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農民工住房補貼與消費券的區別
2010-04-26 10:43:12 來源: 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成都)
農民工可以拿著住房補貼，到市場上進行自由選擇。這其實是一種公共服務產品的市場化問題。
付克友 （成都商報評論員）
發放住房補貼，意味著農民工就只能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費。那么，憑什么認為對每位農民工來說，住房都是當務之急，從而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費能帶來最大化的個人效用？
經濟學家茅于軾(博客)先生近日提出“給每位農民工每年發放一萬元住房補貼”，受到諸多質疑。他隨后做出澄清表示，去年很多人贊成給百姓發消費券，而很多國家和地區也這么做了，給農民工發放住房補貼是參考這一做法。
給農民工發放住房補貼，真的等同于發放消費券嗎？
的確，在金融危機席卷之下，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給公民發放等額“紅包”，來作為拉動內需的一種方式。之所以人人等額發放，是因為這種國家或地區的財政富余分紅，要體現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則。發放“紅包”本身不能作為一種“殺富濟貧”的政策調節手段，因此并沒有剝奪富人拿“紅包”的權利。當然，即使是等額“紅包”，對于窮人和富人的財富增加效應也是不一樣的，實際上在一定程度縮小了貧富的相對差距。
當“紅包”以“消費券”的名義發放，就意味著只有當公民進行消費，才能兌現紅包。這樣拉動消費需求的效果更加明顯。我國也有很多城市，把對一些特殊困難群體的財政補貼，用“消費券”的形式發放。但是，像茅于軾建議的那樣，給農民工只發放住房方面的補貼，離“消費券”的本義就太過遙遠。
茅于軾認為，中國的收入差距最大來自城鄉差別，所以“光給農民（工）發是有道理的”。他在這里放棄政治學上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想追求經濟學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原則。按照經濟學“邊際效用”原理，一塊錢對于窮人的效用，與對于富人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給農民工發補貼，能夠獲取更大化的社會福利。同時，窮人的消費傾向比起有錢人更高，拿到補貼后，用于消費的比例更大，因此更有利于拉動消費需求。但是給農民工發放住房方面的補貼，并不能如茅于軾所愿那樣帶來經濟學上的福利最大化效應。
很簡單，因為發放住房補貼，意味著農民工就只能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費。那么，憑什么認為對每位農民工來說，住房都是當務之急，從而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費能帶來最大化的個人效用？顯然，對有的農民工來說，這個補貼也許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費更有效用和價值。而“消費券”本身意味著可以自由選擇，并沒有指定消費品種。這種自由選擇，使消費者邊際效用最大化，并能促進市場競爭，從而增進社會福利。即使是家電下鄉的各種財政補貼，雖然限于家電領域，但也給予了農民各種產品選擇的自由。但是，農民工住房補貼，實際上剝奪了選擇自由，冠以“消費券”名不副實。
茅于軾還解釋說，建議給農民工發放住房補貼，是認為國家的住房福利，應該集中針對社會最底層人群，即農民工應該成為享受廉租房的主體，這是有道理的。發放住房補貼，意味著廉租房不只是政府來提供，市場也可以提供。農民工可以拿著住房補貼，到市場上進行自由選擇。這其實是一種公共服務產品的市場化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他所謂給農民工發放住房補貼，應該叫“廉租房券”而不是“消費券”，就像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倡的教育券一樣。但是，如果是“廉租房券”的話，就應該針對所有的可以享受廉租房的群體發放，包括城市的困難人群，而不只是農民工。否則，市場化的意義就大打折扣。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