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網 冀 者
浙江瑞安從2003年開始，在全市推行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實施三年來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外來借讀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遞增，現在已經超過3萬人。一些學校已經處于超負荷運轉，而前來就學的孩子仍然絡繹不絕。由于外來工流動性強，他們的子女也很難在一處安定下來。許多學校每年轉校學生達上百人，而其中90％以上不辦理任何轉校手續，給學籍管理和教學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麻煩。許多本地人也感到很不解：為什么瑞安的財政要管天南地北的孩子的上學問題（據6月5日《中國青年報》）。
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向來受到黨和國家關注，在國務院新近出臺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輸入地政府要承擔起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的責任”。但是，對這一問題有所了解的人可能會發現，國家就解決流動兒童入學難問題下發的文件決不僅這一個。早在2003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過文件，要求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制訂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做到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財政部會同發改委2004年１月５日又公布了取消、免收和降低標準的１５項全國性及中央部門涉農收費項目，其中就包括免收農村義務教育借讀費；隨后，2004年３月２６日，國家財政部再次要求今后在城市中小學就學的農民工子女，不再收取借讀費。然而，只聞中央利好政策“春雷”，卻難見地方政府優惠“喜雨”。除少數地方降低外來工子女入學門檻（如取消借讀費、增加公辦學校學位）外，絕大多數城市的流動花朵至今仍沒有享受到“陽光政策”帶來的優惠。
原因何在？我想，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除了相關配套政策不健全、財政投入無法保障、輸入地與輸出地利益難以協調等原因之外，恐怕還有一個因素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在目前農民工子女讀書難如鐵板一塊難以破解的情況下，哪個地方政府先出臺相關政策，哪里就有可能成為教育的“洼地”。他們將面臨著各地外來工的蜂擁而入，公辦教育資源人滿為患，最后還可能落得個騎虎難下的境地。浙江瑞安目前已經感受到這種壓力，其實在此之前鄭州戶籍改革急剎車、沈陽恢復“暫助證”制度，論及原因，其實也如出一轍。就筆者了解的情況而言，如果各勞動力輸入地都能夠做到自掃門前學，目前城市的教育資源解決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并不成問題。怕就怕單兵突進陷入教育“洼地”，難以自拔。這也難怪在中央極力化解外來工子女入學難題的大背景下各地仍持觀望態度。
很明顯，眼下各地都明白解決農民工子女讀書難問題的重要性，真正缺少是科學的實施方案。要破解教育的“洼地效應”，就必須全國“一盤棋”，由中央出面統籌全局，整體規劃。最好也像全面取消農業稅一樣制訂一個時間表，各地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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