視。現在各種媒體對性的過度渲染，以及網絡上的各種色情網站，都使孩子容易受到不良的誘導。一旦性意識強烈的孩子形成生理上的性早熟，或者性早熟的孩子形成心理性意識時，將比一般孩子更容易發生“危險”。因此，對兒童進行正確的性教育是當前一個重要的任務。
案件中反映出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對于很早就露出端倪的兒童的不良行為，我們應該如何矯治？目前法律提到的矯正未成年人的機構就是“工讀學校”，從有關法律的規定來看，工讀學校是義務教育的特殊形式，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負有教育和矯治的責任，未成年人到工讀學校上學，應當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監護人或者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部門批準。然而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工讀學校出現了萎縮現象。由于工讀學校收費受限，一些學校就采取建工廠的方法，讓學生邊學習邊勞動，只能依靠孩子的干活才能繼續學校的正常運轉。在很多比較發達的大城市中，一個城市才有一所工讀學校，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工讀學校的萎縮，以及入學時的“家長、學校、公安三方同意”的條件，使已經沾染了不良行為的孩子，得不到應有的矯治。即使現在有的省份規定了，不允許學校開除尚在九年義務教育年限內的學生， 但由于普通學校沒有對不良行為進行特殊矯治的功能，結果往往是其他學生受到了不良少年的影響，而這些少年也沒有變好，甚至有的學校只是名義上讓他們上學，實際上卻不管不問，反而放縱了他們的不良傾向的發展。因此，加強工讀學校勢在必行，當然，應當改變現有的這種只是限制自由的管理模式，為少年的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
4、老年人對未成年女性實施的性犯罪
從調查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對未成年女性進行性侵害的案件共有14個。其中，70歲以上的老人實施強奸的有6個；60歲—70歲之間的老人強奸的有4個；50歲左右強奸的有4個；其中有12件發生在農村。在這類性侵犯案件中，犯罪人一般都是兒童的鄰居、同村人或老師（只有一個例外，女童被不知名的老翁抱到村邊強奸），往往利用兒童比較單純的心理，以給零花錢、糖果等為誘餌或以關心學習、同情家庭遭遇等為借口，或采取威脅、恐嚇等手段對兒童進行性侵害。
這種案件大部分發生在農村，這種現象和農村老人的生活狀態有很大關系。農村老人常常隨子女生活，子女不在一起的，老人就少有機會在一起；另一方面，喪偶未娶或終身未娶的老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但有的受經濟條件所限，無錢結婚或再娶；有的雖然具備經濟條件，但受著舊思想的束縛，擔心子女的反對和周圍鄰居的談論，不敢或不能再婚。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在加上小孩子往往容易控制，有的老人就對周圍的女童實施性侵害。
5、受到性侵害后未成年女性生下的孩子由誰來撫養
在138個被報道的案例中，雖然只有4件案件中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后懷孕并生下孩子，而且其中有1個夭折。但是，在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之后，這卻是一個不得不面對并予以認真考慮的問題。在這3個案件中，女孩和其生下的孩子都面臨著很大的生活困難。女孩自己就是未成年人，還需要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照顧，而生下的孩子更是需要撫育。就這3個案件的情況來看，有1個是由女孩自己來照顧（案發時女孩已滿16歲），但也是靠鄉親和好心人臨時性的捐助；其他2個案件中，均沒有提到孩子的撫養問題。我們可以想見，對于女孩的父母或親戚，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物質上，對這種被強奸后生下的孩子不會樂意的去照顧；而加害人因為受到刑事處罰，也不可能讓他承擔撫養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建議考慮對這些孩子啟用國家監護制度。
三、程序上對未成年人的救濟及問題
1、報案難
在發生了性侵害之后，如何正確的面對這種現實？哪些人可以幫助孩子？應當有什么樣的補救措施？這些都是最急迫的問題。然而，對問題的回答卻并不令人滿意。當孩子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很多父母卻選擇了隱瞞，他們認為這是很丟臉的事情。由于我國傳統的“處女”情結還很有影響，尤其是在比較閉塞的鄉村，女孩失去貞節，不論是自愿還是被迫，都是有了“缺陷”的女孩子，背后的指手劃腳使女孩和其親屬不得不承受犯罪之外的沉重壓力。一位父親就無奈的說：“女兒家出現這樣的事情，畢竟是見不得人的‘丑事’，尤其在農村，誰敢自己往外面說啊？而且，說了也白說。女兒被人糟蹋了，痛的是你自己心頭的肉！” 還有一位家長，她的女兒在學校遭到性侵害后，說：“我不敢再跟學校鬧了，問題解決不了，反倒鬧得誰都知道了，怎么辦？”在一個案件中，女孩遭到不良少年的強奸，但受害者在遭受犯罪的侵害后，還不得不忍受同學和鄰居的背后議論，無奈之下去了另一個地方讀書。在案例中可以看到，在遭遇到性侵害之后，很多女孩會變的自閉，不愿與他人交往，除了犯罪本身的影響外，社會氛圍的不寬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輿論的不公平對待，原本就使報案較難；而當加害人是親友時，告發的難度就更大了。有些人認為，孩子受到家人或熟人的奸污，雖然嚴重觸犯了“禁忌”，但不能算是犯罪，而且這種“亂倫”的事情最好是接受補償后隱瞞了事。有時，受害女孩會受到家庭成員的壓力，迫使她三緘其口，否則，女孩則會成為家里的罪人，這種案件中報案率就更低。在一個父親強奸女兒的案件中，全家人就此事召開了家庭會議，到場的家人均認為家丑不可外揚，并提議，只要父親肯當面認錯，孩子和她的母親也就原諒他了；另一個同樣的案件中，為“撈出”犯罪的爸爸，孩子的姑姑和其他家人竟然指使被害的孩子翻證，試圖把這個案子瞞下來。
如果案件中被害人不只一個，即使有些父母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其他的父母仍然堅持不報案；或者，在公安機關已經立案進行偵查的過程中，也不配合，不做筆錄；有些案件中，所有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出奇一致的保持沉默，直到侵害人因為其他罪行被逮捕后才供出強奸案件；更多的情形是，父母和侵害人私了，因為私了不成或其他原因才向公安機關報案，這種提出過私了的案件總共有32個，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熟人犯罪的案件中，而且由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提出的就有11個，這種在法律之外解決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意識可見有多強烈。
2、報案難，立案也并不容易
對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發生的時間比較長，而且受到侵害的人數比較多。從侵害的持續時間來看，親屬、熟人和老師性侵犯的持續時間都比較長，從一次作案即被發現到持續達10年的都有，其中，親屬、老師對未成年人性侵犯的時間比之其他的侵犯時間相對更長，平均在3年左右；從侵害的人數來看，被害人數多也是此類案件的特點，被害人往往不是一個，而是幾個、甚至幾十個，尤其是老師對學生實施性侵害的，往往被害人人數都比較多，從1人到43人不等，平均被害人的人數是10.8人。也就是說，在每一個案件中，平均就有10個孩子成為受害人。這個特點說明了，對這類案件的敏感度以及偵查手段方面，卻應該提高。
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以后并不就立即立案，而是在立案之前要審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實材料，能夠證明所報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公安機關才立案。但是在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中，這樣的標準卻并不適合。因為當孩子受到傷害后，她不知道要保存證據以及怎樣保存證據，也不知道哪些是證據。而有些孩子因為年齡太小，遇到性侵害這種事情，都不知道這是對她的犯罪。在一個案例中，當事后問起孩子老師是如何侵犯她的時候，她說自己當時并不知道老師在做什么，“以為在做俯臥撐”；還有的孩子對發生的事情全然不懂，當母親問孩子的內褲怎么臟了的時候，孩子只說“是一個蓋房子的叔叔小便在自己的褲子上的”。孩子就連這種行為的性質都不知道，更理解不了犯罪、權利、救濟、保存證據等等是什么意思，而且，這類案件發生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第三者在場，也就不可能讓其他人來作證，在這樣的情況下，讓孩子來提供證據顯然是不現實的，對幾歲、十幾歲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還有一點是，案件的加害人，往往都和受害人有一定聯系，老師、家長以及其他親屬，就是孩子生活范圍內最重要的人，假如發生了對孩子的侵害行為，小孩會害怕，因為父母、老師就是生活中自己能依靠的全部，如果去報案了，他們會怎么處罰自己？如果他們不在了，自己該找什么人去？基于各種考慮，即使年齡大一點的孩子也可能不敢報案。而在這種案件中，孩子的保護人出于各種考慮，也可能不報案。在調查的這些案例中，父親或近親屬長輩對女孩性侵害的（共有14個），除了一個案件中是母親領著女兒報案的以外，其他都是孩子自己（有8個），或事發后很久才了解情況的孩子的姑姑、表姐、鄰居等報的案。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孩子或者家屬、鄰居來提供基本的證據是不現實的。因此，在這類案件當中，公安機關接到報案后，就應當立即進入立案程序，依靠國家的力量來偵查案件，而不能等孩子提供證據。要加強立案程序中偵查機關的力量，從而加大對這類案件的打擊力度，這樣也就增加了對孩子性侵犯的犯罪成本，以此來減少這種犯罪。而如果按照現有的立案標準，無疑會既放縱了罪犯，又對本來已經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傷害。在調查的一個案例中，5歲女童遭到猥褻后，其家人8天才報案，公安機關稱，時間過久，導致證據無法固定，嫌疑人又始終否認有猥褻行為，因而事實無法查清，不予立案；在受害女童的父母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后，經過調查，檢察機關也認為沒有認定犯罪嫌疑的有力證據，因此維持了不予立案的決定。而被害人的父母拖延8天之久才報案，是因為侵害人是他們家的熟人，剛開始想私了，后來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才報案。
3、這類性侵犯的案件，取證很困難
這種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被害者年幼無知，自己并不知道保護證據，而這類案件往往是時隔很久才被發現，證據早已滅失；從法律規定來看，只要行為人的生殖器接觸了幼女的生殖器就構成奸淫幼女罪的既遂。但是，奸淫幼女行為一般不會有第三人在場，顯然沒有人證；多數犯罪嫌疑人又利用與女童熟悉，施加其對女童的權威，以哄騙和威脅等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這種情形下，犯罪過程中沒有暴力行為，沒有衣服被撕破或者身上的抓痕等證據；而幼女處女膜完整，沒有精液等遺留物。公安機關靠什么來認定？能只靠幼女的陳述嗎？幼女的陳述能不能作與成年被害人的陳述具有同樣的效力？《刑事訴訟法》中判斷證人能力的規定是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被害的未成年人是否能夠辨別是非，尤其是不滿14周歲的女童，能否說清楚是誰侵害自己、怎樣侵害自己？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一般辦案人員都認為，10歲以下幼童的陳述不能作為證言。在一個案例中，兩名5歲的女童告訴家長有一個中年男子摸了“尿尿的地方”，并且到晚上一直感到“有點疼”，父母當即向公安機關報案，但是警察認為，幼童證詞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醫院的診斷表明孩子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傷害，又沒有目擊證人，因而決定不予立案。但是，在這類案件中，由于案情本身的隱蔽性和遲延性，不應該如此忽視兒童的證言。《兒童權利公約》規定了兒童的參與權，這種參與權在司法程序中的體現，最重要的就是兒童的意見可以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并不排斥兒童證言，但在司法實踐中，還是存在著對兒童證言的懷疑態度，這種做法是應當改變的。
4、取證時要避免“二次傷害”
由于孩子的證詞在此類案件中很重要，取證也就不可避免。但是，在詢問孩子時，應當盡量采取有些國家普遍推行的“一次成像”的做法。也就是說，為了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再受到傷害，孩子就不應該被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連續不斷地追問受害的情形，第一次詢問過程的電視錄像就可作為證據在各個程序中加以運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證。在接受調查中，還應當由家長、教師或其他孩子熟悉的人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適和恐懼感。
這種“一次成像”或叫做“一站式”做法，是防止未成年人在訴訟中遭受“二次傷害”的有效辦法。當孩子遭遇到不幸后，心靈上已備受摧殘。如果在追究犯罪的過程中，還要忍受公安機關的反復詢問，檢察機關的反復核實和法庭的調查，就可能使孩子一次次地被迫回憶不愿回憶的過去，心理上經受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尤其當她們不得不與加害者對簿公堂的時候，由于性侵害行為發生在兩人之間，在場的惟一證人只有受害的女童自己，很可能受到加害方的反咬一口，說她撒謊，在作偽證。例如，一個案件的被告人就“拒不承認自己實施了犯罪，一口咬定阿群（受害女童）腦子不清楚，報警人天黑看錯了，所以誤認了自己。”即使父母在場，強大的精神壓力也會使女孩難以承受；要是法庭認為證據不足，被告人被無罪開釋，這對她們幼小的心靈更是一次重創。從現有的案例來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及法院在對未成年人詢問時，都采用的是筆錄方式，孩子就不得不一次次的接受詢問，應當改變現有做法。
除此之外，在辦理案件或取證的時候，還要注意保護孩子的隱私權。當這類案件發生以后，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時，不應當采取很張揚的方式，否則大張旗鼓的調查，就把被害人的隱私暴露給了周圍的人，而這種事情本來就是讓女孩子覺得很丟臉的事。周邊輿論的影響，會使這個孩子無法立足。因此，在調查犯罪時，必須時刻注意保障孩子的隱私權和名譽權。
5、對受害者的賠償
從調查的案例來看，有些案件中因為加害人不滿14周歲，無法追究刑事責任，因而被害人的監護人就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但是對于大部分案件來說，被告人都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在審理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時候，遭遇不幸的孩子雖然可以得到物質損失和身體傷害的賠償，但對于精神上的傷害卻得不到賠償。實際上，在這種案件當中，受到傷害最嚴重的恰恰是精神上的。從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刑事案件中只賠償直接的物質損害，沒有精神損害的補償。這些規定都不利于保護被害人，應當重新給予考慮。
（作者單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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