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百年婦女改變了什么
來源：農村女雜志 2010年02月26日09:51
社會改變著婦女，婦女改變著社會，在紀念“三八”百年的日子里，我們不僅要看到已經的改變，更要看到那些需要改變的現狀。
一百年前的3月8日（1908），美國紐約市上萬名紡織業、服裝業的勞動婦女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獲得選舉權，她們的口號是“面包加玫瑰”，面包代表經濟保障，玫瑰代表有質量的生活。一百年后的今天（2009年12月16日－18日），我們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家政工體面勞動和促進就業”國際研討會。會上，家政工唐琴代表全國2000萬家政工發出聲音：“家政工是一個工種，是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應該得到平等的權利和尊重”，她呼吁“為家政工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技能培訓；讓家政工享受勞動者應該享受的醫療和養老基本社會保障”。
一百年前的那次游行，直接導致了兩年后（1910）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上，與會者一致通過大會主席蔡特金的建議，將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以紀念美國女工的示威游行，并向全世界的勞動婦女致敬；一百年后的這次會議也產出一個重要成果：關于家政工體面勞動的政策建議通過媒體得到廣泛傳播，此建議擬提交給今年6月即將召開的國際勞工大會，力促對家政工權益保護的國際公約盡快出臺。
從1910到2010，正好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百年其實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世界婦女來說，百年卻經歷了巨變。
從政治上講，婦女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世界各國涌現出的婦女領袖不勝枚舉；從經濟上講，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獲得經濟獨立，叱咤風云的女企業家也不乏其人；從文化上講，婦女接受教育，開啟心智，走出混沌和愚昧，成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如果把這些改變濃縮進一個家庭，你就可以更直觀地看到幾代女人的百年變遷。從裹著小腳的奶奶姥姥，到解放了腳的母親一代，從伴隨新中國成長的“老三屆”，到改革開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以及農民工新生代，真可謂社會改變著婦女，婦女改變著社會。但在紀念“三八”百年的日子里，我們不僅要看到已經的改變，更要看到那些需要改變的現狀。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中國婦女報》的“婚姻與家庭”專版組織過一次大討論，起因也是“三八”節。每年的“三八”前后，編輯部收到的稿件都會大增。因為我是“婚姻與家庭”版主編，所以分到案頭的稿件絕大多數都是表彰好媳婦、好妻子、好母親的，內容大多是婦女姐妹如何犧牲個人幸福，為家庭、為公婆、為丈夫、為孩子無私奉獻的“感人事跡”。讀著這一篇篇對女人大加褒獎的稿件，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封建社會的貞節牌坊。盡管當時我們已走進20世紀80年代，但對婦女的價值評判標準仍停留在傳統觀念里。
紀念“三八”是為了讓婦女獲得更多權利，而不是讓更多婦女束縛在家庭，因此，我認為借思想解放的東風，有必要在報紙上展開一場討論。在征得領導同意之后，“是精神文明還是封建愚昧”大討論登上了《中國婦女報》的大雅之堂。討論持續了6個多月，收到上千篇來稿，海內外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婦女界、輿論界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有篇來稿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題目是—“抬頭看金匾一片，低頭看淚水漣漣”。說的是一位農村婦女為照顧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一家子人，生活得慘不忍睹。因為不離不棄的堅守，她多次獲得了表彰，墻上掛滿了獎狀。當作者對這個典型采訪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身陷困境中的婦女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幫助，而不是花環和桂冠。
20多年過去了，農村婦女的人生觀、婚姻觀、生育觀是不是有了新的變化？去年底，為執行項目，我到北方一個村莊搞調研，從與婦女們的交談中得知，大家評價女人的標準基本沒變。“男主外女主內”“相夫教子”“賢妻良母”，仍是婦女們追求的生活目標，對女人應不應該干一番事業和婦女應不應該參政這樣的話題，大家不是擺手就是搖頭。
某大學一位女生部長曾對媒體宣稱：“我們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女生培養成為未來的賢妻良母”。另一位外語系的女生說得更為明白：“為丈夫補襪子的妻子，她的價值決不亞于一個女總統！”還有位女作家公開揚言：“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次投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這樣的奇談怪論也竟成為白領女性的時尚話題。
當你了解這一切的時候，你就不難理解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為什么如此之高，中國婦女參政的比例為什么如此之低！改變人心和傳統比改變法律和政策更難！
紀念“三八”，讓我們不要忘記百年前那些高喊著“面包加玫瑰”口號勇敢前行的女工們，她們的抗爭換來了我們婦女今天的權利。因此，當我們享受半天假期，或領到一條毛巾一塊肥皂的時候，不要忘記“三八”婦女節的精神所在。除此之外，讓我們也記住一個常識：對聯合國而言，把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是從1975年開始的，它的全稱是“聯合國婦女權益和國際和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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