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拿的是安徽省一個14歲女孩寫給父母的信，我給大家讀一段：我好想再回到父母的身邊，我對不起爸爸，對不起媽媽。這個女孩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個片段：
記者：大姐，你的意思是說,不想跟我們再見面了,是嗎?
女人：不要再見面了你趕快走吧不要影響我。
記者：你能不能再考慮一下呢？
女人：不要考慮了。
屋里的人正是孩子的母親，她始終不愿意開門，也不愿意接受采訪，她為什么會這樣呢？
2005年4月11日深夜，出租車司機胡家友和往常一樣，開車路過一段馬路，突然，他看見一個人拼命的向他的車跑來，車還沒停穩，那個人就拉開車門沖進了車里。
出租車司機胡家友：神情非常慌張的，上來就急急忙忙的，快快。
胡師傅這才看清，沖進車里的是個女孩，頭發十分凌亂，年齡大約18、9歲。
出租車司機胡家友：她上來就哭嘛，我說你哭什么呢？她說我被人家強暴了。我說被人家強暴你不報案。她說他們人多，不讓我報案。
胡師傅一聽，急忙問女孩是誰傷害了她？在什么地方？但是女孩只是哭著說回家，胡師傅拿不準這事是真是假，可他覺得事情非同小可，于是一邊開車，一邊趕緊用手機向警方報警。
強奸案案發現場
民警黃道春：我們將這個受害人，小女孩帶著我們一起到了那個小旅社，指認那個現場，然后我們就到現場去，就是前面這個旅社。
民警黃道春：這就是301室，這個床是空的，這個床是三個人，睡一頭，都睡著了，睡著了。
房間里有三個人在睡覺，民警們一愣，趕緊把三個睡著的人叫了起來，仔細一看，是三個男孩，年齡最大的不到20歲，最小的16歲。女孩當場指認，其中兩個年齡小的，就是傷害她的人，年齡最大的，是事情發生后才過來的，但是那兩個被指認少年的回答，讓民警們吃驚不小。
民警黃道春：他們開始說沒干什么，我說你再想一下，我說你再想一下。他說帶個女孩子過來沒做什么事兒。就這么說，這么簡單。
兩個少年承認事情是他們做的，但是少年說話時茫然的眼神和一臉的稚氣，讓辦案多年的民警也很詫異，一個涉嫌強奸的重大刑事案，在兩個少年的嘴里竟然是如此簡單、如此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而且事情發生后，這兩人居然還在案發現場蒙頭大睡，那么，少年為什么會如此膽大妄為呢？隨著調查的展開，更讓人意外的事情還在后面。
兩個少年向警方供述，他們對女孩進行侵犯，是有人指使的。
民警黃道春：還有另外一個女孩，還有一個女孩。
這件案件的背后竟然與一個女孩有關聯，在接下來的傳訊中其中一個少年說，十天前，他們還和其他一些人也在這個旅館，做了另外一起性質更加惡劣的性侵犯案，背后指使的人同樣是那個女孩。
民警黃道春：是一個叫“玲玲”的女孩，在她男朋友奶奶家。
幾個少年供訴的是事實嗎？是不是真有一個女孩在背后指使？這個叫玲玲的女孩，又為什么這樣做？警方找到了玲玲。
民警黃道春：凌晨5點鐘的樣子，這樣我們在睡夢中把她抓回來的，她反應就是說，感覺自己沒什么事兒，感覺這沒什么，我沒做什么事。
隨后，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也紛紛落網。
案子很快被查明，兩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正是這個叫玲玲的女孩，她只有14歲，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中年齡最大的不過20來歲，更讓人吃驚的是，兩個案子的起因都非常簡單，據玲玲供訴，一個是因為懷疑受害的女孩偷了她的錢，另一個僅僅是因為覺得受害女孩不順眼。那么，一個14歲的女孩怎么會參與強奸案？她的同伙為什么要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呢？
玲玲一伙人雖然各自的家庭和成長經歷不同，但是，他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都有共同特點：要么不管，要么過分溺愛,要不就簡單粗暴地打一頓。
記者：你爸爸做什么工作的呢？
少年徐某：開車。
記者：你多長時間能見他一次？
徐某：一個月見幾次。
記者：回來以后你爸爸都跟你怎么說話的？
徐某：叫我聽話，不要在外面亂玩兒。
記者：那你媽媽呢？
徐某：媽媽天天都叫我不要在外面亂玩。
而對于14歲的玲玲來講，她的家庭比其他孩子更加特殊。
玲玲：5歲的時候，我爸我媽就離婚了。然后我爸又娶了一個老婆，就是我的繼母。然后我媽媽在我10歲的時候吧，又結了婚，各自都成立了一個新家庭。
少年犯玲玲
不久，玲玲的父母又各自有了一個兒子。雖然玲玲一直跟著父親生活，可是，父親是生意人，經常不在家，大多數時間，玲玲和繼母單獨相處。
玲玲：但是我繼母對我不好，記得我10歲那一年，把我打得臉也打腫了，把我腿上面的一根筋打出血了，走路一拐一拐的。
受了委屈的玲玲也曾經跑到母親那里，但是母親既要做生意，又要照顧兒子，也管不了那么多。這以后，玲玲的學習成績逐漸下滑，經常逃學，他父親給她轉了好幾個學校。
初中班主任蘇宏成：上課她就喜歡睡覺，不肯聽課，我到她家訪了幾次，而且我也把她帶到我家去，教育她。特別是我們校長，把她叫到校長室去，坐在一起面對面跟她談，所以她有所改變。
可是玲玲的表現時好時壞，不久，玲玲在和高年級男生的接觸中，逐漸學會了抽煙、喝酒、打牌，并結交了一些社會上的朋友。
初中班主任蘇宏成：所有的老師，包括同學們，我們為她也專門開了一次會，不過遺憾的是她父母親沒來。
蘇老師說，玲玲的父親平時很難找到，如果想見到玲玲的父親，只有碰運氣了，一路打聽，記者來到了玲玲父親家。
記者：有人嗎？樓上有人嗎？請問你是玲玲的父親嗎？
父親：對。
記者：就你一個人在家嗎？
父親：我就今天在家，我不經常在家。她不聽話，作為我們，我們也沒辦法，該我盡的，我們做了。該盡到的，該辦到的事情，我們都盡力了。這種事情小孩不聽話，你也沒辦法。
記者：那您不在家，這個孩子誰來照顧呢？
父親：孩子有家屬在家。
玲玲父親說的家屬，就是玲玲的繼母。那么，玲玲的繼母怎么看呢？
繼母：一直確實是管不了她，她野蠻，看著怪害怕的。我原來跟她講過，我講你遲早會吃這個虧的。
記者：她犯了這個事兒和你們有沒有關系呢？
繼母：跟我們沒有關系，她一直這樣。問我們也問心無愧，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是因為我走掉的。她原來不是在她媽那邊嗎。
記者費了不少周折，總算找到了玲玲母親家，在玲玲母親家門口，記者用電話和玲玲母親聯系，但是她不愿意接受采訪。
玲玲母親：不要再見面了，你趕快走吧，不要影響我。
人們常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從玲玲和這伙孩子的情況來看，他們和父母都很少能夠見上面，更不用說溝通、交流了。雖然他們衣食無憂，但是家庭教育嚴重缺失，在家里他們感受不到溫暖，甚至被虐待，而這樣的后果，促使他們產生更加強烈的逆反心理，這樣的孩子，學校想管也很難管住，玲玲在初中一年級讀了一個學期后，就再也沒有上學了。
遭受家庭暴力的玲玲
玲玲：我好害怕，里面的音樂，還有里面好多人，還有好多小孩都抽煙什么的，好害怕。然后他們就說沒關系的，才來第一次當然也是了，我剛來的時候不也是嘛，慢慢就習慣了。然后我就覺得挺好玩兒的。
玲玲：一接觸網吧，就會自然而然的接觸外面的一些人。一旦接觸到了外面的一些人，喊你一起去玩兒，你要是不玩兒的話又不好，喊你一起做壞事兒的時候，你不做的話，別人又說你不夠意思。
迷戀在網吧里的玲玲，也就在這個時候認識了和她同樣輟學的一幫少男少女。
玲玲：好多的狐朋狗友在一起，跳舞、喝酒、抽煙這樣的，都是一些年輕的朋友們。
記者：你爸媽對這些事情他們都不知道嗎？
玲玲：不知道。我就騙我媽媽，我說我們下午補課，然后他們也從來不關心我，就算我不回去也沒什么。
玲玲說，她開始說謊的時候，也怕父母發現，可是一看父母也沒怎么樣，于是她就大著膽子天天出入網吧、娛樂場所，當玲玲母親發現女兒的異常行為時，玲玲的心里已經發生了變化。
玲玲：我最后的時候，我告訴我媽媽了。
記者：你媽媽怎么跟你說的？
玲玲：她就說不能學壞，如果一學壞的話以后怎么辦，就對我說這些，教育我。
記者：你聽沒聽進去呢？
玲玲：聽不進去，我覺得都是老掉牙的話了，沒意思。
此時的玲玲是迷茫的，一方面她被網吧、娛樂場所的各種誘惑、刺激所吸引，另一方面她需要的是有人像朋友似的和她溝通、交流，從正面引導她，但是家長敷衍的說教方式，讓她產生了反感、排斥，她得不到最需要的幫助，在失望中她又回到了成人世界。應當說，如果此時有人、或者什么組織、再拉她一把，對玲玲來說，也許還有希望。然而，玲玲等來的不是幫助、挽救，而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不幸。
整天泡在網吧、娛樂場所里的鈴玲，結交的朋友越來越多，而這個時候，危險也正在悄悄地向她逼近。2004年，她和一個女孩因為一件小事鬧別扭，但沒想到，那個女孩用最殘忍的手段對她進行了報復。
玲玲：然后她好生氣，然后就叫男孩強奸我了。
記者：那個時候你多大歲數？
玲玲：13歲
記者：發生事情以后，有沒有把這個事情告訴你的父母或者你周圍的什么人？
玲玲：我當時只是跟我媽說我被人打了，沒說這事兒。是我媽帶我去報的警，最后還是那兩個人，那兩個人告訴辦案單位，然后辦案單位再問我的，我才說的。
記者：你為什么不告訴你母親呢？
玲玲：我害怕。
記者：怕什么？
玲玲：怕以后不好做人。
13歲的玲玲遭受了她有生以來最大的傷害，她幾乎陷入絕望，曾經想到過自殺。此時，家庭成了她惟一的寄托和希望。
記者：有沒有在心理上給她做一個溝通幫助？
父親：那個沒有，我沒有問，加上她又是個女孩。
玲玲的父親說，在這種事情上，父親和女兒也不好溝通，他覺得他所能做的就是報案、嚴懲兇手。
記者：您有沒有意識到這時候您的女兒非常需要一種愛心，需要一種幫助。
父親：那個事情我最后就沒有參與了，報案到出事兒玲玲都在她那兒，實際上都是在她母親那兒。我并不是推卸責任，你知道吧。
記者：那你母親知道以后，都怎么跟你說的？
玲玲：我媽就是，也當這件事兒沒發生過
記者：有沒有跟你談過心，幫助你分析一下。
玲玲：我媽只是叫我以后好好的，把這事忘了，不要再想了。
記者：你當時心里怎么想的？
玲玲：心里好恨那兩個人，非常的恨他們。
雖然傷害玲玲的那兩個人，事后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是，周圍的親人都沒有意識到對玲玲的心靈傷害有多深，忽略了這個事情對她的影響。玲玲說，那段時間里她完全生活在恐懼中，她不知道該怎么辦，她的心理處于崩潰的邊緣。我記得我上中學時，我們班上就有一位女生，被社會上的人打了以后，就從此患上了憂郁恐懼癥，再也沒有給同學們說過一句話。對于玲玲來說，在這個心靈最脆弱的時候，她最需要的是社會、家庭尤其是父母的疏導和安慰，可遺憾的是，她最親的親人也沒有一個人這么做，從此，玲玲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內心的變化，沒有得到及時的引導，使玲玲在錯誤的軌道上越滑越遠。她開始崇拜所謂“大姐大”模樣的人。
玲玲：我就希望自己混得好好的，然后到那兒去說一句話都算，就是后面好多人為自己撐著。
2005年3月的一天晚上，玲玲突然接到一個小姐妹打來的電話。
玲玲：巧巧打我電話說，她說看到以前有個仇人，叫我一起幫她打那個仇人，然后我們就把她拽下去，拽下去之后我們把她帶到那個旅社。
徐某：她說今天不能就跟被打女孩這樣算了，就叫我們直接去跟被打女孩發生性關系。
悲劇就這樣發生了，由于受傷害的女孩沒有報警，玲玲一幫人更加膽大妄為，10天后，玲玲一伙人又采取同樣的手段，對另外一個女孩進行了性侵犯。
記者：為什么非用這種手段？
玲玲：報復心理吧，覺得當時人家是這樣害我的，我現在也要用這種方法害人。
幾個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在短短的10天時間里，就連續參與、制造了兩起嚴重的惡性案件，很多人都不敢相信這是一伙少年所為，可是人們在震驚之余，又不得不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齡化問題。據廣東省的一份調查表明，從1998年到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平均下降了兩歲，由17.6歲下降為15.7歲，他們在14歲至16歲第一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占81.6%，出現“危險的14歲”現象。
同樣，這樣的事情還發生在浙江省，2005年1月17日晚上，浙江省的一名高中生剛剛走出家門口，一伙人二話不說就沖了上去，將高中生打成輕傷，警方調查發現，打人的一伙人是高中生的同班同學，案發原因很簡單，就因為同學之間爭吵時，高中生還了嘴，于是那幾個同學懷恨在心，故意報復，事后，參與打人的幾名同學都以故意傷害罪被判了刑。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河南省，一個上初中的男孩在下課時，發瘋似的將一位同學打傷，起因也非常簡單，就因為打人的男孩過于肥胖，被同學拿來開玩笑，一氣之下，男孩打傷了侮辱他的同學，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處罰。
14歲本該是如花的年齡，而玲玲卻不得不面臨公訴機關的起訴，就在法院開庭審理期間，玲玲給法官寫了一封信：我對不起爸爸，對不起媽媽，對不起那位女孩。叔叔、阿姨請您們看在我年幼無知的份上，請給我寬大處理，給我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早日回到父母親身邊。
接到玲玲的來信后，負責審理案子的法官十分重視，盡可能多地了解玲玲的成長經歷、家庭情況。
法官王成濤：跟她父親聯系，都很難見到她父親，有時候要通知好幾次，才能找到他。
法官朱曉霞：我們召集了他們的法定代理人，就是孩子的父母還有近親屬，就是對他們，也可以說進行了教育，我就很明確給他們講，你們是有很大責任的，作為父母，你們老是強調工作們啊，這個那個，小孩子不聽話。但是小孩為什么不聽話，你們可找到原因了？
法官張小紅：他不是把孩子當成一種，我們現在提倡的教育孩子，就我們作為一般的家長來說，都是要平等啊，要溝通啊，甚至提倡跟孩子做朋友，但這些家長肯定是沒有做到這一步，
孩子就作為一個私有財產。而且，就是我是父親，你是孩子，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他認為借父親這種或者家長這種權威，就可以讓孩子聽他的。這就是教育問題。
三個少年犯被判刑
2006年2月15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了終審判決：玲玲在兩起案件中起指使協做作用，她和同伙犯強奸罪，玲玲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其余四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五至十二年。
未成年犯管教所政委呂永祥：讓他們在希望中改造，主要是教他們怎么做人，怎么學法守紀，把刑期當學期，將來回歸社會，對社會，對家庭做一個有用之人。
玲玲：希望下面的一些青少年們不要像我這樣，因為一時的好玩兒，糟蹋了自己，害了自己，更害了別人。
心理專家告訴我，一般來說，13、14歲的孩子，心智還不成熟，又處于叛逆期，很容易受到傷害也容易沖動。有時候，在成年人看來很小的事情，到孩子們那里卻成了天大的事情，因為對孩子來說，心靈的傷害往往大于身體受到的傷害，這是成年人無法想像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實上，無論孩子受到的傷害是大還是小，他們最需要的都是家長、親人的安慰和心理疏導，他們不僅需要一個可以療傷的“家”，更需要可以傾訴的人，如果我們大人在孩子最關鍵的時候，多從孩子的角度想想，再拉他一把，也許類似玲玲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據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青少年犯罪總數已占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歲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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