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下雨了，不然麥子收不了，發芽了，今年又要減產了。”
前一天下了一天暴雨。５月２５日，太陽出來了。鄧春霞抱著７個月大的兒子，走一步甩一下粘在腳底下的黏土。站在自家田頭，她自言自語。
鄧春霞是鄧州市龍堰鄉小河村人。小河村以村里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河而得名，河流把村莊一分為二。上游的城市污水、化肥廠、造紙廠未經處理的廢水流入小河，使小河光長水草不長魚，村民燒開的水里漂浮著一層白沫。
早上６點起床，打掃屋里、院里，做飯，洗衣服，喂雞鴨。鄧春霞開始了一天的生活。這些活，要在孩子醒來之前做完。孩子醒了，她就要開始忙了，喂奶，換尿布，洗尿布。
鄧春霞的娘家在平輿縣。１９９５年她到東莞的一家玩具廠打工，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因為打工，結婚后一直沒有要孩子，直到去
年懷孕了，鄧春霞才不得不回來。２９歲要孩子，對于在農村的她來說算很晚了。丈夫在她生孩子時回來一趟，孩子未滿月，就又去打工了，現在深圳的一家家具廠，每月有千把塊的收入。
“除了村干部，家里房子蓋的最好的，都是有人在外面打工的。”站在村頭，鄧春霞指著幾戶人家的兩層樓房說。
感覺到還沒有干多少活，太陽已經直直地掛在頭上，又該做午飯了。鄧春霞把孩子放在學步車里，開始做午飯。她搟了面條，去田里拔幾棵莧菜丟進鍋里，到婆婆家拿一個洋蔥，用兩個雞蛋炒了。
“俺就是農村人，能在城里生活一輩子？俺只想打工掙個零花錢。城里也不好，沒有錢哪里也去不了，上個廁所都要錢。一直打工，老了不能打工了怎么辦？還有城里人看不起我們打工的，想做個小買賣也不容易，城管隊的掀攤子，收這費的收那費的三天兩頭來收費。”鄧春霞邊扒著面條邊說。
院子里傳來了自行車的鈴聲，是妹妹從鄉郵政所回來了。她把頭發染成了黃色，是這個村莊不多見的女孩，即使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沒人看出她來自農村。她幫鄧春霞取回了丈夫寄來的９００元錢，是今年收麥子的錢。
“我們最大的愿望是趁著年輕，打工掙點錢，不用為下半輩子發愁，還有把孩子教育好了，不然長大了還像我們一樣去打工？”鄧春霞把錢數了三遍。
“孩子還沒滿月就走了，能不想孩他爸嗎？他也想我和孩子，離恁遠，咋辦？只能打個電話，一星期打一次，都是他打來，打到婆婆家或者鄰近的村干部家，喊我去接。等孩子周歲了，扔給婆婆，俺還要出去打工，不打工咋辦？種地累又掙不了幾個錢。”
“還是寫寫俺婆婆吧，她們那一代人，受了一輩子苦，老了還要一人帶幾個孩子，比我們更不容易。”
午后的村莊更加安靜。河上的漂浮物，讓人能夠感覺到小河在流淌著。一條黃狗趴在村口，見了陌生人也不叫。一條２００米長的土路是村中唯一的道路，被人踩出了一個個“路眼”。五六個孩子背著布袋做的書包，向村口的幼兒園跑去。四五個中老年婦女抱著孩子，在村頭的樹下閑聊。
“現在收麥子也不難，有聯合收割機，老人能幫幫手，孩子能打打下手，還有鄰居到時能幫幫忙，村里也成立了留守婦女幫扶隊。”鄧春霞抱著孩子和她們有說有笑。
她說，這是她們一天最閑的時刻。④８
鄧春霞的大家庭一共有１５口人：兩個７０歲左右、一輩子沒有成家的伯伯；５７歲的公公和５５歲的婆婆；大哥４年前得了白血病，花了幾萬沒有治好，留下了大嫂和分別為１４歲、６歲的兩個孩子；弟弟和弟媳在珠海打工，兩個孩子大的７歲，小的５歲，由公公婆婆帶著。妹妹１８歲，已在廣東黃埔打工５年。
鄧春霞的大家庭有２４畝地，每畝可收麥子４００公斤，除去種子、化肥、農藥和犁、種、收的費用，２４畝地年收入四五千元。而他們家出去打工的，每人一年能寄回家五六千元。
鄧春霞所在的小河村有３６０戶１７００人，在外打工的有５００多人，其中有１００多名留守婦女。小河村所屬的龍堰鄉總人口５．１萬，有１．７萬打工人員。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原來收麥也要趕回來的男人們，除了近距離的，如今也不回來了，約有四分之一的留守婦女承擔了家里的農活。
農業大縣的鄧州市總人口１５０萬，外出務工人員有３０萬：２０歲以下未婚的；２０歲以上結婚沒有孩子的，往往一起打工；有孩子的，則把孩子留給妻子或者老人，他們中有些成了留守婦女。當地人開玩笑說，如今俺村只剩下了３８（婦女）、６１（孩子）、９９（老人）“留守部隊”，則成了農村的現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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