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母親”須得到關愛
來源：三農在線 2010-01-08
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是“母愛”。然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在農村出現了一個無奈的特殊群體：“留守婦女”，更確切地應該稱“孕育生命”的“留守母親”。她們既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又忍受著兩地分居的煎熬；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養子女，也就是說農村“留守老小”的贍養和撫養，要靠這些善良脆弱的“留守婦女”一肩扛起。她們從過去的配角變成主角，由傳統家庭中的“半邊天”變成了現在家庭中的“頂梁柱”。人們常頌揚“留守婦女”吃苦耐勞的品質，卻忽視了對這些農村“留守母親”的關愛。
據調查統計，“留守婦女”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在全國達4000-5000萬之多，有近七成的留守婦女在家照顧未成年子女和公婆，她們挑起了本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家庭重擔。多重角色的扮演加重了這個特殊人群的生產生活和生理心理的負擔，勞動強度大、精神負擔重、缺乏安全感，真是壓得“留守婦女”透不過氣來。
首先是勞動強度增大，精神負擔加重。一方面，男人外出打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幾乎都壓在了留守婦女肩上。無論啥事都得一個人去扛，繁重的勞動，使許多留守婦女體力透支健康受損。另一方面，男人外出了，贍養老人，養育孩子，洗衣做飯，喂雞養牛等繁瑣的家務事也全靠她們去料理。由于丈夫長年不在身邊，感到孤獨、空虛、焦慮、壓抑和無助。生活中缺少關愛，感情上出現空缺，飽受相思之苦。家里冷冷清清，嗅不到一點男人的味，一年很少有性生活，過日子像“守活寡”。
其次是人身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維權意識差。一方面農村個別男性無所事事，把目光盯在留守婦女身上，用不健康的言語和動作對其進行性騷擾，再加上農村是熟人社會，家族勢力強大，處于弱勢地位的“留守婦女”，其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難以維權。有調查顯示，農村性侵害案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婦女”。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留守村婦丈夫外出的機會，盜竊其家庭的財產。大多數留守婦女對“權益侵害”不能很好地保護，村級組織以及其他社會力量還未能形成留守婦女有力的社會支持網絡。
第三是夫妻交流少，婚姻關系脆化。留守婦女與丈夫主要的溝通方式是打電話。空間距離的擴大阻礙了夫妻情感的交流，導致感情危機，久而久之婚姻難以維系。近幾年來自基層的報告也顯示，農村離婚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為外出務工農民，發生于該群體的離婚案件通常占到當地離婚案件的60％到80％。
通過調查分析，造成這一社會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政策制度上看，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志的城鄉分割制度的阻隔。農民工工作環境艱苦，生活條件極差,大多數人不可能攜帶家屬去城市里生活；另外，在社會權利方面，這些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待遇，被排斥在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之外，客觀條件使得他們的妻子只能留守在農村。
其次從思想觀念上看，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影響。女性定位于以家庭為重心的、處于輔佐和服從地位的角色。結婚以后很少注重自身的進步和發展，經濟上和精神上都依附于男方，沒有經濟地位，靠丈夫給錢過日子。于是，寧可什么都忍受，寧可當保姆，也不離開男方，由于部分婦女的不思進取，再加上夫妻長期分居，感情會隨著雙方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差距逐步發生變化，直接影響到婚姻家庭。
第三從現實情況看，一方面是城市就業市場對男性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女性，使留守婦女很難在城市就業市場中尋找到合適的崗位，面對勞動力市場對工人技術的要求，留守婦女更多時候處在就業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是農村現實生活需要她們留守家中照顧老人、撫育孩子、照料農業生產，這使得她們處于既向往外出打工又自我回避的矛盾心態。
面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留守”
問題，政府更多考慮了農民工流入保障問題。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出臺了很多可以操作的政策法規，還“留守婦女”一個相對的公平的生存空間，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戶籍制度屏障羈絆再次露出解禁曙光，更顯中央對“留守”問題的高瞻遠矚。筆者通過對“留守婦女”的深入調查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是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完善勞動法律政策。一是加強對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調查研究，掌握農村留守婦女的現狀，把農村留守婦女工作納入各級黨委政府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和工作計劃之中，盡快制定有利于農民工進城就業發展的政策，降低農民工和家屬進入城市和在城市居住、就學等經濟成本。二要加快經濟發展，在農民工輸出地，增加農民本地就業機會，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外出務工農民回鄉創業，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民工輸入地，制定有利于農民工進城發展的政策，鼓勵農民舉家進城發展，如在住房、子女入學等方面實行農民與城鎮居民平等待遇等。三是建議完善《勞動法》的相關規定,逐步推行農民工帶薪休假制度，給農民工公平的待遇、人性的關懷。積極協調各有關部門為留守婦女提供服務和幫助，同時要在家庭暴力、婚外情等道德層面上制定措施加以嚴格約束。
其次是整合社會教育培訓資源，提升留守婦女素質。各級要進一步加大對堅守在農村的勞動力特別是留守婦女的培訓力度，將此類培訓納入各部門教育培訓計劃，重點培養一批“留守婦女帶頭人”，為留守婦女領路。涉農部門努力提高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減輕留守婦女的農業生產勞動強度；文化等部門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豐富留守婦女的業余文化生活等；司法部門為留守婦女提供各種法律服務，維護留守婦女的合法權益；醫療衛生部門建立對留守婦女的健康支持系統，關愛留守婦女的身心健康。
第三是“留守婦女”期待更多人文關愛。由于農村“留守婦女”精神文化生活比較匱乏，在一些農村，“留守婦女”們常常因為空虛而從事賭博、迷信等活動。農村“留守婦女”，文化活動缺乏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保障新一代農村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提高她們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豐富“留守婦女”的文化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更為重要。農村“留守婦女”這個龐大群體普遍存在情感生活的難言之隱，其實是以另類方式提醒現代社會，只有社會給她們以足夠的人文關愛，只有以制度形式保障這個弱勢群體共享發展成果，才能真正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才能真正全面實現社會的和諧。
作者： 周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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