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宇：趙作海案對于社會的情商教育
法網無情，但在一個向法治轉型的年代，法律關系網今天還是凸顯了往事依依、難以再得的人情味。
公民趙作海，終于被自己的生死冤家趙振晌自動宣告無罪。11年之后，被動成為“被害人”的趙振晌主動出現，輕輕推翻了沉重壓在趙作海身上11年冤獄的如山鐵證，11年來，要在中國找一個活著的被害人，其實不是那樣難；11年前，對一具無名尸身做一個準確的DNA鑒定，也難不過那樣高強度的刑訊逼供。一切簡單的事情，有人往往要弄到極復雜之后才明白意義所在。
“我是無罪釋放”，在趙振晌宣告趙作海無罪之后，莊嚴的法律也宣告了趙作海無罪，接受媒體采訪時，趙作海好幾次把釋放證擺到胸口，指著證說：“你們看，你們看，最高法院，無罪釋放。”
此前數日，趙振晌結束了自我放逐的逃亡生涯——他誤認為殺死了鄰居趙作海，十幾年來以撿破爛為生，不知對方因“殺死”自己獲刑。同是接受媒體采訪，趙振晌聲稱對當年砍趙作海一刀并不后悔，“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教訓他了”，對于事情的結局，他說出了農民式的智慧：“我是農民，我也不知道這個事情到底是咋樣。希望時間長了，大事能變小事。希望他出來了不要傷我。”他最后的希望是：“我就希望能治治這個病，公家能給我點醫療費，有點救濟有點醫保。我年齡這么大了，也沒房子，也沒孩子，誰也指望不上。”趙振晌之所以主動回到故鄉，就是害怕病倒（偏癱）再也站不起來，所以“趁著能動趕緊回家”。
一切看來，是兩個男人的私人恩怨，就如趙振晌進行的人生總結：“我們倆都受罪了，都有損失。這樣理解，他也有錯，我也有錯。兩個人和好不容易，如果他愿意，我也愿意。”應該說，趙振晌對趙作海的情商教育是成功的，十幾年前的趙作海“脾氣暴躁，動不動就和人吵架打架”，現在，“公家的人來慰問他，他會恭恭敬敬地站起來，手貼著褲縫，鞠一個躬，90度”，談到冤，他說：“冤有什么辦法？墻倒一路都歪。”談到申訴，他說：“我還想，如果申訴出去了，弄不好人家再打我咋辦。”
一個農民，把一生的情商總結為：“道歉不道歉的無所謂了，打罷了再道歉，也沒有啥意思，你原來的疼也不能揭下來”；一個公民，把一生的權利總結為：“（追究相關刑訊逼供責任人）那是公家的事情。國家說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說不行，也沒用。我以前還是個勞改犯呢。”應當承認，趙作海有相當的智慧，或者說是一個農民全部辛酸的經驗，原本指望“減刑回家”的他能有現在已是奢侈，與“治病回家”的趙振晌一樣，他們對“公家”與制度都充滿信任。
在私人恩怨之上，“公家”也受到良好的情商教育，除了相關責任人十數年來大多升遷之外，趙作海出獄之后，“先是鄉里書記帶來1000塊錢；然后是商丘中院一位副院長遞上包著5000元的信封，并鞠躬致歉；最后是商丘政法委書記率領中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一道前來，送上1萬元慰問金”。與十幾年前的刑訊逼供相比，與2002年8、9月間商丘市政法委組織專題研究會認為此案具備起訴條件相比，在制度之外，“公家”的人情味何其濃烈不言自喻。制度其實也是需要教育的，但如果僅僅是人情味的教育，那么十數年前制度表現出的不尊重權利、不尊重法律的缺陷，如今依然情何以堪——再多的人情味，也只是心理的彌補，用心理的撫慰來彌補制度的理性，這是最大的愚蠢與最大的惡俗殘忍。
不管趙作海是一個怎樣的人，但求“公家”，以后能不能不再“誤會”公民的權利，那種代價實在是太傻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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