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外面采訪，忽然手機響了，電話里是略顯幼嫩的女音。因周圍聲音嘈雜，我一下子沒能分辨出對方究竟是誰。當記者多年，早已經習慣打來電話的人大多是有事需要尋求幫助或解答，我當時也不太在意。
對方叫了聲“叔叔”，這時我聽清了，是阿玲。是她從廣州打來的長途電話。
很長時間，阿玲沒有打電話過來了。由于阿玲是一位獨身離家在外流浪的無依無靠的未成年小女孩，我很為她擔心，也頗感無奈。
認識阿玲同認識許多人一樣，皆因為她是采訪的對象。
大概在兩年前，有市民反映稱，一位只有13歲的少女被逼與一個28歲的男子結了婚。如此悲辛而違法亂紀的事情，聽后讓人極為震怒。我當即約定與阿玲見面。
我在海口鐘樓附近綠地上見到阿玲。滿臉幼氣的阿玲，身體卻顯得發育早熟與其實際年齡有些懸殊。
阿玲講述了她的不幸遭遇。阿玲說，她是私生子，不知道誰是自己的親生父母。5歲開始由養父撫養成人。后來養父娶了養母，生下了一個小男孩。因養父沒有工作，一家人只能靠養母在海口新華北路擺個小攤過活，日子的艱難可想而知。一年前，養父母的親生兒子剛讀小學三年級就因繳不起學費可是外公年邁多病，無法撫養阿玲。后來就有人介紹，通過暗箱操作讓阿玲與一位28歲的男人辦理了婚姻登記手續。婚后一個月，阿玲忍受不了婚姻之痛，滿懷傷心地跑回到養父母家，并向媒體反映了此事。
聽過阿玲的述說后，我們從海口市婦幼保健醫院出生檔案中證實了阿玲實際年齡不足14歲，又從為阿玲辦理婚姻登記的澄邁縣某鎮民政部門，了解到阿玲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隨后本報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阿玲的遭遇經報道后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因阿玲無處可居，報社便想方設法安排她暫時居住在報社樓下一間房屋里。經省婦聯出面，兩天后阿玲臨時被送到省救助管理站。秋季開學時，又將阿玲送到龍昆南路一所寄宿學校免費入學。但已進入社會的阿玲，早已失卻單純的童心，難以靜心在校讀書，經常逃到校門外與社會青年混在一起。后來阿玲留下一封信后，不辭而別地離開了學校。阿玲的出走讓幫助她的學校和省婦聯負責人感到頭痛和傷心，也讓我們這些記者感到無比尷尬。
阿玲離校后，我才知道到她在接受采訪中，故意隱瞞許多實情。比如她知道她的生身父母親在哪里，只是因她母親另嫁他人，父親也有家室并且吸毒，阿玲為了博得人們的同情，就謊稱不知道父母親在哪里。
阿玲離走后好長一段時間，才給我打來電話，說她跟朋友已經到了廣州打工。我在電話里對阿玲進行了訓導。阿玲說，她實在讀不下去書，知道叔叔阿姨們讓她讀書都是一番好心，但她辜負了好心的人們，希望大家能原諒她。
事已至此，我就勸阿玲想方設法找份工作，在外千萬別要與那些壞孩子廝混在一起（盡管我知道像阿玲這樣的未成年人出去干工，是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
后來，阿玲每隔一段時間打來電話向我介紹情況。有時阿玲也在電話里問起我女兒的情況，并說她真羨慕我女兒有個當記者的爸爸，有一個溫暖的家，可她卻不知家在哪里。聽著阿玲話，我于心不忍卻又愛莫能助，內心升騰起一種別樣的滋味。
阿玲不時打電話過來訴說她生活、工作近況，我從電話里感覺到阿玲那煩惱與憂愁同在，平靜與浮躁并存的心理狀態。
有一天，突然有個男子打我的手機說，阿玲生病住進了醫院，聽阿玲說我是她叔叔，他就打電話給我。因當時正忙著采訪，我讓他稍等一會兒，對方掛掉電話后，卻沒有再打過來。因電話是從公用電話打進的，事后我無法查找到打電話的人，也無從知道阿玲到底為何住進了醫院。
自那以后差不多半年時間，一直沒有接到阿玲打來的電話。我感到有些不安，卻又無從打聽到阿玲的消息，只能干著急。直到去年6、7月份，阿玲才打進電話給我，但在電話里阿玲只字沒提她前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只說她已找到工作，現在生活還過得去。我聽出，阿玲當時很開心。
又隔上很長一段時間后，阿玲打電話給我。阿玲說，她已有兩年沒有回到海口了，很想回來看看。但她擔心，海口不像廣東那樣容易找到工作。從現實生活考慮，我勸阿玲暫時先別回來，等到春節放假時再回海口來看看。阿玲心有不甘，但也表示接受。
我知道，自己對阿玲的生存狀況了解得極少，不知她現在的境況到底如何，只在心里默默地問想：“可憐的小女孩，你在他鄉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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