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所有人群中，這場地震對孤兒的影響最大，雖然沒有受到身體的傷害，但他們的內心被永遠地改變了。
唐山地震，242419人喪生（包括天津等受災區），留下了4204個孤兒。這是一個孤兒找”家”的故事，也是一群孤兒的故事———這場地震如何改變了他們的內心，而他們又是如何重建內心，以擺脫地震所帶來的永久孤獨。
□本報記者 吳珊 唐山報道
現在，李寶霞已經很少在夢里夢見父母了。“還是在孤兒院的時候，常夢見。醒來，就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段時候，李寶霞腦海里總會看見母親那張臉，蠟黃的。然后是父親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還是小姑娘的寶霞離他們很近，能看到他們沒有呼吸。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李寶霞成為孤兒，被送往邢臺育紅院。
那年她11歲，照片上的她在孤兒院里做操，伸著手，努力做出一個標準的姿勢。拍攝者是唐山市展覽館的攝影師常青。他一直在用鏡頭追蹤這些孤兒的成長歷程。
“孤兒是一個永恒的身份。”和孤兒接觸了6年的常青發現，他們孤獨、任性、要強，有時甚至表現出極端的粗暴和自閉，這都是和心中對“家”的永久缺失有關。
在人生的每一階段，李寶霞嘗試著一切努力，希望建立起記憶中的那個“家”。但對她來說，曾經的那個“家”始終是個影子，它變得愈來愈淡。最后只留下，缺失后的悵然。
何處是家
“那是因為她身后沒有家的支撐。”常青很能理解李寶霞的孤獨感。“那就是前后左右空無一片的感覺。”
1976年9月6日，地震過去40天，李寶霞終于哭了。那是在她和弟弟登上開往邢臺列車的那一剎那。
之前這個11歲的小姑娘一直沒哭。即使當初她被埋在廢墟里也是一聲不響的。直到有人喊她名字，她才呼救。
“可能到了要走的時候，才感覺到沒有家了吧。”和李寶霞同車的共有247個孤兒，他們都是去往邢臺育紅院。車廂里，哭聲一片。
在育紅院里，哭的念頭很快就沒了。那里從四季的衣服、衛生紙、毛巾，到學習用的鉛筆、橡皮、小刀等都統一配發。白天有老師上課，晚上有阿姨講故事，生活比當時多數的孩子還要好。
“但奇怪的是，對邢臺并沒有留戀。”1981年，初中畢業的李寶霞將被送回唐山，雖然她舍不得老師，但想到回去還是感到高興。“唐山畢竟是我的家。”
回家的興奮平靜之后，李寶霞才發現，自己已經很難找到家了。她在唐山有個哥哥，已經31歲了，震前就已結婚。
李寶霞和她哥哥的感情比較淡遠。但回來后，她只得擠在了哥哥的家。
在哥哥的提醒下，李寶霞去了街道，討回屬于自己的震后復建房。那套空蕩蕩的一居室，就在哥哥家的樓下。李寶霞沒有搬進去，直到第二年，弟弟從邢臺回到了唐山，姐弟倆才住進了那間冰冷的屋子。
三人都在冶金礦山機械廠的一個車間上班。那時李寶霞還不會騎自行車，哥哥和弟弟每天一起騎車上下班，她則要自己轉三趟公交車去，有時還要上三班倒，總不能跟兄弟倆一起吃飯，“所以也沒感覺我們仨那樣生活像個家”。
一開始工作，李寶霞發現曾經所依賴的集體生活沒有了。她是車間里最小的工人，1個月18元，什么都要自己面對。多大？李寶霞開始覺得累。
“那是因為她身后沒有家的支撐。”常青很能理解李寶霞的孤獨感。他是個抗戰時期的孤兒，“那就是前后左右空無一片的感覺。”
孤兒的早婚
常青說，很多孤兒結婚得早，離婚得也早。結婚是出于對情感的需要；離婚則是對自身情感的過分任性。
常青在和孤兒的接觸過程中，發現孤兒中有早婚的現象。他們一般在20歲就結婚。
“那些孩子特別怕孤獨。總希望早點有份愛、有個家。”
李寶霞談戀愛是在19歲。經廠里的人介紹，她認識了比她大3歲的田福利。他是糧食局車隊的司機。
對男人，李寶霞，沒有過多的要求，“只要人好，能對我家人好。我就會嫁給他。”田福利是個老實人。他對李寶霞姐弟也很好。
“弟弟想要一個收音機。老田就花了150元給他買了一個。”那是1984年，100多元是個大數目，每月工資都只有幾十元。所以第二年，老田向李寶霞提訂婚的事的時候，她沒怎么猶豫就答應了。
那年李寶霞才20歲。“我們的同學中，大多都是21歲左右結婚的，現在有的已經當姥姥了。”李寶霞說，“我們的想法都是，提前有個家，也好有點依靠。”
與之相伴的一個現象是，唐山孤兒中早戀的也很多。學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項研究中，1000多名孤兒中，早戀孤兒占42.1%，而早婚者占已婚孤兒中的24.4%.結婚之后李寶霞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父母家。當孩子田甜出生后，李寶霞就從公婆家搬出來住進了老田在糧食局分的房子，一個3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正式開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常青說，很多孤兒結婚得早，離婚得也早。結婚是出于對情感的需要；離婚則是對自身情感的過分任性。
李寶霞周圍也有些孤兒結婚沒多長時間就離婚了。她們對她說，其實自由的生活也挺好。李寶霞想想也對。田福利要求她，每天出行都要事先打聲招呼。李寶霞暗暗覺得有些煩。
田福利的脾氣有時不好。
有時為了些小事，他會朝她吼。時間長了，李寶霞一點點明白，夫妻間的感情永遠無法替代曾經的那個家的“愛”。
爛在床下的橘子
“媽媽總跟我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媽媽沒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
李寶霞原本以為，成家后，有了愛，又多了長輩的關心，會使得心中那個關于家的記憶會更清晰些。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一樣。
懷孕時，李寶霞行動不便，還要去托兒所接公婆家的孩子，或者要輔導他們功課；餓了，沒人幫她做碗飯吃。她很自然地想到，“或許是因為我沒有父母，無依無靠的關系吧。”
有一次，李寶霞在公公婆婆的床底下發現一箱已經爛掉的橘子，她難過了很久。
她知道他們把單位發的橘子藏在床底下，為的是不給她看到。李寶霞就想起自己的父母，如果他們還在世，自己不會背負這么多的委屈。
李寶霞生的是個女兒，她覺得，公公婆婆重男輕女。田甜6周歲時，李寶霞想讓她早點讀小學。但她中午無法照顧孩子吃飯，下午又不能及時來接田甜，便又向已經退休的公公婆婆提出了照管的請求。公公婆婆沒答應。
李寶霞從此之后對公婆再也不稱爸媽了。她決定自己來解決。每天6：30，李寶霞起床，做好中午飯，放在暖氣上。中午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她用半小時花費在從單位到家的路上。回到家后，用10分鐘和女兒吃完飯，然后再睡一刻鐘，并提醒田甜到時叫醒她。下午5：30下班之后，6：00到家做飯，吃完飯差不多都8：00了，李寶霞就上床睡覺了。
“媽媽總跟我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媽媽沒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田甜說。
李寶霞說，孤兒都是這樣的，有了困難也從來不向同學、老師求助，自己很好強，不愿意求人。“我們的同學中80%的人都是這樣。”
下崗之后
“我們都是沒有任何救濟，也沒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說讓下崗就下崗。”
1999年，李寶霞在一次下樓時意外摔斷了尾椎骨，很長時間只能臥病在床。
2001年，還在家休養的李寶霞突然接到單位打來的電話，說單位改制中要精簡人員。李寶霞知道自己下崗了，同一車間的另一個石家莊育紅學校回來的同事也下崗了。
“一開始知道這個消息，確實有些接受不了。”李寶霞心里有點不平衡，“我們都是沒有任何救濟，也沒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說讓下崗就下崗。”
李寶霞剛從育紅院回到唐山的時候，廠里很照顧她，想進哪個車間就進哪個車間。
但是，新領導對孤兒沒有那種感情，李寶霞在和領導溝通的時候，他們答復她說，你們和其他人已經沒有區別了，因為你們已經滿18歲了，是成年人了，不再是孤兒了。
那半年多，她心情都很不好，不敢見人，別人問起“怎么沒去上班呀”，也不想提“下崗”兩個字。她更不想跟同學傾訴這些事，覺得很沒面子，就整天一個人在家看電視、織毛活。
那時田甜正上初中，正需要用錢。李寶霞沒有跟她說下崗的事，只說是單位放假。那段時間她的脾氣變得很壞，老是大發脾氣，或者就是默不作聲，整個人顯得很抑郁。田甜開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媽媽，只知道她開始經常生病，生病的時候她就給媽媽做飯做菜照顧她，因為也沒什么人來看她。
而此時，田福利的所在單位糧食局也解散。他也下崗了。他在外和人跑運輸時，又出了車禍。住院動手術又是一筆3萬元的開銷。李寶霞一時借不到錢，只好把房子賣了，賣了9萬塊。
當時夫妻倆想的是過幾年再把房子買回來，結果后來房價漲得很厲害，“現在要把這個房子買回來已經要18萬了，翻了一番，我們已經沒這個經濟能力了”。現在，李寶霞一家三口為這個原先屬于自己的房子，每月還要花上600元的租金。
另一種希望
“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為她可以自立，她能夠養活自己”。
對女兒田甜，李寶霞寄托了另一種希望。她愛她，想給她更多的母愛，以補償自己所缺失的母愛。另一方面，她有極強烈的要求，希望女兒能獨立，成才。獨立是李寶霞的生存環境所授予她的。
田甜在一年級時就挨了母親的打。那次上半學期的期終考試，田甜一門98，一門94，考了全班倒數第8.“我希望她像我一樣，能自己要強一點，別讓別人看不起。”
李寶霞揍了孩子之后，自己也哭。她一般都打屁股、手心這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得狠，田甜每次挨完打都要帶個小墊子到學校去鋪在座位上，同學看到就笑話她。
在田甜眼里，媽媽是那樣的特別，“打的時候真打，愛的時候真愛，不像別的家長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溺愛。媽媽是個性情中人，總是用別的事來感動你，而不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田甜從小就像媽媽一樣自立。中考選學校，是她自己；決定考高中還是職高，是她自己；選什么學校，也是她自己。“我是有意識地培養她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自己選擇自己要走的路。”李寶霞說。田甜后來選擇了讀職高，沒有考大學，她不想給家里帶來太大經濟負擔。
初中的暑假，田甜就開始出去打零工了。“都是自己把工作找好了才告訴我們，賣食品啊女孩子用的發卡啊什么的，我都很支持她。”李寶霞覺得女兒的性格很像她，她相信女兒未來會過得不錯，“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為她可以自立，她能夠養活自己”。
李寶霞曾經跟女兒說過等她老了把她送到養老院去，和她那些同學在一起，她不想成為女兒的累贅。田甜說她決不會讓媽媽離開她的。“媽媽害怕孤單。”
田甜曾很自豪地對她媽媽說，她上班以后，就會成為媽媽的希望。李寶霞心中雖然高興，但她說，“孩子不是孤兒，是無法體會我們的內心的。她是不會知道我們內心的真正需求。”田甜只能成為她母親的另一種希望。
從孤兒院到養老院
李寶霞的同學中有個護士，說等老了后她要開養老院，到時那些同學還住在一起，和小時候一樣。
“過去我們都是自己過，現在我們也可以自己過。”
每次和丈夫碰到些口角的時候，李寶霞就會這樣想，在幾個同學的定期聚會上，她發現這些好姐妹也都是這樣想的。他們似乎都想回到20多年前那自由的集體生活中去。“不過我肯定會帶著我的女兒，她對我很重要。”
對于養老，她是不擔心的，因為冶金礦山機械廠有她的養老金，李寶霞現在每個月在機械廠只能開100多塊錢，在外面打零工可以賺六七百，加起來也就是七八百塊錢。這對她來說也足夠了。
李寶霞的同學中有個護士，說等老了后她要開養老院，到時那些同學還住在一起，和小時候一樣。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李寶霞發現自己想尋求的那種家庭的記憶是遙不可及的了。所以，想到同學的建議，她有些心動。
30年來，每年的春節、清明節、陽歷七月二十八日和陰歷十月一日（送寒衣日），李寶霞都會給父母、大姐燒紙，從不間斷。“每年的這四個日子，也就是我最想念父母的日子。”盡管地震之后沒有留下一張父母的照片，但是李寶霞一直清晰地記得他們的樣子。
每次燒紙，田甜都會陪媽媽一起去。媽媽反復對她說，姥姥從小就是個性格很烈的人，而姥爺則老實本分。
她們一般是晚上10點到樓下的路口去燒紙。李寶霞只哭過一次，田甜說媽媽哭的時候是默默流淚，叮囑姥姥、姥爺在那邊要過得好一點。燒完紙，李寶霞默默地領著孩子，又回到了現實的生活中。
■自述
30年后，他們改口管我叫“媽”
那一天，孩子們進大門的時候食堂的飯菜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孩子們沒一個吃的，哭著叫著要回家找媽媽，那看著叫一個心酸。
孩子們有的頭砸傷了，有的胃膜砸傷了，還有出疹子發高燒的，還有急性肝炎的，狀況都很不好。那時我心疼這些孩子，大白班結束了也不回家，晚上陪他們說話。有時一星期都難得回家一次。我的孩子有意見了，小兒子帶著妹妹來找我了，說我怎么不管他們了。我對兒子說，你在家照顧妹妹照顧一個，媽媽在學校要照顧這么多人。孩子后來就沒再來找過我。
1981年孩子們要回唐山的時候，班上的張淑娟不愿意回去，非說要給我做閨女。后來被我勸了回去。他們走后我就把1978年我們班的集體照放大了，弄個鏡框掛在家里的墻上，想他們了就看一眼。
我今年66歲了，腿腳有點不方便了。今年想這些孩子也想得特別厲害。我就叫老二跟他們聯系聯系，想叫孩子領著我去唐山看看他們。老二跟張淑娟聯系上了，張淑娟說要找時間來看我，我說你上班忙，別請假，我找時間來看看你們。
因為陳秀敏離張淑娟家很近，陳也知道了我的電話。她一打電話過來就叫我“媽”。她說“媽，我特別想您，去邢臺找過您三回了都沒見到您，……”然后就哭得說不下去了。
他們來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沒睡著，一到早上，就讓我兒子開著車帶著相機去邢臺賓館了。他們中好多我都不認識了，但是我們班那幾個都認得我，一下子都沖上來把我抱住了，大家哭成一片。這些孩子在學校的時候都叫我“阿姨”，現在全改口叫“媽”了，女孩子叫“媽”，男孩子叫“老媽”。兒子帶去了一卷膠卷，不夠拍，后來拍了兩卷半。
自述人：邢臺育紅院保育員 于先梅 整理：本報記者吳珊
■調查
孤兒焦慮感遠高于其他人群
1994年，開灤精神衛生中心神經癥病區主任于振劍，在臨床工作中不時發現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遺留的心理疾病患者，于是，1995-1996年，他和十幾個伙伴開始了“唐山地震對人類身心健康遠期影響”為主題的系列研究。此前，國內的相關研究還是空白。
抽樣調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喪偶再婚重組家庭的成員、地震后留下的孤兒，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調查中發現，這些人群在心理創傷后的應激障礙、一些神經癥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顯高于正常人群。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這種恐懼、擔心，也有出現神經衰弱的癥狀或者神經癥的癥狀。”于振劍說。
針對地震孤兒群體的心理狀況，研究者還請來了57例唐山礦的地震孤兒，請他們填寫調查問卷。于振劍回憶，回顧性研究讓有些調查對象當場情緒失控，淚流滿面。
研究人員艱難地勸慰之后，他們才答完了問卷。經過對焦慮、強迫、恐懼、抑郁、敵對、軀體癥等90項癥狀自評量表的統計，發現這一群體的焦慮、抑郁指數高于正常人群，和親人傷害率正相關，和社會支持程度負相關。
其中，女性的心理狀況不如男性。這些負面的情緒反應包括，情緒穩定性差，創傷后應激障礙，重大創傷后的緊張、恐懼，對災難情景的回避和控制不住的闖入式回憶，悲傷、憂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閉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們的社會自信心。”
于振劍接診過一些地震孤兒咨詢者。“因為成長環境的不同，他們在戀愛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緒，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膽小怕事，女性則顯得很柔弱。”
于振劍接診過的一個地震孤兒，是個女性，喜歡上了一個大她20多歲的已婚男士，后來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情緒。“她的戀父情結很嚴重，和同齡人相比心理發育有些滯后。”針對這些心理特征，于振劍對她進行行為角色的調整，讓她在心理上變成真正的成年人。
本報記者 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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