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的時間里，龔清民瘦了20斤，只有不到90斤重了。他臉上的皺紋怎么也不像一個44歲男人應有的痕跡。這些變化發生在去年12月1日他16歲的女兒小麗(化名)失蹤后。
當天，小麗出門后再也沒有出現。此前，在歌廳工作的小麗曾為要和一50多歲的男人同居與父母鬧翻。她出走時沒有征兆，之后又更換了手機號碼，與家人失去了聯系。
為了尋找女兒，龔清民想盡了辦法，但沒有結果。近日，他寫信向本報求助，希望找回迷途中的女兒。
新年伊始的求助信
元月3日，一封尋人的求助信寄到本報編輯部。
寫信的人叫龔清民。他在信中說，女兒小麗因為工作問題和父母鬧翻，不想和他們一起住了，于去年12月1日離家出走。
信中說，小麗出走時沒有帶任何衣物，只有一個小書包。出走后，她更換了手機號碼，沒有給父母留口信，家里人誰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龔清民夫婦為了找女兒，都暫時放棄了工作。他們翻出小麗的通訊錄，一個一個電話號碼打過去，希望能夠找到女兒的下落。有人說小麗正在歌廳工作，不想再回家，和歌廳的“姐妹們”住在一起。
無奈之下，龔清民到海淀東升派出所報警，但他也不知道小麗到哪家歌廳去工作了，也沒有跡象證明小麗遭遇暴力事件。警方只能通過網絡進行尋人，并沒有什么進展。
在信的結尾，龔清民寫道：“萬家新年歡樂，獨有我家父母悲傷流淚。”地下室內的一家人
龔清民是安徽亳州人，來北京近10年了，一直在小飯館里做 廚師。他在北京的家，是位于海淀區二里莊小區的一間地下室。
1月10日，記者找到龔家。這間8平方米的地下室內，家具只有兩張床、一個柜子。一臺14寸電視和一個電飯煲是他們全部的電器。
龔清民的妻子坐在床上，拿出女兒小麗的書包，一邊給記者看小麗的照片，一邊哭泣。她指著墻上掛著的衣服說，小麗走時，大部分衣服都落在家了，也不知現在穿得暖不暖。
龔清民說，去年春節過后，他和妻子回老家探親。他的女兒小麗已經16歲了，上過初中二年級后就輟學在家。他們夫婦就把女兒帶到了北京。
當時，他在一家“成都小吃”當廚師，女兒小麗就在小吃店里做服務員。他說自己老早就出來打工，和女兒長年不在一起生活，現在女兒大了，可以到北京來打工了，“一家人也算團圓，條件艱苦一點但他也知足了”。
歌廳陪唱的打工妹
可是事情的發展并不如龔清民所愿。
16歲的小麗并不喜歡小吃店內枯燥的服務員工作，常向父母抱怨。她在小吃店內工作了近半年，去年7月，在朋友的介紹下，她轉到一家名為“福滿天”的休閑廣場工作，給人做足療保健。
“我心里是不想讓孩子做這工作的。”龔清民說，他覺得在餐廳里面打工還算份正式工作，跑到休閑中心去給人家做足療，他擔心女兒太小，很容易被別人帶壞了。
他的擔心很快成了現實，小麗在“福滿天”工作了兩個多月后離開。
她去海淀雙泉堡一帶的歌廳工作了。時值秋收，龔清民回了老家。當他聽到女兒去歌廳工作后，立刻趕回了北京。
“我當時態度很強硬，跟她說絕對不許去歌廳工作。”龔清民說到這里很激動，“誰知她竟然和我對著罵，還說要和我斷絕父女關系。”
此后，龔清民一度試圖把女兒鎖在家里，不讓她出門。可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他們父女之間的關系也降到冰點。
“現在要是她肯回來，就是斷絕了父女關系我也認了，好歹能讓她媽高興點啊！”龔清民說，女兒去歌廳工作，每天白天在家睡覺，晚上去上班。雙泉堡一帶的歌廳服務員基本都是男的，女孩子進去工作就是陪人家喝酒唱歌。他說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小麗當服務員一個月賺700元，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生活，這點錢足夠了，“一個小姑娘為什么想要到那種場所去工作？”
去年11月底，小麗提出要從家里搬出去住，準備和一個北京的50多歲的男人一起住。“她說那個男的還有倆孩子，這種事我們兩口子堅決不同意。”令他意外的是，這次女兒并沒有和他起爭執。
12月1日上午10點，龔清民在小吃店內上班，他的妻子在家。女兒小麗和媽媽說了聲“我出去一趟”，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就離開了家門。自此之后，龔清民夫婦再也沒有女兒的消息了。
尋找失蹤女兒的父母
小麗出走后，龔清民夫婦停下了工作，一門心思找女兒。小麗沒有說過她在哪家歌廳工作，龔清民就翻出女兒的通訊錄，逐個地撥上面的號碼，反饋回來的信息和他知道的一樣，小麗在雙泉堡一帶的歌廳里上班，但不知道是哪家歌廳。
記者找到小麗工作過的“福滿天”休閑中心。這里主要提供保健按摩服務。“福滿天”的工作人員說，小麗在去年7月的時候在店里工作了。做了兩個多月后，和店里一個叫小月(化名)的女孩一起離開了。
龔清民說，小麗是經過小月介紹才到“福滿天”去工作的。小麗出走后，他多次給打電話給小月，但小月也不知道小麗去哪里了。
記者和小月通過一次電話。她說，她和小麗關系不錯，曾在“福滿天”一起工作，之后一起辭職，但小麗去歌廳工作后，她們就失去了聯系。
“聽說去歌廳也是你介紹她去的，她在哪個歌廳？”記者問小月。
“你有病啊！去歌廳還用人介紹嗎？自己過去就干唄。我不是跟她爸說過么，別再給我打電話了！”小月生氣地掛斷了電話。
出臺走穴的陪唱女
龔清民所說的歌廳集中在八達嶺高速上清橋到北沙灘橋輔路的西側。記者帶著小麗的照片，到歌廳里尋找小麗。
兩天的時間里，記者找了10多家歌廳。有3家歌廳的服務生說見過照片中小麗。一名服務生說，小麗看著眼熟，應該來他們店做過陪唱，但最近沒有來過了。
另一名叫“賓子”的 黑車司機說，小麗肯定坐過他的車，他就在這邊的歌廳門口趴活兒，每天晚上都要拉散場的陪唱小姐們回家。他說小麗好像沒有固定的場子，附近的歌廳多，有些小姐就是走穴，沒有固定的地方。
龔清民也到這些歌廳來找過女兒，同樣沒有任何結果。為了找這個16歲的女兒，他已經花了2000多塊錢，手機也賣掉了。他還有一個兒子在老家讀6年級，家中父母也需要人來養活。
給本報寄來求助信后，龔清民在一家小飯館找到了廚師的工作，“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一直找下去，希望女兒能早點回家”。
專家說法:“她可能認為這是一條實現獨立的路”
16歲的小麗還未成年，是什么心理導致她寧做歌女也不愿在餐館打工呢？
北京博愛心理咨詢中心的專家孫欲曉博士說，小麗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后，必然在物質上接觸到太多的誘惑，而現實生活的艱苦條件又會使她心理出現巨大的反差。她在從餐廳到休閑中心再到歌廳工作的擇業軌跡，正說明她一直在尋找釋放壓力的環境，“她可能認為這是一條可以通過她自我努力實現獨立的路”。
在孫欲曉看來，小麗出現的這種心理問題不是個例。城市內的外來打工者常年在外，沒有時間和在老家的子女交流。這些“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缺少家庭的溫暖，進城后出現的心理問題又得不到家長的指導，就有可能在人生選擇上走上極端。[京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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