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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懷厄特是一名英國早產兒。由于比預產期提早3個月降生，夏洛特出生時重量只有1磅（約0．45公斤），大腦和肺部也存在嚴重損傷。夏洛特如今已經3歲了，弱小的生命全靠醫療手段維持，嚴重殘疾的她無法像同齡人那樣享受金色童年。
鑒于夏洛特的情況，醫生曾建議放棄治療，但她的父母卻要堅持下去。
在英國，夏洛特的狀況并非個例。英國一家醫學院近日發起倡議，號召全社會對是否該為患有嚴重疾病的新生兒實施安樂死進行廣泛討論。
選擇：生，還是死？
世界各國目前對安樂死的類型、標準等問題都沒有明確統一的界定。不過，大體來說，安樂死可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前者是指醫生為了解除病重、病危患者的痛苦，而采取一定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后者是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醫療措施。
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近日提出了一份由倫理學專業主任蘇珊·比利簽署的提議。這項提議指出，應該考慮對那些身患重病、僅僅依靠先進醫學技術維持生命的新生兒實施安樂死，因為這樣做對患兒的家庭有利，可以減輕家長感情和經濟上的沉重負擔。
提議還希望有關部門就停止醫療救護以及實施積極安樂死“進行更為大膽的思考”，因為“他們拓寬了如何應對重病患兒的可選擇余地”。
不過，這份提議中沒有指明在何種情況下可為嬰兒實施安樂死。但在荷蘭，脊柱裂等一些無法治愈但不會馬上危及生命的嚴重疾病都被列為可以實施安樂死的條件范疇。
此外，提議還包括，在健康狀況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可以左右對嬰兒實施安樂死的決定。這些因素包括嬰兒的父母或者其他撫養者是否愿意繼續撫養患病嬰兒，以及這些嬰兒是否具備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潛能，哪怕貢獻微乎其微。
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已將這項提議提交給了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學委員會，后者正在組織針對患有先天性疾病新生兒的生命倫理學調查。皇家婦產科學院建議將是否對患兒實施安樂死納入這項調查。盡管提議沒有正式要求立即實施嬰兒安樂死，但學院希望在全社會范圍內發起就這一問題的廣泛討論。
正方：業內醫生贊同
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提出的嬰兒安樂死盡管引發了多方爭議，但這一提議一經提出就得到了不少業內醫生的贊同。
人類遺傳學專家喬伊·德爾漢提直言不諱地贊同對重病嬰兒實施安樂死。“我會支持這個提議。”德爾漢提說，“因為我認為讓那些在今后數月甚至數年里必須忍受嚴重病痛的患兒生存下來更加不道德。”
醫學倫理雜志編輯理查德·尼科爾森也表示，考慮到那些嚴重患病嬰兒所承受的痛苦，他不會對嬰兒安樂死持否定態度。上世紀70年代，還是一名年輕醫生的尼科爾森就曾同意讓兩名病入膏肓的新生兒快些離開人世。
英國政府人類基因委員會成員、曼徹斯特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約翰·哈里斯同樣表達了他對嬰兒安樂死的贊同。他認為，如果胎兒被發現患有嚴重疾病，英國法律允許終止妊娠進行人工流產。為患病的新生兒實施安樂死實際上與此道理相同。
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的提議不但受到不少醫生的贊同，一些患兒家長也認為安樂死是減少嬰兒痛苦的一種選擇。埃德娜·肯尼迪住在泰恩河畔紐卡斯爾，她的兒子患有先天性皮膚病———大皰性表皮松懈癥。“如果孩子承受巨大痛苦，那么這（安樂死）也不失為母親的一種選擇。”肯尼迪說。
反方：違背醫學倫理
盡管贊同之聲不少，為重病嬰兒實施安樂死的提議同時也遭到了一些資深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把人為死亡引入醫學范疇有悖醫學倫理。
新生兒醫學專家約翰·懷厄特尖銳指出：“人為死亡不在醫學范疇。”他說：“大多數醫生和健康專家們認為，一旦在臨床實踐中引入人為死亡，醫學的本旨就被改變了。它將變成主觀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
懷厄特說，如果一名醫生可以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醫學就變成了一種社會工程學。而這種社會工程學的目的就是社會利益最大化，同時縮短那些“沒有價值的生命”。
工黨成員吉姆·多兵甚至把嬰兒安樂死與二戰時期納粹實施的優生學相比較。“這（嬰兒安樂死）讓我覺得只有那些最好的人才能被接受，而殘疾人則可能遭到遺棄。”
高路（新華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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