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14日 信息時報
一個饅頭引發血案的故事，屬于無聊之極的電影與網絡惡搞，一個饅頭引發對教育問題的思考，則源于椿樺神經過敏式的憂郁癥。
“山西晉城一位副部長為老母辦喪事，30余小學生被派前往抬花圈”（《山西晚報》6月13日）事件的出品人與導演雖然藏在幕后“謙虛”地不愿名揚天下，但如果讓他們給事件改編一個電影名，他們肯定會爭先恐后地這樣改：一個饅頭引發的送葬。因為他們試圖告訴人們的是，這30個孩子干了沒有白干，每人完成任務后都拿到了一個饅頭，而這個饅頭正是他們迫切需要的。當然，這樣的主題是電影版的，我們知道，在現實中這些孩子并不需要一個強加的饅頭，如果堅持說他們需要，那是因為孩子們走了十來里的路程，需要飽餐一頓，拿一個饅頭塞牙縫完全沒問題。由此，一個饅頭引發我產生了這樣的聯想：副部長很精明，擅于成本控制；學校一方擅于公關以及就地取材。那么學生一方呢？我想，他們在當前的教育“饅頭”下充當著一群可悲的“人質”。
古人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今人說：老師要學生捐款，學生不得不捐。不久前發生的“杭州一小學為還工程款要求學生捐款，低于50元拒收”（《現代金報》5月26日）的事件，與晉城小學生義務送葬的新聞性質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被索取的是鈔票，后者被索取的是勞動力。無論是捐款，還是義務干活，其實質早已脫離了“捐”與“義務”的本質，“捐資”、“贊助”以及“義務”等富有中國特色的詞語，其內涵與外延率先在教育界得到了擴展。溫暖的詞匯因而有了冷冰冰的強硬之氣。這與綁匪要求交納贖金的味道如出一轍：要想讓孩子安心讀書，你就得乖乖“捐款”和干活，否則孩子就會被校方“槍斃”出局。關于人質的概念，人們都清楚無誤。如果拿一則事件來進行補充說明，大概可加深這方面的認識：“一中學生上書中南海反映問題遭當地教育部門報復，借讀費不降反增6000元”（《濟南日報》5月24日），這個事件是否讓你想到了某部外國電影？講的是被綁架的小女孩家人因繳納贖金前報了警，綁匪察覺后將贖金翻了10倍。
“廣州2006年幼兒園報名結束，為入公辦名園家長勒緊褲帶斗‘富’”（《信息時報》6月13日）。這一現象表明，教育界的“人質危機”事實上從幼兒園就已經開始了。自從贊助費被定性為亂收費，它馬上換了個名堂卷土重來：“捐資助學費”粉墨登場。冰冷的“捐資”在廣州被拍賣式地哄抬到8萬元。接受“捐款”者數鈔票數到手發軟，那些贖到學位與被提前“槍斃”的孩子家長則腰膝酸軟。這一切，就是中國教育當前存在的一個事實：孩子前仆后繼充當“人質”，家長勒緊褲腰不斷繳納贖金。
“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說，不能按市場經濟辦教育”（中新網6月13），反對教育產業化，反應中國教育負擔過重，是這位前副部長的口頭禪。在我看來，這位副部長不過是事后英雄罷了。他退位后說多少令人感到過癮的話，都不能掩蓋當前教育界令人心酸的事實。包括張保慶在內的人們如此懼怕教育產業化，顯然是擔心教育負擔不堪重負。但是顯然，張保慶們忽視了這樣一個概念：將收費的市場化混同于教育的市場化。事實已經證明，我們阻止教育市場化的結果是收費越來越高，稀缺的公辦教育資源成了少數人牟利的工具。與此相對應的是，民間資本辦校基本可算是困境中求生，人們削尖了腦袋也要往公辦學校擠，民校即使是降低收費照樣是門可羅雀。怪誰呢？當民校的畢業生找工作頻頻受挫，當眾多的民辦高校連發畢業證的資格都受限，是民校的責任還是政府的責任？
中國的教育問題已是積重難返，事實證明，教育界一場接一場的改革都同醫療改革一樣，通通宣告失敗。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倒是希望中國（至少是在城市）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育市場化：沒有公辦與民辦之分，沒有區一級、市一級、省一級之類的重點與非重點之分，外來人口可以和本地人口一樣隨意選擇學校，學校的品牌形象完全依靠自身的服務質量而非政府的投入來獲取。當學校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那么孩子們才有機會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才不會總是充當“人質”，才不會出現強制性的“捐款”、“贊助”以及“義務”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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