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的確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它從“軟飯”的角度把歐洲的文明片段還原到了“私生活”的層次，讓人們能夠從“食色”出發去感悟文明深處的奧妙。從文化比較的“學問”來看，歐洲的“軟飯”傳統至少能夠證明西方女性在情愛生活方面所擁有的某種自由度。譬如華隆夫人，在與18歲的盧梭認識時，她是一位28歲的寡婦。年輕的盧梭愛上她并不奇怪，夫人成熟的美麗讓盧梭曾經做出過種種戀愛的傻事：吻她睡過的床，匍匐在她走過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這一切都不過是平常的愛情反應。真正讓我們稱奇的是華隆夫人。夫人經過思考，竟決定用自己的身體為盧梭的情欲導航，她把這一次纏綿變成了一堂性教育課。華隆夫人這種行為的背后自然存在著一套不同于我們傳統“女兒經”的道德。
還有那位梅克夫人，同樣是一位寡婦，死去的丈夫為她留下了可觀的遺產，得以讓她資助音樂事業。梅克夫人與柴科夫斯基交往了13年，書信往來多達1100多封，每年給柴科夫斯基寄匯6000盧布的金額。但是，梅克夫人與柴大師是屬于“神交”那種類型的，夫人只是把自己對大師的愛情局限在書信表達中，極力規避與柴科夫斯基面對面的相會。這當然是一種與華隆夫人完全不同的情愛表現形式。認真追究起來，盧梭、柴科夫斯基與華隆、梅克兩位夫人的關系很難說是“吃軟飯”的關系。從修辭角度考慮，如果保留“軟飯”這個有趣的概念，那他們的關系毋寧說是“軟飯時代”的愛情。像華隆、梅克夫人行為中所體現出的情愛傾向，在中國傳統女性的愛情歷史實踐中是很難找到對應物的。我們“愛情游戲軟件”的編程規定了女主人公的如下行為模式：在后花園私訂終身——這已經是足夠離經叛道的了——這種行為背后的自主意識一直是被我們所肯定的，但這種自主意識的表現形式卻是過于狹窄了。在中國歷史上，“軟飯”是無處可吃的，這與女性的地位和活動空間度有關。像杜十娘這種女性，靠賣笑積攢錢財，一旦贖身倒有可能比一般女性擁有更多的自由，她與窮書生的關系多少具有了“愛情加資助”的新鮮含義，但是最后的結局是自己連同可供書生吃的“軟飯”一起沉入了江底。
西方文人中真正想吃“軟飯”的代表人物是巴爾扎克。22歲時，巴爾扎克在給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寫到：“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額財產的富孀。”大文豪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巴爾扎克“漏勺”似的生活方式讓他時刻處于債務壓力下，尋找到一位富孀的確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他生活的窘境。擁有幾千個農奴和廣闊土地的俄國貴婦韓斯基夫人成了他追逐的目標。這場追逐斷斷續續歷時17年之久，但最后的結局不能算是完滿，盡管舉行了婚禮，可5個月后巴爾扎克就因為腦溢血離開了人世。還應該提及的一個人物是美國作家愛倫坡。愛倫坡的財政狀況與巴爾扎克相仿，因此愛倫坡也想走“金錢婚姻”的捷徑。他有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夫人的名字是在他追逐計劃之內的。不過，愛倫坡的結局比巴爾扎克要凄慘得多，因為精明的貴婦們沒有打算給他飯吃。愛倫坡最終是潦倒而死。從巴爾扎克與愛倫坡的命運來看，他們的文學成就中倒是找不到貴婦“提款機”的貢獻。
華隆夫人和梅克夫人畢竟是少數，但她們的行為卻構成了西方愛情現象學意義上的經典，從她們身上能夠觀察到女性情愛生活的豐富內涵。實際上，她們的情愛心理對我們而言仍然具有某種不可理解的地方。同樣不好理解的還有德國音樂家勃拉姆斯的愛情。與華隆夫人和梅克夫人相映成趣，勃拉姆斯代表的是一種男性情愛模式。勃拉姆斯終身未娶，因為在他20歲的時候，他與舒曼的妻子克拉克相識，從此就愛上了這位比他大14歲的女人。舒曼逝世后，勃拉姆斯陪伴在克拉克身邊，幫助她照料7個孩子。勃拉姆斯一直把對克拉克的愛情埋藏在心底，從未向她吐露過心跡。克拉克離開人世后，勃拉姆斯在她的墓前用一支小提琴曲抒發了自己隱忍的感情。面對勃拉姆斯，即使我們把中國男性情感的全部歷史經驗翻它個底朝天，我們也找尋不到解釋的線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情感經歷。有知識的人用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來作解釋，但柏拉圖式的愛情到底為何物呢？這恐怕會成為我們情感體驗中永恒的空白。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